中国近代化的关键
近代中国的历史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是很尴尬的，如果不是悲惨的；这让长期接触光荣过去的中国学人在处理中国近代史时显得别扭。映入眼帘的净是内乱外患、割地赔款、天灾人祸、贫穷落後，怵目惊心。於是近代中国的历史呈现的是一个在苦难中挣扎脱出的过程，近代中国史学家的任务则在为这种阵痛提出解释，给那些努力做出评价。
中国近代史的叙述架构因而也就因循着「挫败或刺激──改革」的模式：鸦片战争(挫败，但没有引起显着的改革)──两次英法联军之役(挫败)──自强运动(改革)──中日甲午战争(挫败)──维新运动(改革)──日俄战争(刺激)──立宪运动(改革，但结果是挫败)──革命运动(改革)──一战後日本占领山东，战後巴黎和会加以承认(挫败)──五四运动(改革)。五四以後，中国学人已经完全沉浸在失败的气氛当中，自是不必有人「提醒」中国的落後，中国的落後成为学人论战的基本假定。
鸦片战争中英海战图。图片来源
改革的面向也随着挫败的日益深重而改变。鸦片战争时几乎是毫无痛痒；两次英法联军之役後开始注意到轮船火枪等等物质文明的不及西方，展开了自强运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东邻日本的成功经验又将改革的向度转到政治制度上。民国成立以来内忧外患的日益严峻，仅仅政治制度的改革已经不能满足革命家的胃口，於是五四运动、新生活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总而言之，改革的矛头直指社会最深层的文化内涵上。
史家在批判这一连串一山胜似一山，起於毫末、终於排山倒海而来的改革以及其失败，有一个据以衡量的标准：「现代性」。物质文明也好、政治制度也好、文化内涵也好，总因为改革的面向仅及於一面，距离完全的「现代」当然也就有股差距。这当中针对文化内涵的改革大概是所有改革中最成功的；一个民族除去了文化还剩下什麽？从後人的角度来看，「现代化」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努力目标；而努力的失败，则肇因於努力的方向不够「现代」。
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个人的集合为团体，集合的集合即组成社会。然而一群人聚在一起就能成为一个团体吗？不能。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还要靠「关系」，即个体之间相互身分的认定；个体和关系犹如网结和网绳一样构成一张网，即社会上的团体。社会关系可以有否宰制性分为两种类：国家、军队、公司等等，团体内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发挥强制性的权力的；而宗教教派、学术学会、体育社团之类的团体，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从属支配性的。不过必须注意的是，这是现代人对社会的分类。此话何解？因为考诸历史，政治团体也可以是部落型态式的松散，宗教团体则常为有纪律的结社；关系无论系何种性质，有时其作用仅止於作为维系的图腾而已。可见支配无有否之分，只是程度大小轻重的问题。
且把近代西欧的政治制度原理拿来和传统中国政治制度原理做个比较。近代西欧民族国家的组成重要概念之一是所谓的主权(sovereignty)，即对於其所属的土地人民，其政府拥有绝对的管辖权。但主权不是一开始就拿在人民手中的──这概念最早出现时是用来为君主专制的统治做注脚的；随後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乃至以後蔓延至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革命，那背後的理论基础都在於把不公平的主权归属给从新分配──无论是还给「应当」拥有主权的殖民地人民、被贵族教会压迫的第三平民阶级、还是被资本家剥削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政治制度的原理中，权力的归属与随後发展出的「权力的分划与制衡」成为其特色；而科层制度，或许说官僚制度，其存在只具有工具性质，只是为了贯彻主权的意志而已。
但这套理论有普世的适用性吗？起码，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设置原理就与西欧大大不同；若西欧的理论主轴是「主权」，中国的理论主轴或可以「名份」相提并论。「名份」大致意涵若运用在政治上，则可由孔子的一席话概括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其手足。」这里不妨将其简化视之，把它看成是「名」与「事」的关系：政府的组成即因事设职(名)，而天子之职即在於授与他人治事的名份；事权既分，尽管官品或有高低，彼此之间实际上是不相统属的。明朝的户部尚书负责的不是指挥他部里的侍郎，而是尚书侍郎各有其职，各专其事；这种形式的政府体现的不是由单一动力源推动的齿轮组，而是各个行星各自按照既定轨道运转的恒星系。皇帝若是不安於「譬如北辰」，干涉其他部门的运行经常是困难的，另外培植私属的情形更为常见──这些私属最後常常替代原本的政府机构，形成「内朝」不断取代「外朝」的历史现象；而短期内皇帝手边最合用的则非宦官莫属。明成祖要下西洋，明神宗要收矿税，派出去的都不是公共的正式政府官员，而是仅能代表皇帝私意的宦侍。
这种不相统属的情况有许多佐证。直接翻阅明代的调兵遣将的奏疏，可以发现指派的单位大小不一，而一个单位的兵员通常仅有数千人，可以少至数十百人；这里暗示着即使有较大的单位和职位，却不能透过这些较高的职位指挥较低的职位。清代甲午战争，外国观察家直呼其为李鸿章个人与日本的战争，也就是说中国实际投入的部队仅包括淮军和北洋舰队；当时广州舰队也曾「意外」与日军交战，战後还要求日本交还应属「中立」的俘获船舰。近代中国政府的积弱不在於没有力量，而在於把力量集中的骨骼与肌肉不够结实。
假如这只是政府的问题那倒还有补救的机会；政府不过是社会整体的成员之一而已，社会当中组织程度更为紧密的团体足以转化其功能并且将原来的政府取代。然而自唐宋以下中国的社会的演进方向上正是阶级消融、平舖散漫，所谓一盘散沙。明朝的灭亡正可做一借镜：李自成和张献忠等流寇、明政府军和东南郑氏的海商势力是南明政府抗清的三个主要势力，而只有郑芝龙郑成功父子被招安的这一脉可以算是社会上自然产生的；流寇则根本是非常态的、正场☆况下不会存在的社会变体；又正规的明朝部队是依靠部队的纪律在维持，其社会组成为世袭的军户、招募的佣兵和流刺的罪犯，社会基础的凝聚力甚低。再说清朝对於这三者的争取也是费尽心机，最後竟只剩明郑这一系在台湾苟延残喘；而除此外社会上更无有组织的抵抗。
民国以来政局的起伏不定体现的正是「社会组织的不断重组，以取代原本政权」的现象。国民党为首的革命组织只能迫使清帝逊位，由地方督抚衍伸而来的地方军阀权力结构实无甚动摇；直到国民党联俄容共、按照俄国模式改组为刚性政党和编组党军，军阀才渐次退出政治舞台。然而无论是共产党抑或国民党，他们权力基础当中的很大部分是与外国共享的──即沿海一带受西方资本主义洗礼、因而可以由西方观念作为号召、以新的关系建立起新社会组织的部分──这些地方的社会组织同时也是西方列强宰制中国的机构，较弱势的国民党在争取的同时也必须不断的与西方帝国主义妥协。毛泽东进行的土地革命则是另辟的蹊径；他组织的是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之前少有人试图组织、帝国主义势力未曾深入控制的乡间农民。以後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股势力真正集结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击败了国民党、不受外国势力的左右且足以与之抗衡；仅仅是小米加步枪。
假如以上的分析是对的，那麽中国为了现代化所进行的改革当中可能有许多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中国没有科学，然而即使中国有了科学，中国也必须要有运用科学家能力的机构；科学作为一个图腾联系一个组织的力量也有限。中国没有民主，可是民主作为一个图腾联系一个组织的力量实际上恐怕还远远不及圣君贤相在普通老百姓心中存念的深厚。中国的工业化程度低，可是工厂组织的经营权在老外资本家手里，工业化程度再高也不是「中国」工业化的程度高。中国有野蛮的吃人礼教的束缚，可是礼教维系的是什麽？是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等等人际关系的联系。现在连这最後一点薄薄的联系都加以破除，中国的社会只会更松散，更没有力量。
在探讨近代中国的衰败时许多学者在根本上的方向就搞错了；中国的衰败的第一个明显象徵的确是鸦片战争，然而造成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那个原因所身处的结构不可能是鸦片战争同时才并发的。那必然要追溯到鸦片战争前一段千数百年的根源当中，而不是单从近代短短不过两百年的光阴就能询出端倪。另外，将中国的落後归因於「现代性」的不足除了表现出这是「现代」人对历史的批判外，根本扭曲了中国近代问题的向度──如上所言，中国缺乏的是强制性的社会关系纽带，而这个纽带与现不现代没有什麽必然的关系；中国在郡县制国家初起的战国时代所孕育出的政治机构统治其人民的能力恐怕要比後代积弱的中国要强得多，而社会阶级的消融与散漫是唐宋以後的事。如果把问题全用「现代化」的视角去检视，岂不把与现代性无涉的可能原因想都没想就屏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