饲猫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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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07)2月28日，台南关庙蜂炮活动前夕，文化局的替代役们(也就是我也包括在内)全数都抓夫去支援活动。当天上午是在八角楼搬迁以前整修过後留下来的木板碎片水泥块，下午则是发了一根钢筋挖洞插竹竿挂鞭炮(还是去搬蜂炮炮台？我忘了)──这种工作搞不好一辈子只会做到一次，也算难得。不过本文主角初出场的舞台是早场。
正当一群乌合之众缩手缩脚(闪避落尘扬尘以及那些碎块上的灰尘，手指头夹着重物的同时犹豫着要不要强忍摀住鼻子的冲动)的撵着那些常人眼中的厚重破烂(实际上在我眼中也是，除非我以晓得那是拆掉的「古蹟」的一部分)，从一间看起来像废弃建筑的贮藏间搬到同一栋废弃建筑的贮藏间，东西将搬得罄尽时，赫然发现一只黑色的小猫在破烂的夹缝中吃力的蠕动着──虽然说这里关於那只猫的健康状况也不过是一种揣测。
蜂炮试射，我在枪林弹雨中，後头着地一团光火。下文沉迷於魔兽的同侪於後方逃难时摄。据说当时我吓得连跑都不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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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笑闹着要把猫带回去。後来据网路上的道听涂说，其实这样乱捉是不对的，要看看附近是否有母猫在才能确定那是不是弃猫；而，陌生人的气味留在小猫身上，可能会害母猫误杀自己骨肉。当然，对那只黑色的小猫来说这样的威胁已经没有了，已经被豢养了。
不过那天其实还有另一只虎皮花小猫──我会判断黑的那只营养不良，其实就是因为虎皮花精力充沛的对照组；原本虎皮花才是惨遭毒手(？)的那位，不过虎皮花在我左手指头上留下两个牙洞扬长而去，於是咱们只能柿子挑软的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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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记得二二八的原因，因为有人提议把该猫命名为「二二八」的缘故(不是拿来纪念受难死者啦)；该猫目前有许多名字：Benson (某爱男人和夜店的时髦学长)、跑得快 (沉迷於魔兽世界的同侪A)、阿喵(省吃简用蒐集以新台币千元为单位的高级玩具的同侪B、什麽都不管的管理干部C)。不过日子处久了该猫原形毕露人气大跌，目前陪猫最久只剩饲主我一人尔，而我不叫名字的。一来整个房间就猫一只，绝不会错；二来啊。
二来，我觉得贴标签是一种懒人速读法：这法把许多复杂的事象用几个简单音节拼凑起来的名目轻松写意的带过去了，又方便又有效率(方便就是效率嘛)。不过那有助於我们理解那复杂的事象吗？文化局里常见一页上千字连绵十几页外加印章表格五花八门，看的头都晕了；然而公务员要看的只是特定表格里的几个数字几段字，再来决定怎麽一个罗卜一个坑的处理。很省眼力的。不过此种公文处理机器能怎样贴近民瘼或者实际的问题核心或者随机应变呢？这是所谓的干练。
我不叫猫的名字；我不想很干练的把猫给处理掉，虽然有形无形间照顾猫的一切都趋於公式化。至少我还可以看着猫陪着猫发呆。
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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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猫目前恶名昭彰；因为小时候没管好的缘故(到现在还未满周岁哩；抓回来当天据兽医某所说，约两、三月大。掐指一算至今不过十个月)，逢人便咬，吃人毫不嘴软(还不会吐骨头就是)。目前调教(？说起来我差不多习惯被咬了…)中。此外。
岂只恶名昭彰呢，还臭名昭着呢；不爱乾净啊！一开始的大小便难教，常只见猫嗲声上被窝，然後一阵冷颤，换来一干人等抱猫沙的抱猫沙抱猫的抱猫，就是两样凑不在一块。最後无法，买了个最大尺寸白色置物箱连猫带猫盆猫碗猫沙盒关一整晚，顺便听了一整晚猫嚎，隔日放出，终於养成习惯了──然而至今我都在怀疑某些状况下是不是猫会拉出界外；白色恐怖「教」会了猫东西该拉在哪，但没教会猫沙盒里的东西不能掏出来玩…
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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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承认猫至少会舔自己；不过此种洁身自爱也就只有独善其身的程度。另那好像不足以说服我猫本身够乾净──毕竟十个月以来只洗过三次澡(果然宠物会像饲主啊咦)。最近的一次是因为全身过敏的不得了，不得已把被单枕头床垫能晒的晒能洗的洗，然後才恍然大悟，猫才是尘蟎的主要栖息地啊！
不过猫很讨厌洗澡；这更让麻烦烦上加烦。
洗澡还可以泡沫搓出来以後，拎着莲蓬头到处洒；猫无处逃。洗完以後要拿吹风机吹乾，没那麽远的射程，只好关在房间里，从边边的墙壁插座拉一条延长线置於中心，再插了线通了电拎着吹风机满屋里跑；有相当的运动量哩！诚心推荐给对自己体重的零头很在意的各位男士女士。
略论《孙子》〈谋攻〉篇中四句
略论《孙子》〈谋攻〉篇中四句
《孙子兵法》人人爱谈，以之为自己脚注的畅销商战书便不少；然而许多人所理解的《孙子兵法》完全是脱离现实的打高空，或者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是「没有理解的理解」──大凡描绘一样东西，写得神奇莫测、天机不可泄漏的，其实多半是无可泄漏、故弄玄虚者多；偏生写得家常便饭一般不吸引人的才是真有造诣在里头，炉火纯青乃至见怪不怪的。故弄玄虚可以是一种文学的表现形式，但如果是真的枕头塞稻草、只是玩弄唇舌骗骗那些没有料的，未免就不太道德，有点欺负读者了；当然，前提是写作的人对文辞所指涉的对象有相当的现实感才行──即便是型而上的、抽象的词汇，也应该要有除了辞汇本身的对象才对(虽然，这句话如果能看得懂，那也是基於词汇以外的能力了；光是就这句话来讨探，被用来指「词汇」的「辞汇本身」又是指什麽？果真是道可道非常道了)。
好比说这种东西嘛噗。图片来源
《孙子兵法》能不能用贴近事实、辞有所指的角度来解读？其实我的答案不仅在这问句的反面，而且在我看来这样的解读才有其意义的。就拿〈谋攻〉篇中「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四句来说吧。如果只是泛泛的把「谋」解作「用计」，把「交」解作「交涉」甚至「外交」，那就太泛泛、太好理解以至於不知所云了；真正在前长年作战的老油条，会这样看这几句话吗？请注意「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是接在「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两句前面，而这四句都是写在〈谋攻〉篇之下；盖〈谋攻〉篇谈的整个就是战争已经开始之後的事，而谋攻篇开宗明义就将「全」做为全般指导原则，以「不战而胜」为「善之善者也」。且看真正打过仗的曹操怎麽注这两句：「上兵伐谋」，曹注曰「敌始有谋，伐之易也」；「其次伐交」，注曰「交，将合也」。换言之，在曹操看来，既然孙子以保全我军为最高指导原则，那麽孙子要击败敌人靠的不是交战，而是之後形篇所强调的如何「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因此「谋」、「交」、「兵」、「城」意味着的是从开始到结束一连串军事行动的过程，「伐」则是此中各个节点的安排(因此「谋」指的是战略层面的拟定，「交」指的是会战时间、地点的选择与後勤、兵力的安排，「兵」指的是如何在会战中致胜的问题，孙子强调的是「势」的运用，而「攻城」则是军事行动的终结点，达到了这个点意味着在之前的步骤上采取主动以致胜的企图已彻底失败，是最最糟糕的境地)，而将帅能力好坏的评断，关键就在於哪个节骨眼上对敌人采取主动，并且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弹性(「全」)，以维持对我方最有利的「形」，「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换言之，孙子既然将这四句安排在〈谋攻〉篇，理当将这四句放在该篇的脉络中来理解。
「计」、「交涉」云云的解释也不能说错，但当作望文生义解之可也；在我看来，很多人念书不是用格言的逻辑在看，就是用谈话的逻辑在看，所以一句话有没有道理就只看那句话，一段话有没有道理就只看那段话也是可以理解。但我要不客气的说一句。书可以这样读，不代表写书的人也是用格言或者聊天的逻辑在写；既然这是一本书，把它的字句段落割裂开来尽行解释，就有可能忽略掉写书的人所要呈现的是一个各部之间互相关联的结构，因而错解作者的意思。再者，这种格言式、闲谈式的读书法更要命的是，它很容易被支离破碎之後又整合进读者脑袋里固有的思想背景，但不用说这样背景所诠释出来的那些「格言」当然未必是作者原有的意涵。实际上，除了把握作者的整个文本(text)之外，更好的把握文意的方式其实是亲身的经历，也就是说越是能将作者曾经经历过的环境(但没有被写出来)在自己身上再现，就越能明白体会原作者的整个思想意涵。如曹操注的孙子，就可以说是局内人才有的见解，而透过他的注解，整个文章所指涉的对象也都有了较明确的涵义。所以人家写的兵法是货真价实可以用在战场上的，可不是在写「格言」的逻辑下写来拿来当作权威压人，或者是以闲聊的逻辑写来打嘴炮的。兵法给人这样读，读来只是当权威、当嘴炮，当然不能一当大敌，这样读来的兵法当然也是没用的。
《孙子兵法》人人爱谈，以之为自己脚注的畅销商战书便不少；然而许多人所理解的《孙子兵法》完全是脱离现实的打高空，或者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是「没有理解的理解」──大凡描绘一样东西，写得神奇莫测、天机不可泄漏的，其实多半是无可泄漏、故弄玄虚者多；偏生写得家常便饭一般不吸引人的才是真有造诣在里头，炉火纯青乃至见怪不怪的。故弄玄虚可以是一种文学的表现形式，但如果是真的枕头塞稻草、只是玩弄唇舌骗骗那些没有料的，未免就不太道德，有点欺负读者了；当然，前提是写作的人对文辞所指涉的对象有相当的现实感才行──即便是型而上的、抽象的词汇，也应该要有除了辞汇本身的对象才对(虽然，这句话如果能看得懂，那也是基於词汇以外的能力了；光是就这句话来讨探，被用来指「词汇」的「辞汇本身」又是指什麽？果真是道可道非常道了)。
好比说这种东西嘛噗。图片来源
《孙子兵法》能不能用贴近事实、辞有所指的角度来解读？其实我的答案不仅在这问句的反面，而且在我看来这样的解读才有其意义的。就拿〈谋攻〉篇中「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四句来说吧。如果只是泛泛的把「谋」解作「用计」，把「交」解作「交涉」甚至「外交」，那就太泛泛、太好理解以至於不知所云了；真正在前长年作战的老油条，会这样看这几句话吗？请注意「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是接在「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两句前面，而这四句都是写在〈谋攻〉篇之下；盖〈谋攻〉篇谈的整个就是战争已经开始之後的事，而谋攻篇开宗明义就将「全」做为全般指导原则，以「不战而胜」为「善之善者也」。且看真正打过仗的曹操怎麽注这两句：「上兵伐谋」，曹注曰「敌始有谋，伐之易也」；「其次伐交」，注曰「交，将合也」。换言之，在曹操看来，既然孙子以保全我军为最高指导原则，那麽孙子要击败敌人靠的不是交战，而是之後形篇所强调的如何「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因此「谋」、「交」、「兵」、「城」意味着的是从开始到结束一连串军事行动的过程，「伐」则是此中各个节点的安排(因此「谋」指的是战略层面的拟定，「交」指的是会战时间、地点的选择与後勤、兵力的安排，「兵」指的是如何在会战中致胜的问题，孙子强调的是「势」的运用，而「攻城」则是军事行动的终结点，达到了这个点意味着在之前的步骤上采取主动以致胜的企图已彻底失败，是最最糟糕的境地)，而将帅能力好坏的评断，关键就在於哪个节骨眼上对敌人采取主动，并且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弹性(「全」)，以维持对我方最有利的「形」，「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换言之，孙子既然将这四句安排在〈谋攻〉篇，理当将这四句放在该篇的脉络中来理解。
「计」、「交涉」云云的解释也不能说错，但当作望文生义解之可也；在我看来，很多人念书不是用格言的逻辑在看，就是用谈话的逻辑在看，所以一句话有没有道理就只看那句话，一段话有没有道理就只看那段话也是可以理解。但我要不客气的说一句。书可以这样读，不代表写书的人也是用格言或者聊天的逻辑在写；既然这是一本书，把它的字句段落割裂开来尽行解释，就有可能忽略掉写书的人所要呈现的是一个各部之间互相关联的结构，因而错解作者的意思。再者，这种格言式、闲谈式的读书法更要命的是，它很容易被支离破碎之後又整合进读者脑袋里固有的思想背景，但不用说这样背景所诠释出来的那些「格言」当然未必是作者原有的意涵。实际上，除了把握作者的整个文本(text)之外，更好的把握文意的方式其实是亲身的经历，也就是说越是能将作者曾经经历过的环境(但没有被写出来)在自己身上再现，就越能明白体会原作者的整个思想意涵。如曹操注的孙子，就可以说是局内人才有的见解，而透过他的注解，整个文章所指涉的对象也都有了较明确的涵义。所以人家写的兵法是货真价实可以用在战场上的，可不是在写「格言」的逻辑下写来拿来当作权威压人，或者是以闲聊的逻辑写来打嘴炮的。兵法给人这样读，读来只是当权威、当嘴炮，当然不能一当大敌，这样读来的兵法当然也是没用的。
Goodbye Kitty
Goodbye Ki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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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与「快乐树朋友」(Happy Tree Friends)之类的动画风格没有关系，虽然那我也有在看。这篇纯粹是追念那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被我强而致之(非自愿？)又自力逃脱的黑猫。疑似被猫传染的疥疮到现在还没好，或许这是在提醒我在留下些什麽比较长久的东西前不可以把它忘掉吧。毕竟两个多月以前的事了。
眼中盈盈生芒的本篇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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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月28日那天开始进新家，在8月22日「重获自由」，我与猫计相处百有七十六天；228倒过来即822，冥冥中似有定数。
实情是，8月22日当天晚上我去看了皮肤科确定是疥虫作祟以後，急着接着带着猫去看兽医；因为箱盖没罩上，机车离原地不过一秒，猫倏忽窜入黑暗之中，不知所踪。我一时还反应不过来。
不过从那天以後就没再见面了。
幼时群像；因为是手机拍的，效果较差。由左至右：被棉被夹住露出一双毛茸茸的手和眼珠子(好像大兰多毛蜘蛛)；拍的不太好的灯下近照；站上学长喇叭撒野；装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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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督宗教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从犹太教那继承而来，认所发生的一切为反应上帝旨意的历史观。此观念後来也为伊斯兰教继承；穆罕默德做的更绝，其可兰经不但一字一句皆出於明明白白的神示，其本人且为最後一个先知，给後人无推敲修正的余地。容或如此，伊斯兰教传布较广的仍为逊尼派，除可兰经外也注重诠释经典之作；什叶派之类基本教义派则为少数，今其所流行伊朗一地，在16世纪初Safavid王朝初建之前仍尚非以之主流。
讲那麽多，其实我只是在想猫跑掉这件事背後是不是有什麽意义罢了。或者说我只是想给它一个意义罢了。那些即使已无详细记忆的过去，仅凭几已成为凝固的经验是怎样也挥之不去的，幸好多半也随着年长而曲折的回护起来；但有更多东西沉淀在脑海深处，或许要一点文字、几祯照片才能稍微忆起，然後才足以拼凑出现在这副德性在过去是经过了什麽样的轨迹而至於今。历史研究的走向也有这样一点味道：当代人关心什麽，便回过头去看(研究)他们关心的，Croce所谓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谓也。意义就产生在这份关心中，
但最让我关心的倒还不是猫本身，而是猫走失(？)极难引起我任何情绪上的反应这件事──像妈那样感到如释重负，我也有「好吧至少少了一个麻烦」之感；但这种感觉也未曾到相反的需要「节哀顺变」的地步。无论如何，感情不如想像般那样具体实质；但对情绪感到质疑，以致於要搜索心里「应该」要有的、所设想的感觉时，大概也只是更加疑惑罢了。不可知论就是否定论，其实也是很可理解的论调。
似乎可以肯定的也只有人是自私的这回事；虽然这份自私我把它用在反省上。
漫步。
倾听。
警戒。
挠!
找新的聚精会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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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正题拉远了；还没把那意义说明白呢。那是，「投奔自由」吧。
「自由」在中文里真是容易混淆的概念。政治学的老师说，Liberty和Freedom是不一样的；「自由」在心理上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在实际上则可具体分为行动和不行动的「自由」，或者说非分成这样不可──盖自由之感(Freedom)不能不凭自由行动(Liberty)之实，但有自由之实，未必有自由之感。是故法律尽有各项基本人权的保障，国家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号招，这些地方的自由、人世间的自由，依然只能诉诸Liberty。(此处博爱亦非中文的「博爱」；所谓的Fraternity意为兄弟手足之爱，其源始於早期基督教会圣餐里中的同桌共食之谊，在民族国家勃兴後则移借来譬喻一民族内成员之情感。其实不博)
换句话说，争取再多的自由(Liberty)，人也未必能感到自由(Freedom)。更吊轨的是，由於行动的自由意味着以行动的能力为前提，而取得行动的能力未必是那样直观可达成的──集会结社的自由，普通人哪来那样的领袖魅力呢？着作出版的自由，有几个普通人有文采加闲钱去写书来出版呢？真要有这种实践「自由」的时候，恐怕要恐慌着恶补一下口才和文笔呢；而对於那些真以口才、文笔见长的，又有几个是从头到尾得心应手、浑然天成的呢？恐怕苦练实在功夫的居多。换言之，「自由」作为一种手段，很多时候反而必须先以「不自由」为代价。
也因此，自由脱离了那种原初的慾望满足的色彩；那变成了一种觉悟。
据说存在主义与此种反思有关：人若果真是如一张白纸般的丢进人间，那「自由」真是诅咒；但也唯有争取「自由」，无论成败，才堪称壮举。(不过说实在的，存在主义的东西我虽有心企及，总觉得有如天书般；实际上德文写作的东西，管他是马克思还是洪堡德，在我来说实在都是「天书」级的难懂、有看没懂)
猫是不是在争取「自由」呢？
张牙舞爪其之一。
张牙舞爪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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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点别的。很久以前在某报副刊上看到介绍某位日本女作家的作品，言其细腻处，至於以「猫掌」来形容男人的生殖器；那时我心里想「是说尺寸吧。」养了猫以後才知道是指触感。
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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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了猫以後也稍微多了一点和养猫有关的常识，比如说猫不能喝牛奶之类；当然也有幼猫专用的奶粉，不过以我的惰性加上兽医「可以喂饲料」的背书，事情自然是往对饲主方便的形势发展。虽然有人觉得我养猫的饲料未免也买的太高级了──当然他不是这样说，而是说「猫吃的好好喔」──天晓得；我怎麽想也不觉得有人受得了天天只有一两种口味的饼乾加白开水。「正餐」(虽然这个有时候是罐头)之外我唯一喂过猫的只有一条营养膏和一小块蛋糕而已，外加唯一一次带回家爸喂的卤味；所以如此，有养猫经验的那位仁兄告诫我不可在人吃东西时喂食，以免养成猫乞食习惯的缘故。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吃下去会不会对身子不好怎样，猫的口味和人的口味不太一样(试吃猫食後的感想)。
前几天妈开玩笑的对我说养狗比养猫好；其实也听过很多诸如「狗比较忠实、猫比较势利」之类的论断。我觉得呢？我觉得这样才好呢！打从一开始我抱着的就不是功利的心态，也不太想彼此间建立太多的依赖；讲的庸俗一点，缘已尽，还有什麽好不甘不脆的呢？情未尽，难道要等到一点感情都没有以後，分开才甘愿吗？结束了，就这样。
或许再加上一点：我还记得最後那一两个月每天陪猫的时间太短，回宿舍时听到鞋踏楼梯声，猫不住的长声呼嚎；是寂寞还是欢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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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与「快乐树朋友」(Happy Tree Friends)之类的动画风格没有关系，虽然那我也有在看。这篇纯粹是追念那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被我强而致之(非自愿？)又自力逃脱的黑猫。疑似被猫传染的疥疮到现在还没好，或许这是在提醒我在留下些什麽比较长久的东西前不可以把它忘掉吧。毕竟两个多月以前的事了。
眼中盈盈生芒的本篇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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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月28日那天开始进新家，在8月22日「重获自由」，我与猫计相处百有七十六天；228倒过来即822，冥冥中似有定数。
实情是，8月22日当天晚上我去看了皮肤科确定是疥虫作祟以後，急着接着带着猫去看兽医；因为箱盖没罩上，机车离原地不过一秒，猫倏忽窜入黑暗之中，不知所踪。我一时还反应不过来。
不过从那天以後就没再见面了。
幼时群像；因为是手机拍的，效果较差。由左至右：被棉被夹住露出一双毛茸茸的手和眼珠子(好像大兰多毛蜘蛛)；拍的不太好的灯下近照；站上学长喇叭撒野；装无辜。
.
对基督宗教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从犹太教那继承而来，认所发生的一切为反应上帝旨意的历史观。此观念後来也为伊斯兰教继承；穆罕默德做的更绝，其可兰经不但一字一句皆出於明明白白的神示，其本人且为最後一个先知，给後人无推敲修正的余地。容或如此，伊斯兰教传布较广的仍为逊尼派，除可兰经外也注重诠释经典之作；什叶派之类基本教义派则为少数，今其所流行伊朗一地，在16世纪初Safavid王朝初建之前仍尚非以之主流。
讲那麽多，其实我只是在想猫跑掉这件事背後是不是有什麽意义罢了。或者说我只是想给它一个意义罢了。那些即使已无详细记忆的过去，仅凭几已成为凝固的经验是怎样也挥之不去的，幸好多半也随着年长而曲折的回护起来；但有更多东西沉淀在脑海深处，或许要一点文字、几祯照片才能稍微忆起，然後才足以拼凑出现在这副德性在过去是经过了什麽样的轨迹而至於今。历史研究的走向也有这样一点味道：当代人关心什麽，便回过头去看(研究)他们关心的，Croce所谓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谓也。意义就产生在这份关心中，
但最让我关心的倒还不是猫本身，而是猫走失(？)极难引起我任何情绪上的反应这件事──像妈那样感到如释重负，我也有「好吧至少少了一个麻烦」之感；但这种感觉也未曾到相反的需要「节哀顺变」的地步。无论如何，感情不如想像般那样具体实质；但对情绪感到质疑，以致於要搜索心里「应该」要有的、所设想的感觉时，大概也只是更加疑惑罢了。不可知论就是否定论，其实也是很可理解的论调。
似乎可以肯定的也只有人是自私的这回事；虽然这份自私我把它用在反省上。
漫步。
倾听。
警戒。
挠!
找新的聚精会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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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正题拉远了；还没把那意义说明白呢。那是，「投奔自由」吧。
「自由」在中文里真是容易混淆的概念。政治学的老师说，Liberty和Freedom是不一样的；「自由」在心理上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在实际上则可具体分为行动和不行动的「自由」，或者说非分成这样不可──盖自由之感(Freedom)不能不凭自由行动(Liberty)之实，但有自由之实，未必有自由之感。是故法律尽有各项基本人权的保障，国家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号招，这些地方的自由、人世间的自由，依然只能诉诸Liberty。(此处博爱亦非中文的「博爱」；所谓的Fraternity意为兄弟手足之爱，其源始於早期基督教会圣餐里中的同桌共食之谊，在民族国家勃兴後则移借来譬喻一民族内成员之情感。其实不博)
换句话说，争取再多的自由(Liberty)，人也未必能感到自由(Freedom)。更吊轨的是，由於行动的自由意味着以行动的能力为前提，而取得行动的能力未必是那样直观可达成的──集会结社的自由，普通人哪来那样的领袖魅力呢？着作出版的自由，有几个普通人有文采加闲钱去写书来出版呢？真要有这种实践「自由」的时候，恐怕要恐慌着恶补一下口才和文笔呢；而对於那些真以口才、文笔见长的，又有几个是从头到尾得心应手、浑然天成的呢？恐怕苦练实在功夫的居多。换言之，「自由」作为一种手段，很多时候反而必须先以「不自由」为代价。
也因此，自由脱离了那种原初的慾望满足的色彩；那变成了一种觉悟。
据说存在主义与此种反思有关：人若果真是如一张白纸般的丢进人间，那「自由」真是诅咒；但也唯有争取「自由」，无论成败，才堪称壮举。(不过说实在的，存在主义的东西我虽有心企及，总觉得有如天书般；实际上德文写作的东西，管他是马克思还是洪堡德，在我来说实在都是「天书」级的难懂、有看没懂)
猫是不是在争取「自由」呢？
张牙舞爪其之一。
张牙舞爪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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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点别的。很久以前在某报副刊上看到介绍某位日本女作家的作品，言其细腻处，至於以「猫掌」来形容男人的生殖器；那时我心里想「是说尺寸吧。」养了猫以後才知道是指触感。
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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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了猫以後也稍微多了一点和养猫有关的常识，比如说猫不能喝牛奶之类；当然也有幼猫专用的奶粉，不过以我的惰性加上兽医「可以喂饲料」的背书，事情自然是往对饲主方便的形势发展。虽然有人觉得我养猫的饲料未免也买的太高级了──当然他不是这样说，而是说「猫吃的好好喔」──天晓得；我怎麽想也不觉得有人受得了天天只有一两种口味的饼乾加白开水。「正餐」(虽然这个有时候是罐头)之外我唯一喂过猫的只有一条营养膏和一小块蛋糕而已，外加唯一一次带回家爸喂的卤味；所以如此，有养猫经验的那位仁兄告诫我不可在人吃东西时喂食，以免养成猫乞食习惯的缘故。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吃下去会不会对身子不好怎样，猫的口味和人的口味不太一样(试吃猫食後的感想)。
前几天妈开玩笑的对我说养狗比养猫好；其实也听过很多诸如「狗比较忠实、猫比较势利」之类的论断。我觉得呢？我觉得这样才好呢！打从一开始我抱着的就不是功利的心态，也不太想彼此间建立太多的依赖；讲的庸俗一点，缘已尽，还有什麽好不甘不脆的呢？情未尽，难道要等到一点感情都没有以後，分开才甘愿吗？结束了，就这样。
或许再加上一点：我还记得最後那一两个月每天陪猫的时间太短，回宿舍时听到鞋踏楼梯声，猫不住的长声呼嚎；是寂寞还是欢迎呢？
庆生
庆生
11月12日是爸生日。据说今天也是某人的诞辰。所以爸就有这样的笑话：我的生日可是国定假日！(尽管他是死忠的台独派)(不过现在好像不放假了)
本次的庆祝方式是一顿姜母鸭。其实那是和火锅差不多的东西，只是内容物一定有姜母和鸭外加其他添加物。本次庆祝的另一特点就是妈自备了一包含蘑菇、金真菇以及不知名蕈类的添加物综合包──我一开始还纳闷那一包是什麽，见得真相不禁大笑；我想这笑里头应该有「讽刺吝啬」的含意，不过这当然不足以解释「笑」这回事。有一种说法是「期待紧张的突然释放」(好像是康德说的)，不过其实我对那包东西并未「期待」到「紧张」的程度。再说以前也经历有在高级自助餐厅包了几包蛋糕在皮包包回家的事，似乎也不像有什麽好期待的。我也不觉得笑意谓着鄙夷(这好像是洛克说的)，倒不如说是对这件事原本蕴含的鄙夷意味被转化成别的东西了，所以也就好笑了。那是什麽东西呢？或许是一种欣赏吧。对於应该「鄙夷」的事务从应该有的鄙夷态度转向欣赏的态度，像《世说新语》里头记下的人物百态那样。
尼采说从道德的角度看世界应该被毁灭，所以人生在世当然得用美学的眼光来看(大意如此)。这话对於脑袋不灵光的後辈来说还真是难以反驳，但基於现实不允许此种超然的距离感，在实践的层面上可是凑足问题吃足苦头。我实在讨厌姜母鸭甚於火锅(此两者我都不喜欢)，捞起来的食料里头参杂着辣口的姜，对不甚精心於佳肴的人来说吃的东西只有往嘴里塞的念头，不会想到那之中的奥妙处；或许寒冬中这种每一口都能温热人心的料理做法让人拍案叫绝，不过对於只知鲸吞牛饮煞品尝风景的人而言这种刺激实为饱食慾望的多余障碍。再说中国的某位先哲就说过「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我也就理所当然的对吃的方面囫囵吞枣不辨精粗了──坏处是吃完了吃出个满身大汗。
後来的隔桌更夸张，自己带水饺来下了；我突然觉得没那麽好笑。是什麽环境养成人们的艰吝抑或大方呢？如果说特定环境中的人的确表现出特定的行为准则，当他们谈论「前途」时其实是讨论「钱途」时。饭後的散步带着一干人等到85℃坐下，聊着聊着就聊到这样的话题上来。妈说「当初就叫你进法律系了」我说「那也得要进得去才行啊」「然後参选总统吗？」当然，後面这句我没说，毕竟全家都是绿的，讲这句太敏感(如果後面再加上「祸国殃民」)。接着妈说也要劝弟去考调查员的缺。我心理打个哈哈；非经济学出身的人看到一堆代数和公式组合起来的经济模型都应该本能的望而却步才对，弟虽非池中物，少不了要一番磨练才能克服这障碍吧。像我就很直接的「暂时」投降，把把这玩意搞清楚的时程排到我有生之年很後面到似乎不该不现实的认为人有那麽多年岁好赖活的程度。不过对於长年在股票市场厮杀的人而言，似乎实战经验已经明白的教会了他们的身体「经济」是什麽；他们知道「美元」迟早要「着路」的，不管那是「软」还「硬」，又或者那是因为其实有听没有懂的「美国长年出超」。我在别的场合(光明正大的)听到了妈对爸的批评，爸是有那种眼光，可以看准一支股票後没多久连续三支涨停板的。爸的失败在於(不讲别人短处似乎就不叫批评了)对自己的手腕过度信任──总是毫无保留的豪赌。所以只要一次失败，就全盘皆墨了。我可以说这像是拿破仑的赢了战役，输掉战争吗？毕竟家里缺钱很久了，对现实的钝感应该足以造成模糊的美感。
这样朦朦胧胧好像不太好；赌性似乎是会遗传的，尤其我在某方面也感到十足把握的信心时，以及过往的失败总是重复着同样的调性时。但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呢？自我美化造成失败，还是失败造成自我美化呢？
不过朦朦胧胧可能也是因为酒在茫的缘故
11月12日是爸生日。据说今天也是某人的诞辰。所以爸就有这样的笑话：我的生日可是国定假日！(尽管他是死忠的台独派)(不过现在好像不放假了)
本次的庆祝方式是一顿姜母鸭。其实那是和火锅差不多的东西，只是内容物一定有姜母和鸭外加其他添加物。本次庆祝的另一特点就是妈自备了一包含蘑菇、金真菇以及不知名蕈类的添加物综合包──我一开始还纳闷那一包是什麽，见得真相不禁大笑；我想这笑里头应该有「讽刺吝啬」的含意，不过这当然不足以解释「笑」这回事。有一种说法是「期待紧张的突然释放」(好像是康德说的)，不过其实我对那包东西并未「期待」到「紧张」的程度。再说以前也经历有在高级自助餐厅包了几包蛋糕在皮包包回家的事，似乎也不像有什麽好期待的。我也不觉得笑意谓着鄙夷(这好像是洛克说的)，倒不如说是对这件事原本蕴含的鄙夷意味被转化成别的东西了，所以也就好笑了。那是什麽东西呢？或许是一种欣赏吧。对於应该「鄙夷」的事务从应该有的鄙夷态度转向欣赏的态度，像《世说新语》里头记下的人物百态那样。
尼采说从道德的角度看世界应该被毁灭，所以人生在世当然得用美学的眼光来看(大意如此)。这话对於脑袋不灵光的後辈来说还真是难以反驳，但基於现实不允许此种超然的距离感，在实践的层面上可是凑足问题吃足苦头。我实在讨厌姜母鸭甚於火锅(此两者我都不喜欢)，捞起来的食料里头参杂着辣口的姜，对不甚精心於佳肴的人来说吃的东西只有往嘴里塞的念头，不会想到那之中的奥妙处；或许寒冬中这种每一口都能温热人心的料理做法让人拍案叫绝，不过对於只知鲸吞牛饮煞品尝风景的人而言这种刺激实为饱食慾望的多余障碍。再说中国的某位先哲就说过「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我也就理所当然的对吃的方面囫囵吞枣不辨精粗了──坏处是吃完了吃出个满身大汗。
後来的隔桌更夸张，自己带水饺来下了；我突然觉得没那麽好笑。是什麽环境养成人们的艰吝抑或大方呢？如果说特定环境中的人的确表现出特定的行为准则，当他们谈论「前途」时其实是讨论「钱途」时。饭後的散步带着一干人等到85℃坐下，聊着聊着就聊到这样的话题上来。妈说「当初就叫你进法律系了」我说「那也得要进得去才行啊」「然後参选总统吗？」当然，後面这句我没说，毕竟全家都是绿的，讲这句太敏感(如果後面再加上「祸国殃民」)。接着妈说也要劝弟去考调查员的缺。我心理打个哈哈；非经济学出身的人看到一堆代数和公式组合起来的经济模型都应该本能的望而却步才对，弟虽非池中物，少不了要一番磨练才能克服这障碍吧。像我就很直接的「暂时」投降，把把这玩意搞清楚的时程排到我有生之年很後面到似乎不该不现实的认为人有那麽多年岁好赖活的程度。不过对於长年在股票市场厮杀的人而言，似乎实战经验已经明白的教会了他们的身体「经济」是什麽；他们知道「美元」迟早要「着路」的，不管那是「软」还「硬」，又或者那是因为其实有听没有懂的「美国长年出超」。我在别的场合(光明正大的)听到了妈对爸的批评，爸是有那种眼光，可以看准一支股票後没多久连续三支涨停板的。爸的失败在於(不讲别人短处似乎就不叫批评了)对自己的手腕过度信任──总是毫无保留的豪赌。所以只要一次失败，就全盘皆墨了。我可以说这像是拿破仑的赢了战役，输掉战争吗？毕竟家里缺钱很久了，对现实的钝感应该足以造成模糊的美感。
这样朦朦胧胧好像不太好；赌性似乎是会遗传的，尤其我在某方面也感到十足把握的信心时，以及过往的失败总是重复着同样的调性时。但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呢？自我美化造成失败，还是失败造成自我美化呢？
不过朦朦胧胧可能也是因为酒在茫的缘故
试解梦
试解梦
作了一个梦。一个人独自念书免不了郁郁，便乘着记忆犹新记下来，自己试着解解看，潜意识里压抑住的是现实里的什麽。这个梦如下，不太确定或推论的部分则写在括弧里：
我在一片平地上，左边是巨大的楼层，顶端嵌着枢轴，是摩天轮的枢轴；摩天伦震天戛地倒下(我彷佛能见到三三两两逃散逃难的人，但不太真)。倒下的巨轮恰好从左向右倾，将我的目光和脚步导往右；(右边似乎也有建筑物，因为)一恍神间人已在里头的第四层楼(这里头的第几层楼似乎只是一种标记。我虽然很明确的知道「目的地」在五楼，但实则乘电扶梯时上时下，并未感到实在的赶到确定往上或往下了)。我就在这一层四处晃荡，这一层似乎是百货公司或商店街，人就在各个专柜间；我终於在眼镜行的附近停了下来，架在鼻梁上的支架夹着鼻子，熬的热煞，束的紧疼，而调整了稍舒松开来。便到了五楼。
五楼的布局是这样：最左边是一场庄严的宗教餐宴，但却摆着与禁欲不大称头的丰盛佳肴；然而这些只是个恍惚的感觉，因为在中间的另一群人全都背对着这场盛宴。这群人围着几张大长方木桌，坐在自己的四脚高木凳上，面向右边，正在听另一人站着讲。我认出底下听讲的一人当中才是这堂「课」真正的讲师。我本以为应付该堂课的资料已准备好，但却寻不着，只好在角落里头的一张桌旁坐下；我可以感受到桌旁也是一群「不太用功」的学生，他们的视线盯在身上，好像在说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一般。忽然一团橡皮筋飞来打在我身上，一团的缘故无甚痛感，但我循着来向，与「真正的讲师」对上了眼，他的表情堆着某种胜利的「笑意」；而在他身旁的另一位听课的同学则伸手向他指了指。另一位「教师」见状，忽然发起怒来扑向「真正的讲师」；我大笑着忙护着这位「真正的讲师」，其他「学生」则拉开那位教师。(到此，也醒了)
这梦到底是什麽意思呢？实际上我是没有条里的记下来，一边推敲那象徵意味着的是现实经验中什麽的变形，一边慢慢回忆起梦中其他环节。我想这里头可以概括划分三个情境，即「摩天轮」、「四楼(百货公司)」、「五楼(教室)」三个桥段。在第一个桥段中，「摩天轮」的倒塌以及接下来向「四楼」的引导，大概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我10点以後的作息──那时平时忙碌的、家里的大人刚好就寝(象徵为运转的摩天轮倒/躺下)，而我则可以避开代表「念书的人还有时间打电动？」的视线，大方的上网玩Game(象徵到达四楼)。四楼的百货公司情境则是我坐在和室里电脑桌前盯着萤幕的反应；一个个可以到处参观晃荡的橱窗与玻璃柜意味着一张张不同的视窗，或者是五花八门的网页，或者是游戏画面，或者只是资料夹；在晃荡过程中夹的鼻子很痛的眼镜，鼻子代表性器，眼镜则象徵透过视觉压抑而後能解放的工具，即A片之类的色情媒介(唔…)。「熬」到最後才要「解放」，简直是男性自慰的翻版。
五楼的意向则复杂得多；之前的情境可能仅仅反应现实而已，五楼则似乎包含抑郁之下实际上并未发生的抒发。一堂「课」其实象徵的是媒体与观众；讲课的人是政论节目中的名嘴，台下则是与我一般但实际上接触不到的、无面孔的大众。讲课的人只是代理，该堂开课的教师反在听众中，表示我虽然来听「课」(政论节目)，却是因为别人的缘故(讲课人请来代课老师，象徵将电视机转到该台的我老爸似乎有「将他的意思请托他人更加精练明白的传达乃至教育他人/我的企图」)。而这场政论节目秀，则每个人都可以隐约感到「背後」有什麽不单纯的内幕──高举着各种理想的政治人物，道貌岸然的排练着隆重的分赃仪式，然而我们都看不到。我对这堂课本有十足信心，以为相应的知识水准齐备，实际上却无一物，只好坐在对这堂课或许最保持距离、最「角落」的桌边无可奈何的和似乎「志同道合」者为伴，却是貌合神离。被「一团橡皮筋」攻击似乎意味着课堂上「庄严肃穆」的授课实际上却是散发快意/恶意的媒介，就好比观赏政论节目的观众是什麽用心一般；不过某人打了人则并未发生在实际生活中(那还得了)，这可能是象徵式的藉由另一个权威来表达反对，然而这个权威我找不到其在现实生活中指涉的对象，所以可能反映的是将现实的不满转化於梦中，再虚拟的将其发泄掉。末了这场冲突的化解，大概表示我仍护得着亲人，而其他观众对政论节目的反应也是不需要有那样大的反应，不能任由那个(自以为)「正义的化身」肆虐吧。
至於为何是五楼，大概和我浸淫Ptt文化当中脱不了干系吧。
我好像该表示一点绝望；我不是没有政治立场的人，但对我而言，政治上的决定不该是立场的选择而已。那个做决定的日子，我把它摆在累积到了足够学识以後才能做决定的程度之後。不懂得相关的议题却盲目的要做决定，很难堪。不过有一点其实也早该确定了的：无论累积多少知识，立场却是难以改变的。最近念了Keesing的《当代文化人类学》，有些收获，最令我注目的却是「人是唯一会为了和平而战争的动物」这句不过只是铺陈的话；对这点矛盾越是感到家常便饭，反省起来的悲哀也越大。抽象的乃至於制造出来的文化理念是这样深嵌在心里、感情里，以致於理念的推翻无补於情绪和对象间的剥离。
选举似乎又快到了。公民教育总是在推动对民主的赞颂，宣扬有权做主是怎样了不得的价值；可是对於那些怀疑此种选择带来的是福是祸的人们，民主能教给他们什麽？
作了一个梦。一个人独自念书免不了郁郁，便乘着记忆犹新记下来，自己试着解解看，潜意识里压抑住的是现实里的什麽。这个梦如下，不太确定或推论的部分则写在括弧里：
我在一片平地上，左边是巨大的楼层，顶端嵌着枢轴，是摩天轮的枢轴；摩天伦震天戛地倒下(我彷佛能见到三三两两逃散逃难的人，但不太真)。倒下的巨轮恰好从左向右倾，将我的目光和脚步导往右；(右边似乎也有建筑物，因为)一恍神间人已在里头的第四层楼(这里头的第几层楼似乎只是一种标记。我虽然很明确的知道「目的地」在五楼，但实则乘电扶梯时上时下，并未感到实在的赶到确定往上或往下了)。我就在这一层四处晃荡，这一层似乎是百货公司或商店街，人就在各个专柜间；我终於在眼镜行的附近停了下来，架在鼻梁上的支架夹着鼻子，熬的热煞，束的紧疼，而调整了稍舒松开来。便到了五楼。
五楼的布局是这样：最左边是一场庄严的宗教餐宴，但却摆着与禁欲不大称头的丰盛佳肴；然而这些只是个恍惚的感觉，因为在中间的另一群人全都背对着这场盛宴。这群人围着几张大长方木桌，坐在自己的四脚高木凳上，面向右边，正在听另一人站着讲。我认出底下听讲的一人当中才是这堂「课」真正的讲师。我本以为应付该堂课的资料已准备好，但却寻不着，只好在角落里头的一张桌旁坐下；我可以感受到桌旁也是一群「不太用功」的学生，他们的视线盯在身上，好像在说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一般。忽然一团橡皮筋飞来打在我身上，一团的缘故无甚痛感，但我循着来向，与「真正的讲师」对上了眼，他的表情堆着某种胜利的「笑意」；而在他身旁的另一位听课的同学则伸手向他指了指。另一位「教师」见状，忽然发起怒来扑向「真正的讲师」；我大笑着忙护着这位「真正的讲师」，其他「学生」则拉开那位教师。(到此，也醒了)
这梦到底是什麽意思呢？实际上我是没有条里的记下来，一边推敲那象徵意味着的是现实经验中什麽的变形，一边慢慢回忆起梦中其他环节。我想这里头可以概括划分三个情境，即「摩天轮」、「四楼(百货公司)」、「五楼(教室)」三个桥段。在第一个桥段中，「摩天轮」的倒塌以及接下来向「四楼」的引导，大概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我10点以後的作息──那时平时忙碌的、家里的大人刚好就寝(象徵为运转的摩天轮倒/躺下)，而我则可以避开代表「念书的人还有时间打电动？」的视线，大方的上网玩Game(象徵到达四楼)。四楼的百货公司情境则是我坐在和室里电脑桌前盯着萤幕的反应；一个个可以到处参观晃荡的橱窗与玻璃柜意味着一张张不同的视窗，或者是五花八门的网页，或者是游戏画面，或者只是资料夹；在晃荡过程中夹的鼻子很痛的眼镜，鼻子代表性器，眼镜则象徵透过视觉压抑而後能解放的工具，即A片之类的色情媒介(唔…)。「熬」到最後才要「解放」，简直是男性自慰的翻版。
五楼的意向则复杂得多；之前的情境可能仅仅反应现实而已，五楼则似乎包含抑郁之下实际上并未发生的抒发。一堂「课」其实象徵的是媒体与观众；讲课的人是政论节目中的名嘴，台下则是与我一般但实际上接触不到的、无面孔的大众。讲课的人只是代理，该堂开课的教师反在听众中，表示我虽然来听「课」(政论节目)，却是因为别人的缘故(讲课人请来代课老师，象徵将电视机转到该台的我老爸似乎有「将他的意思请托他人更加精练明白的传达乃至教育他人/我的企图」)。而这场政论节目秀，则每个人都可以隐约感到「背後」有什麽不单纯的内幕──高举着各种理想的政治人物，道貌岸然的排练着隆重的分赃仪式，然而我们都看不到。我对这堂课本有十足信心，以为相应的知识水准齐备，实际上却无一物，只好坐在对这堂课或许最保持距离、最「角落」的桌边无可奈何的和似乎「志同道合」者为伴，却是貌合神离。被「一团橡皮筋」攻击似乎意味着课堂上「庄严肃穆」的授课实际上却是散发快意/恶意的媒介，就好比观赏政论节目的观众是什麽用心一般；不过某人打了人则并未发生在实际生活中(那还得了)，这可能是象徵式的藉由另一个权威来表达反对，然而这个权威我找不到其在现实生活中指涉的对象，所以可能反映的是将现实的不满转化於梦中，再虚拟的将其发泄掉。末了这场冲突的化解，大概表示我仍护得着亲人，而其他观众对政论节目的反应也是不需要有那样大的反应，不能任由那个(自以为)「正义的化身」肆虐吧。
至於为何是五楼，大概和我浸淫Ptt文化当中脱不了干系吧。
我好像该表示一点绝望；我不是没有政治立场的人，但对我而言，政治上的决定不该是立场的选择而已。那个做决定的日子，我把它摆在累积到了足够学识以後才能做决定的程度之後。不懂得相关的议题却盲目的要做决定，很难堪。不过有一点其实也早该确定了的：无论累积多少知识，立场却是难以改变的。最近念了Keesing的《当代文化人类学》，有些收获，最令我注目的却是「人是唯一会为了和平而战争的动物」这句不过只是铺陈的话；对这点矛盾越是感到家常便饭，反省起来的悲哀也越大。抽象的乃至於制造出来的文化理念是这样深嵌在心里、感情里，以致於理念的推翻无补於情绪和对象间的剥离。
选举似乎又快到了。公民教育总是在推动对民主的赞颂，宣扬有权做主是怎样了不得的价值；可是对於那些怀疑此种选择带来的是福是祸的人们，民主能教给他们什麽？
《水浒》：钱穆观点
《水浒》：钱穆观点
在台湾念历史的大概很难不认识钱穆；一但认识，要忘记就更不容易了──他是李敖口中所谓比其师吕思勉还迂腐、迂腐到自成一格的，那种今日已绝迹的想做一代儒宗的传统(中古？)士大夫(这样形容似乎过分，所以我只是引述而已)──想忘掉他，很难。
《尚书》〈舜典〉：「 宾於四门，四门穆穆。」钱穆钱宾四先生。图片来源
不过最近翻了一下他的全集，却很讶异的发现他有篇文章在谈《水浒》；像他这样正经八百硬梆梆又被讥为「迂腐」的「学者」会去谈小说这种「小道」，看起来似乎也是绝无仅有，也够令人微微一惊的了──仅次於晓得他曾出过国(这是我大惊小怪了，虽然香港台湾本来就在海外，不过他老人家英国美国义大利都去得，还是出乎我意料)。
老人家还是有一套的。他谈《水浒》，先从自小一段往事开始，讲到私熟当中其师郭某准备好酒菜牒翻看一本书的当儿，学童围观，不识其为何书，但知书名大书「水浒」两字；孩童们有的摇头晃脑，有的如发现了新鲜好玩的物事，哄传「水浒」，有的倒是想起他们之中也有人看过同本书了──钱先生就被拱了出来，当下能背诵其中内容，果然了得(！真的了得)；不料其师沉吟一阵，说道：「汝不曾看(大字行间)小字罢？」一句话正中钱先生心里不踏实处。据钱先生说，从那以後他才晓得注意那些注疏。(妙得很的是，氏着《国史大纲》之外再没有人这样写书了)
而被他忽略的那在《水浒》中点评的，就是金圣叹。
金圣叹的评点固然让人有多看懂一点书中下笔之妙处，不过此种「教训」事过境迁，似乎除了是一种记忆外，再不能给钱穆带来什麽；钱先生便觉得金圣叹所谓「六大才子书」中，《史记》、《西厢》等等，金圣叹评的也不过尔尔(鲁迅则根本就认为七十回本《水浒》里头许多与其他版本不同处，根本是金圣叹自己动手改了，再加以「评点」，自己叫好；好像刘颚评《老残游记》，期待作者赶快出下一回一样)。金圣叹点出了宋江其实不过是挂了一面忠义的招牌，乃至於恨不得在最後一回众好汉聚义的当晚，在卢俊义梦里一口气全叫脑袋搬家；钱先生觉到宋江的确是假仁假义，但倒有另一番更全的解释；这得从施耐庵写作的用意说起。
说到「八十万禁军教头」这样响当当的名号，大部分人想的大概都是林冲；其实《水浒》开头倒还有另一个「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与众英雄不同，尽管也是小人逼得他到处投靠，却没把他逼上梁山去，却是把九纹龙给引了出来；而他自己却是这样给人匆匆一瞥，却是再也不曾出现在一般好汉的事业里头。如此「神龙见首不见尾」，钱先生就想啊，在明初，施耐庵也曾给割据东南的张士诚「礼贤下士」一番想请出来，此处的王进莫不是施耐庵自己的写照？
钱先生这样想有他思路的脉络；我以前就曾耳闻，明初世大夫对於朱元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事业兴趣缺缺一点，令钱穆感到讶异。在钱先生看来，除了宋祁之外，洪武帐下的许多文士对於参与政治实则冷感，乃至有些被逼迫的无奈；而这点也反映在《水浒》里头：固然有「逼上梁山」的，倒也有不少是自己就做贼的(好比说劫生辰纲的那批)，更有不少是被「请」上梁山的(不是把家人先请上，就是先把其家人结果的──借敌之手)。看来元末群雄并起，合传统士大夫口味的理想君王却是从缺。钱先生把这点牵来与洪武君杠上孟轲(孟子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恼的朱元璋把孔庙里陪祀的这位「亚圣」给易了位)这回事，更像是臭头洪武骨子里极恶非道，煞有介事。我们似乎也不需惊讶毛泽东的统治下会有《明代特务政治》这样的影射史学出来。
思及明朝与人民共和国相似处，又让我忍不住有些遐想，钱穆对《水浒》作如是解，莫不是因为元末群雄与国共之争，有不少相似处，有令人安身的为难处吧！钱穆自始即与自命新潮的民初文人格格不入，待得情势发展到只剩左右之分、蒋毛之别时，对他而言恐怕更要不堪了。毛泽东那一边左派且勿论；至於蒋介石到了台湾，虽曾搞过「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其实不过是与另一边的文化大革命打对台而已。蒋本人基督教可以信，王阳明知行合一也可以主张，中山舰事件时还被鲍罗庭当作「红色将军」竭力抬轿，不想下半辈子却是撤头撤脑的要反共抗俄──究竟争政权是真，争道统大概有点假了。钱穆这样左右为难，纵使有这一运动在，终究要觉得时不我予，像施耐庵一般「神龙见首不见尾」了吧。(不过，看来他没得逞)
我猜後起若有文人，看到我这几大段，也要禁不住猜测台湾的政局、蓝绿的政治对峙有多麽令有志之士失望了；如果这种老传统的士大夫脾气还在後来华人的潜意识中的话。
在台湾念历史的大概很难不认识钱穆；一但认识，要忘记就更不容易了──他是李敖口中所谓比其师吕思勉还迂腐、迂腐到自成一格的，那种今日已绝迹的想做一代儒宗的传统(中古？)士大夫(这样形容似乎过分，所以我只是引述而已)──想忘掉他，很难。
《尚书》〈舜典〉：「 宾於四门，四门穆穆。」钱穆钱宾四先生。图片来源
不过最近翻了一下他的全集，却很讶异的发现他有篇文章在谈《水浒》；像他这样正经八百硬梆梆又被讥为「迂腐」的「学者」会去谈小说这种「小道」，看起来似乎也是绝无仅有，也够令人微微一惊的了──仅次於晓得他曾出过国(这是我大惊小怪了，虽然香港台湾本来就在海外，不过他老人家英国美国义大利都去得，还是出乎我意料)。
老人家还是有一套的。他谈《水浒》，先从自小一段往事开始，讲到私熟当中其师郭某准备好酒菜牒翻看一本书的当儿，学童围观，不识其为何书，但知书名大书「水浒」两字；孩童们有的摇头晃脑，有的如发现了新鲜好玩的物事，哄传「水浒」，有的倒是想起他们之中也有人看过同本书了──钱先生就被拱了出来，当下能背诵其中内容，果然了得(！真的了得)；不料其师沉吟一阵，说道：「汝不曾看(大字行间)小字罢？」一句话正中钱先生心里不踏实处。据钱先生说，从那以後他才晓得注意那些注疏。(妙得很的是，氏着《国史大纲》之外再没有人这样写书了)
而被他忽略的那在《水浒》中点评的，就是金圣叹。
金圣叹的评点固然让人有多看懂一点书中下笔之妙处，不过此种「教训」事过境迁，似乎除了是一种记忆外，再不能给钱穆带来什麽；钱先生便觉得金圣叹所谓「六大才子书」中，《史记》、《西厢》等等，金圣叹评的也不过尔尔(鲁迅则根本就认为七十回本《水浒》里头许多与其他版本不同处，根本是金圣叹自己动手改了，再加以「评点」，自己叫好；好像刘颚评《老残游记》，期待作者赶快出下一回一样)。金圣叹点出了宋江其实不过是挂了一面忠义的招牌，乃至於恨不得在最後一回众好汉聚义的当晚，在卢俊义梦里一口气全叫脑袋搬家；钱先生觉到宋江的确是假仁假义，但倒有另一番更全的解释；这得从施耐庵写作的用意说起。
说到「八十万禁军教头」这样响当当的名号，大部分人想的大概都是林冲；其实《水浒》开头倒还有另一个「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与众英雄不同，尽管也是小人逼得他到处投靠，却没把他逼上梁山去，却是把九纹龙给引了出来；而他自己却是这样给人匆匆一瞥，却是再也不曾出现在一般好汉的事业里头。如此「神龙见首不见尾」，钱先生就想啊，在明初，施耐庵也曾给割据东南的张士诚「礼贤下士」一番想请出来，此处的王进莫不是施耐庵自己的写照？
钱先生这样想有他思路的脉络；我以前就曾耳闻，明初世大夫对於朱元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事业兴趣缺缺一点，令钱穆感到讶异。在钱先生看来，除了宋祁之外，洪武帐下的许多文士对於参与政治实则冷感，乃至有些被逼迫的无奈；而这点也反映在《水浒》里头：固然有「逼上梁山」的，倒也有不少是自己就做贼的(好比说劫生辰纲的那批)，更有不少是被「请」上梁山的(不是把家人先请上，就是先把其家人结果的──借敌之手)。看来元末群雄并起，合传统士大夫口味的理想君王却是从缺。钱先生把这点牵来与洪武君杠上孟轲(孟子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恼的朱元璋把孔庙里陪祀的这位「亚圣」给易了位)这回事，更像是臭头洪武骨子里极恶非道，煞有介事。我们似乎也不需惊讶毛泽东的统治下会有《明代特务政治》这样的影射史学出来。
思及明朝与人民共和国相似处，又让我忍不住有些遐想，钱穆对《水浒》作如是解，莫不是因为元末群雄与国共之争，有不少相似处，有令人安身的为难处吧！钱穆自始即与自命新潮的民初文人格格不入，待得情势发展到只剩左右之分、蒋毛之别时，对他而言恐怕更要不堪了。毛泽东那一边左派且勿论；至於蒋介石到了台湾，虽曾搞过「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其实不过是与另一边的文化大革命打对台而已。蒋本人基督教可以信，王阳明知行合一也可以主张，中山舰事件时还被鲍罗庭当作「红色将军」竭力抬轿，不想下半辈子却是撤头撤脑的要反共抗俄──究竟争政权是真，争道统大概有点假了。钱穆这样左右为难，纵使有这一运动在，终究要觉得时不我予，像施耐庵一般「神龙见首不见尾」了吧。(不过，看来他没得逞)
我猜後起若有文人，看到我这几大段，也要禁不住猜测台湾的政局、蓝绿的政治对峙有多麽令有志之士失望了；如果这种老传统的士大夫脾气还在後来华人的潜意识中的话。
殉道论
殉道论
且罗列一番人类酷虐行为的众生相：白色恐怖期间，被国民党特务逮住，强灌葱麻油、牙刷强剃包皮褪开龟头等种种酷刑逼供、羞愤自杀的异议人士；二二八事件期间，被国民党军队逮住，一个个铁丝穿了手掌绑作堆，推下基隆港的无辜老百姓；八年抗战期间，被日本皇军逮住，在东北七三一部队的实验室当中逐次将空气抽至真空，被自己的肠胃爆体的「圆木」(被当作活体实验「人」的代称)；民国初年，被军阀逮住，凌迟之先剥光衣服、割去双乳的女中国共产党员；雾社事件里，被日人逮住，屍体作成医学标本的莫那鲁道；明清之际，被孙可望逮住，活剥了人皮、大呼「死得快活，浑身清凉」的李如月；唐将亡之际，被李克用逮住，死於不锋利的锯子之下，大骂「死狗奴，解人当束之以板，汝辈安知？」的孙揆；汉兴之际，被吕氏逮住，五官俱废、四肢俱断，号为「人彘」的戚夫人…
七三一部队实验室遗址。图片来源
酷虐作为一种毁灭人的计俩，其惨无人道之处更不在草菅人命；种种恐怖行径，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巧思」之下，之所以能逼人至疯狂边缘直到屈服，更要紧处在於不视其为「人」的剥离受害者尊严──不仅仅是可以杀，因政治、仇恨而杀，更是以一种游戏的心态来杀，乃至於只是以游戏的、技巧的、竞技的心态来锯、绞、煮、灌、开洞、注入、修修剪剪、切切割割──这里头没有人，只有哀嚎不用多久，只剩肢体腐烂的血水屍块。屠夫，确是屠夫，然而我们何曾感到菜市场里的肉摊也是如此阴森恐怖？除非从那里头可以认出自己豢养宠坏的猫猫狗狗。
像前述李如月剥了皮像脱衣服一样畅快的大呼、孙揆「训斥」连锯子怎麽用都不会的刽子手，则从反面表达了这些人在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消灭、同时也是被「去人化」、人格与尊严上的消灭时，无论如何无可奈何也要把自己「人」的特质夺回的激烈反抗；然而这种反抗有一种陷入半调子的危险，如果考虑到自杀的可能的话──死亡，无论是死於哪一种酷刑，在人格被去掉的意义上头，却反而有一丝任人割宰之下「反败为胜」的契机，或曰「引颈就戮」：原本是以残暴的手段作为恫吓而精心编纂起来的一套仪式，却有可能在牺牲者视死如归、自发性的承受所有这一切之下，使得各种折磨人的、不忍卒赌的新鲜玩意成为祭典上，可堪玩味的、意义的寄托──最好的例子是，再也不被当作酷刑象徵的十字架。
象徵仍然是人为的；宋元之交、明清之际，士大夫乃至於一般市井小民，於城落、城破之日，上吊、投井、骂贼而死的，史不绝书，盖此等仪式与其执行於敌人之手，终於不免己身死殉之志是否彰显的问号，未免「暧昧」，不若自己乾乾净净的了结了，省得後人在怖栗下，冲淡了杀身成仁的意味。
酷刑之外，人们也绝不能接受许多意外死亡；车祸空难地震之属，杀人之离奇有时固然直逼酷刑，乃至天工之巧不能夺，其令人不能接受处则与酷刑有相合者──如果说虐杀之下，人们还可以视死如归的想望浩气还太虚，意外事故则根本是场荒谬的闹剧了；这样死的技巧，却死的毫无价值，徒然令人觳觫流涕。
死有泰山鸿毛之轻重，似乎又该当如此解。
然而无奈的是，今日的死亡不仅仅是市场上肉贩的了，在各种媒介中，电影小说、新闻媒体，早已将屍首上可以玩的花样开发殆尽，或者说，犹待人去开辟一片「人体切割艺术」的新天地了；而那些无条件接受这一切的人们呢？他们比之鲁迅笔下翘首企盼，供人行刑的材料与看客，又更近一步了，成天想着要社会新闻满足胃口大开的嗜欲，鼓噪着要「演员」们「要就来真的，不要演戏」──他们不觉得萤幕前有什麽惨绝人寰了，他们要的不是什麽严肃的社会议题，只要能在这里头大飨暴力与冲突；他们总是抱怨不能满足脾胃的「节目」不够「精采」，反而引起了躁郁。
此於最近诸事件，对少数不肖媒体与不肖看客的心态有感，故讽之。
且罗列一番人类酷虐行为的众生相：白色恐怖期间，被国民党特务逮住，强灌葱麻油、牙刷强剃包皮褪开龟头等种种酷刑逼供、羞愤自杀的异议人士；二二八事件期间，被国民党军队逮住，一个个铁丝穿了手掌绑作堆，推下基隆港的无辜老百姓；八年抗战期间，被日本皇军逮住，在东北七三一部队的实验室当中逐次将空气抽至真空，被自己的肠胃爆体的「圆木」(被当作活体实验「人」的代称)；民国初年，被军阀逮住，凌迟之先剥光衣服、割去双乳的女中国共产党员；雾社事件里，被日人逮住，屍体作成医学标本的莫那鲁道；明清之际，被孙可望逮住，活剥了人皮、大呼「死得快活，浑身清凉」的李如月；唐将亡之际，被李克用逮住，死於不锋利的锯子之下，大骂「死狗奴，解人当束之以板，汝辈安知？」的孙揆；汉兴之际，被吕氏逮住，五官俱废、四肢俱断，号为「人彘」的戚夫人…
七三一部队实验室遗址。图片来源
酷虐作为一种毁灭人的计俩，其惨无人道之处更不在草菅人命；种种恐怖行径，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巧思」之下，之所以能逼人至疯狂边缘直到屈服，更要紧处在於不视其为「人」的剥离受害者尊严──不仅仅是可以杀，因政治、仇恨而杀，更是以一种游戏的心态来杀，乃至於只是以游戏的、技巧的、竞技的心态来锯、绞、煮、灌、开洞、注入、修修剪剪、切切割割──这里头没有人，只有哀嚎不用多久，只剩肢体腐烂的血水屍块。屠夫，确是屠夫，然而我们何曾感到菜市场里的肉摊也是如此阴森恐怖？除非从那里头可以认出自己豢养宠坏的猫猫狗狗。
像前述李如月剥了皮像脱衣服一样畅快的大呼、孙揆「训斥」连锯子怎麽用都不会的刽子手，则从反面表达了这些人在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消灭、同时也是被「去人化」、人格与尊严上的消灭时，无论如何无可奈何也要把自己「人」的特质夺回的激烈反抗；然而这种反抗有一种陷入半调子的危险，如果考虑到自杀的可能的话──死亡，无论是死於哪一种酷刑，在人格被去掉的意义上头，却反而有一丝任人割宰之下「反败为胜」的契机，或曰「引颈就戮」：原本是以残暴的手段作为恫吓而精心编纂起来的一套仪式，却有可能在牺牲者视死如归、自发性的承受所有这一切之下，使得各种折磨人的、不忍卒赌的新鲜玩意成为祭典上，可堪玩味的、意义的寄托──最好的例子是，再也不被当作酷刑象徵的十字架。
象徵仍然是人为的；宋元之交、明清之际，士大夫乃至於一般市井小民，於城落、城破之日，上吊、投井、骂贼而死的，史不绝书，盖此等仪式与其执行於敌人之手，终於不免己身死殉之志是否彰显的问号，未免「暧昧」，不若自己乾乾净净的了结了，省得後人在怖栗下，冲淡了杀身成仁的意味。
酷刑之外，人们也绝不能接受许多意外死亡；车祸空难地震之属，杀人之离奇有时固然直逼酷刑，乃至天工之巧不能夺，其令人不能接受处则与酷刑有相合者──如果说虐杀之下，人们还可以视死如归的想望浩气还太虚，意外事故则根本是场荒谬的闹剧了；这样死的技巧，却死的毫无价值，徒然令人觳觫流涕。
死有泰山鸿毛之轻重，似乎又该当如此解。
然而无奈的是，今日的死亡不仅仅是市场上肉贩的了，在各种媒介中，电影小说、新闻媒体，早已将屍首上可以玩的花样开发殆尽，或者说，犹待人去开辟一片「人体切割艺术」的新天地了；而那些无条件接受这一切的人们呢？他们比之鲁迅笔下翘首企盼，供人行刑的材料与看客，又更近一步了，成天想着要社会新闻满足胃口大开的嗜欲，鼓噪着要「演员」们「要就来真的，不要演戏」──他们不觉得萤幕前有什麽惨绝人寰了，他们要的不是什麽严肃的社会议题，只要能在这里头大飨暴力与冲突；他们总是抱怨不能满足脾胃的「节目」不够「精采」，反而引起了躁郁。
此於最近诸事件，对少数不肖媒体与不肖看客的心态有感，故讽之。
华人政治[1]
华人政治[1]
若采取「政治为权力的运作，而权力乃藉由人际关系的管道来传递」的观点来看政治，则讨论华人的政治文化，理当从华人社会藉以维系的人伦关系为讨论的起点。
华人传统中的人际关系可以一个符号「仁」来说明；此种「仁」的关系就字面的意义解，是以「二人」之间为关注的焦点，而被统括以「五伦」称之(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基本上是以一对一的关系为基础)；这不同於印度的种姓阶序，也不同於欧洲从中世纪残留至今的阶级概念。至於指导此种「二人」关系的思想为何？可以儒宗「至圣」的一席话来概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所谓的「恕」道。此种「恕」道，着重的是将心比心，「体」会、「体」谅此关系中的对方(也因此，道歉时必须说「对」不起或「对」不住；盖此种关系是一对一的「仁」的关系是也)，以此种得「体」的方式来应「对」。
我们再以印度与欧洲作为对照组，说明思想或宗教怎样诠释一个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印度的种姓(caste)阶序，是以各种姓宗教意义上「洁净」的程度来作为种姓高低的依据(越「洁净」的，越接近神)，而种姓中的个人若要在来世取得较高的种姓阶序，必须严守所谓的「法」(dharma)；这里的「法」指的是各种姓为各种姓中个人行为习惯的指导准则，规定了生活上的许多细节。遵守抑或违逆，其果报即是轮回之後、出身种姓的升降。这些行为上的细节有一大部分牵涉到低阶种姓对高阶种姓的「污染」，因此某些种姓是不被准许在日出或黄昏时进入市区的──拉长的阴影有玷污其他人的危险；而食物的烹煮则主要由高阶的婆罗门种姓为之，他们比较「洁净」的缘故。那些不幸被「玷污」的倒楣鬼也要靠婆罗门执行的一些仪式袪除不净。另外，在中古欧洲，阶级是以血缘出身为贵族平民之分；以英国人来说，此种阶级分化的观念仍残留於当今人们的行事行为当中。如在英语发音方面，上层阶级倾向於漏母音、下层阶级则漏子音；上层阶级决不说pardon、toilet等字汇；同样是dinner，下层阶级指午餐，上层阶级则指晚餐，等等，诸如此类。
讲到这里，读者未可放心；传统华人间的关系，显然较其他文明的传统要来的有「人」「味」的多，不是吗？但我在上一段已点出了，这是一种思想或宗教的「诠释」，真正存在的是一个社会当中通行的行为模式──理论的好坏在於能够诠释多少现象，不同理论的不同作用能够揭示同样现象的不同面。这篇文章我打算做一点针砭，因此也要动用较「现代」的观点来审视一下华人间的关系模式了。
在佛洛依德之前，心理学在人格成长(以及精神疾病)的解释上受达尔文演化论的影响，将成长视为个人生命史的演化(而精神疾病则导因於「退化」，被视为一种「返祖」现象)；佛洛依德一派的心理分析则开始以性的驱力作为人格成长动力的来源，以人生不同阶段性的驱力，作为成长的分期──婴儿的口腔期、儿童的肛门期与少年过渡为成人的生殖器期。所谓的人格成长，乃个人随着身体的逐渐发育，相应的精神独立与自我主体性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是与母体的逐渐脱离，另一方面则是自我学习和熟练掌控周遭环境的能力。口腔期既意味着婴儿开始意识到自身摄食的能力，同时还表现为此时期对於父母食物供给的仰赖(尤其是哺乳的母亲)；到了肛门期，儿童自我控制的焦点则转移到排泄上，而这个排泄的意象同时也可运用在其他方面(例如吐痰、唾、槟榔汁、剔牙、骂脏话、挖鼻屎耳垢擤鼻涕打喷嚏、搓身上的皮屑等等)；在生殖器期，成人式便是成功的追求异性到手，以缓解日渐增强的性慾煎熬。
以此种成长理论来衡量华人的「成长」，则传统文化中的华人可以说是从未「成年」过──一方面，中华式的婆婆妈妈们总习惯以「饮食」照顾儿孙，即使儿女们理论(年龄)上早已迈入成年甚至一、二十年了，他/她们在返家省亲时往往仍是劳驾老母下厨作菜、上菜款待；就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儿女们永远是老妈们的儿女，精神上在母亲面前从未断奶。二来，对於儿童控制(定时定点)排泄的训练，以西方的标准来说华人的儿童偏晚。在台湾早期的眷村往往有这样的回忆：穿着美国军援面粉袋作成的开档裤四处溜达；这种前後开档的「裤子」，不用说当然是为了随处方便的方便而设计的。此种「排泄」训练的缺乏也反映在「谈吐」上：痰、唾、食物残渣、皮癣、眼耳鼻屎，在老一辈人的身上往往是当众挖孔搓肤清喉咙，然後旁若无人似地随地「排泄」；年轻一辈的人或许比较少这些陋习，然而随便「发泄」情绪、口出恶言，或者抛丢垃圾纸屑则仍到处可见。三来，传统中国式的婚姻，不用说是父母「包办」的；五四以来新思潮的影响下不少中国的学人敢於抛家弃子，另结新欢的，但不用说，大部分活在传统中的人没有。
不只裤子，连衣服也是面粉袋做的。图片来源
在现代的华人社会中，无论是中港台乃至於海外华人，看来似乎已不再有这种「吃人礼教」式的婚姻了。然而华人真的藉此过度了「生殖器期」了吗？中文中其实有若干语汇，其实是很简明的将「口腔期」与「肛门期」合而观之的；与「生殖器期」不同，这两个阶段主要的控制都在个人的身体上，而身体从来就是中华传统思想中个人最关注的部分──称呼自己为自「身」；理想的生活是能够安「身」立命，因此《大学》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先决条件；而此种修「身」，正是二人关系的基本原则：用自己的「身体」去「体」会、「体」谅别人──当然，也是「身体」；更理所当然的是，对方也要「体」谅自「身」，否则，就是不会「做」人。这个「做」人可是一项大学问，也是华夏文明的菁华所在，别的文明没有的──西方只有「是」(to be)一个人，西方思想中的人是「自我」发展起来，不是藉由任何「二人」关系去定义的。绕了这麽一大圈再回来谈当代华人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很不幸的，男女交往往往一开始就企图达到已固定的有「名份」的程度(自然，这里的名份还可以从「封建」的五伦关系中寻得蛛丝马迹)，而变相为一种「事业」。相较之下，五四时代的少数学人反而才真正谈起了罗曼蒂克的恋爱；不肖子孙往往为了安「身」，差不多被迫成「家」，即使眼前的这一位不「对」「胃口」、不「对」「味」。不用说，此种婚恋的品质是很低的。(待续)
若采取「政治为权力的运作，而权力乃藉由人际关系的管道来传递」的观点来看政治，则讨论华人的政治文化，理当从华人社会藉以维系的人伦关系为讨论的起点。
华人传统中的人际关系可以一个符号「仁」来说明；此种「仁」的关系就字面的意义解，是以「二人」之间为关注的焦点，而被统括以「五伦」称之(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基本上是以一对一的关系为基础)；这不同於印度的种姓阶序，也不同於欧洲从中世纪残留至今的阶级概念。至於指导此种「二人」关系的思想为何？可以儒宗「至圣」的一席话来概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所谓的「恕」道。此种「恕」道，着重的是将心比心，「体」会、「体」谅此关系中的对方(也因此，道歉时必须说「对」不起或「对」不住；盖此种关系是一对一的「仁」的关系是也)，以此种得「体」的方式来应「对」。
我们再以印度与欧洲作为对照组，说明思想或宗教怎样诠释一个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印度的种姓(caste)阶序，是以各种姓宗教意义上「洁净」的程度来作为种姓高低的依据(越「洁净」的，越接近神)，而种姓中的个人若要在来世取得较高的种姓阶序，必须严守所谓的「法」(dharma)；这里的「法」指的是各种姓为各种姓中个人行为习惯的指导准则，规定了生活上的许多细节。遵守抑或违逆，其果报即是轮回之後、出身种姓的升降。这些行为上的细节有一大部分牵涉到低阶种姓对高阶种姓的「污染」，因此某些种姓是不被准许在日出或黄昏时进入市区的──拉长的阴影有玷污其他人的危险；而食物的烹煮则主要由高阶的婆罗门种姓为之，他们比较「洁净」的缘故。那些不幸被「玷污」的倒楣鬼也要靠婆罗门执行的一些仪式袪除不净。另外，在中古欧洲，阶级是以血缘出身为贵族平民之分；以英国人来说，此种阶级分化的观念仍残留於当今人们的行事行为当中。如在英语发音方面，上层阶级倾向於漏母音、下层阶级则漏子音；上层阶级决不说pardon、toilet等字汇；同样是dinner，下层阶级指午餐，上层阶级则指晚餐，等等，诸如此类。
讲到这里，读者未可放心；传统华人间的关系，显然较其他文明的传统要来的有「人」「味」的多，不是吗？但我在上一段已点出了，这是一种思想或宗教的「诠释」，真正存在的是一个社会当中通行的行为模式──理论的好坏在於能够诠释多少现象，不同理论的不同作用能够揭示同样现象的不同面。这篇文章我打算做一点针砭，因此也要动用较「现代」的观点来审视一下华人间的关系模式了。
在佛洛依德之前，心理学在人格成长(以及精神疾病)的解释上受达尔文演化论的影响，将成长视为个人生命史的演化(而精神疾病则导因於「退化」，被视为一种「返祖」现象)；佛洛依德一派的心理分析则开始以性的驱力作为人格成长动力的来源，以人生不同阶段性的驱力，作为成长的分期──婴儿的口腔期、儿童的肛门期与少年过渡为成人的生殖器期。所谓的人格成长，乃个人随着身体的逐渐发育，相应的精神独立与自我主体性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是与母体的逐渐脱离，另一方面则是自我学习和熟练掌控周遭环境的能力。口腔期既意味着婴儿开始意识到自身摄食的能力，同时还表现为此时期对於父母食物供给的仰赖(尤其是哺乳的母亲)；到了肛门期，儿童自我控制的焦点则转移到排泄上，而这个排泄的意象同时也可运用在其他方面(例如吐痰、唾、槟榔汁、剔牙、骂脏话、挖鼻屎耳垢擤鼻涕打喷嚏、搓身上的皮屑等等)；在生殖器期，成人式便是成功的追求异性到手，以缓解日渐增强的性慾煎熬。
以此种成长理论来衡量华人的「成长」，则传统文化中的华人可以说是从未「成年」过──一方面，中华式的婆婆妈妈们总习惯以「饮食」照顾儿孙，即使儿女们理论(年龄)上早已迈入成年甚至一、二十年了，他/她们在返家省亲时往往仍是劳驾老母下厨作菜、上菜款待；就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儿女们永远是老妈们的儿女，精神上在母亲面前从未断奶。二来，对於儿童控制(定时定点)排泄的训练，以西方的标准来说华人的儿童偏晚。在台湾早期的眷村往往有这样的回忆：穿着美国军援面粉袋作成的开档裤四处溜达；这种前後开档的「裤子」，不用说当然是为了随处方便的方便而设计的。此种「排泄」训练的缺乏也反映在「谈吐」上：痰、唾、食物残渣、皮癣、眼耳鼻屎，在老一辈人的身上往往是当众挖孔搓肤清喉咙，然後旁若无人似地随地「排泄」；年轻一辈的人或许比较少这些陋习，然而随便「发泄」情绪、口出恶言，或者抛丢垃圾纸屑则仍到处可见。三来，传统中国式的婚姻，不用说是父母「包办」的；五四以来新思潮的影响下不少中国的学人敢於抛家弃子，另结新欢的，但不用说，大部分活在传统中的人没有。
不只裤子，连衣服也是面粉袋做的。图片来源
在现代的华人社会中，无论是中港台乃至於海外华人，看来似乎已不再有这种「吃人礼教」式的婚姻了。然而华人真的藉此过度了「生殖器期」了吗？中文中其实有若干语汇，其实是很简明的将「口腔期」与「肛门期」合而观之的；与「生殖器期」不同，这两个阶段主要的控制都在个人的身体上，而身体从来就是中华传统思想中个人最关注的部分──称呼自己为自「身」；理想的生活是能够安「身」立命，因此《大学》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先决条件；而此种修「身」，正是二人关系的基本原则：用自己的「身体」去「体」会、「体」谅别人──当然，也是「身体」；更理所当然的是，对方也要「体」谅自「身」，否则，就是不会「做」人。这个「做」人可是一项大学问，也是华夏文明的菁华所在，别的文明没有的──西方只有「是」(to be)一个人，西方思想中的人是「自我」发展起来，不是藉由任何「二人」关系去定义的。绕了这麽一大圈再回来谈当代华人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很不幸的，男女交往往往一开始就企图达到已固定的有「名份」的程度(自然，这里的名份还可以从「封建」的五伦关系中寻得蛛丝马迹)，而变相为一种「事业」。相较之下，五四时代的少数学人反而才真正谈起了罗曼蒂克的恋爱；不肖子孙往往为了安「身」，差不多被迫成「家」，即使眼前的这一位不「对」「胃口」、不「对」「味」。不用说，此种婚恋的品质是很低的。(待续)
华人政治[2]
华人政治[2]
当然，本篇意在针砭华人的政治文化，无意去指责一般华人的「恋爱」的(所谓「去死去死团」成员往往过了适婚年龄却连个异性伴侣的手都没摸过，岂不陷於文化「酱缸」更惨？只应哀悼，不配批评)。不过我们接着「身」谈起，可以引到文章的主题了：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有什麽特别的地方？特别之处在於，在「二人」关系之下，互动真正是以「身体」力行的模式去达成的；我们已说过这种对身体的注重其实是「口腔期」和「肛门期」的综合反应，而许多日常互动中的例子不例外的显示了此种对「口腔」(摄食)与「肛门」(排泄)的彼此「体」谅──见面打招呼常说「吃饱未？」、「吃过没？」；在「熟」人面前才敢「开口」，盖「半生不熟」味道不佳也；而一个人款待得周不周到、热不热情，决定了她/他有没有人情「味」；这是「摄食」面。「吐」苦水、「发泄」情绪则要找亲朋好友，这是「排泄」面(在西方这是心理健康的问题，该找心理医师的)。
讲到这里，我要点明的是：中华式的政治(权力)结构，正是在此种互相「体」谅、「体」会、亲「躬」的追求下搭建起来的；因而支配者的身分必须是爱民如「子」的「父母」官，而整个政治关心的层面则基於「民以『食』为天」，致力於孟子所谓的「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或者老子所谓的「治大国如烹小鲜」、「虚其心、实其腹」，或者庄子所谓的「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此种着重饮食身家的「政治」理论，恰恰与西方契约论为解决一群个人自行发展、适者生存(华人的说法是「弱肉强食」，还是吃)所带来的无秩序大异其趣。实际上，民主政治引进汉土後，如果有什麽「水土不服」，原因大概便出在於强中国的「子」民去当西方意义上的「公民」；我们知道民主政治下的「公民」在历史上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赋予的：完整的雅典公民权仅限於成年男性拥有(而女性则被视为与孩童等同)，罗马帝国的公民权也是逐渐及於罗马城之外的(绝大多数「义大利人」的罗马公民权还是打了三年(公元前91-88)的同盟者战争(social war；social是从拉丁文的socii来的，有译为「社会战争」，误)才取得的)，而近代各国妇女运动为争取投票权，种种事蹟，更不待言。总而言之，参与西方民主政治的前提是成人的资格，而成年与否端视个人人格发展的程度如何──非常有趣的是，法律上所谓的人格攻击(personally attack)，在中文里却译成了人「身」攻击──可见得中国式的政治智慧，总是明哲保「身」用的；而支配者若为被统治者着想，则不外乎要求其「子」民的人格发展维持在儿童的阶段，换言之，停留在早期的「口腔期」、「肛门期」。
中华风的文化既然培养不出成人才能运作的「民主」，那麽因之而来的政治是什麽样的制度，也就不足为奇了。钱穆美其名为「信托」政治，其实可以再说得白一点，人民不是为了自己应有的权利(也欠缺这样的概念)去参与政治，而是拱手将权力交出，希冀支配者的「体」谅，同时也尽全力「体」谅为人「父母」官的辛苦，忍耐──大跃进造成三千万饿莩死骨，可是毛泽东始终为其「子」民所信任，权威不曾动摇。是了，待过中国的白鲁恂(Lucian W. Pye)即认为，相较於推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反殖民的独立运动人士，在精神上多半经历的「认同危机」，中国人在近代历史上的挫折激起的却不是个人发展上的困境，而是作为支配者的权威不足的「权威危机」──我们若翻开後殖民主义者必读的经典着作，法农(Franz Fanon)的《黑皮肤，白面具》，便晓得其反殖民的根本缘由，是作为心理医师的法农所诊断出来的个人认同谬误(在其案例中，是法属马提尼克 (Martinique) 岛上的黑人毫无反省的以白人的心理状态审(歧)视非洲大陆上(好比说，法属塞内加尔)的黑人──直到有人到了法国之後，才发现自己在那里其实也被当作黑人审(歧)视)。相较之下，华人则对政府普遍有依赖情节；其对外失败并不被视为是「中国人」的失败，而习於将责任集中在少数「无能」的高层身上，自己是不在检讨之列的──华人式的政治检讨几乎一无例外，都是在帮为政者打算，因此个人的自我发展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上面的人是否「贤能」，或者说，个人费的是认不认定在位者(的权威)，而不是自己长不长进、报不报国。明明李鸿章一人去对抗一个国家的甲午战争，等到打了败仗要签约，却有一群出一张嘴的人公车上书，大骂李屈节卖国；像文革这样从上到下集体式的歇斯底里(hysteria，拉丁文为hysterie，其拉丁文原意为子宫，隐含的意思则是向母体的逆退──或者白话一点来说，是精神面还停留在儿童阶段的「成年」人耍性子胡闹)，在官方的历史中却叫四人帮顶罪了事。无疑，在这种个人不必负责的政治里，不必期待会有几个升斗小民彻底的觉悟成长的。
实际上，华人并非没有试过跨国家的认同。清末民初之际，华人留日者与日本学人之间就共同分享了「清日同盟」之类的东亚意识；然而这与其说是觉悟到自己的身分认同，不如说是在西方列强之外又多了一个可以抱大腿的对象。曾经和日本人过从甚密的孙中山，到了俄国共产革命成功之後没多久，又把布尔雪维克那一套拿来改造国民党，「联俄容共」去了。华人真正经历过「认同危机」的，算算恐怕只有国民党接收台湾之际、经历228事件的第一代台独人士们；以文学家为代表的话，龙瑛宗、叶石涛那一辈经历过的尴尬大概是最有代表性的，而吴浊流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中，那个既非日本人、却也不是中国人，最终发疯的主人公则可说是恰如其分的表明人格形成的心理困境。我当然不是说当代的台独运动也如理想的第三世界一般是个人自觉的产物。实际上，当代台独运动兴起的远因首先是国民党造成的台湾实质独立，其近因则是1970年代的钓鱼台事件和退出联合国──在前一个事件上，美国人不理会台湾当局，迳自将钓鱼台的主权交给日本；而在後一个事件上，美国人再也不敢动用否决权，阻挡中共入联──这两件事其实在传达同一个讯息：美国人大腿之不可靠，连带的使抱美国人大腿的国民党政府颜面扫地，也开启了文学上的回归乡土运动和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而从党外运动人士不断的转换其口号(从乡土到本土到台湾意识)这点来看，固然可以有此乃「台独」的不同包装之类的後见之明，但就历史现场的眼光而言，正好暴露了权威扫地後所造成的不断寻找权威的社会情状──诸如「台湾认同」此类的政治标语，很有趣的是几乎都被用在竖立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的正当性的脉络中，却鲜少有人提到这里的认同不是认同「台湾」，而是自我人格上的认同。就此而言，「台湾」这个符号的用处其实也就与神主牌没有两样。民进党中的主流派系如美丽岛，如新潮流，其「发迹」都在美丽岛事件之後；至於当时美丽岛事件中，诸公政治倾向之暧昧，从法庭审判上的自辩词里可窥其大概矣。一开始就举起台独大纛的海外独派团体，倒是从未在民进党中取得够看的派系势力。(待续)
叶石涛先生住左营，算是离我家最近的名人了
当然，本篇意在针砭华人的政治文化，无意去指责一般华人的「恋爱」的(所谓「去死去死团」成员往往过了适婚年龄却连个异性伴侣的手都没摸过，岂不陷於文化「酱缸」更惨？只应哀悼，不配批评)。不过我们接着「身」谈起，可以引到文章的主题了：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有什麽特别的地方？特别之处在於，在「二人」关系之下，互动真正是以「身体」力行的模式去达成的；我们已说过这种对身体的注重其实是「口腔期」和「肛门期」的综合反应，而许多日常互动中的例子不例外的显示了此种对「口腔」(摄食)与「肛门」(排泄)的彼此「体」谅──见面打招呼常说「吃饱未？」、「吃过没？」；在「熟」人面前才敢「开口」，盖「半生不熟」味道不佳也；而一个人款待得周不周到、热不热情，决定了她/他有没有人情「味」；这是「摄食」面。「吐」苦水、「发泄」情绪则要找亲朋好友，这是「排泄」面(在西方这是心理健康的问题，该找心理医师的)。
讲到这里，我要点明的是：中华式的政治(权力)结构，正是在此种互相「体」谅、「体」会、亲「躬」的追求下搭建起来的；因而支配者的身分必须是爱民如「子」的「父母」官，而整个政治关心的层面则基於「民以『食』为天」，致力於孟子所谓的「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或者老子所谓的「治大国如烹小鲜」、「虚其心、实其腹」，或者庄子所谓的「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此种着重饮食身家的「政治」理论，恰恰与西方契约论为解决一群个人自行发展、适者生存(华人的说法是「弱肉强食」，还是吃)所带来的无秩序大异其趣。实际上，民主政治引进汉土後，如果有什麽「水土不服」，原因大概便出在於强中国的「子」民去当西方意义上的「公民」；我们知道民主政治下的「公民」在历史上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赋予的：完整的雅典公民权仅限於成年男性拥有(而女性则被视为与孩童等同)，罗马帝国的公民权也是逐渐及於罗马城之外的(绝大多数「义大利人」的罗马公民权还是打了三年(公元前91-88)的同盟者战争(social war；social是从拉丁文的socii来的，有译为「社会战争」，误)才取得的)，而近代各国妇女运动为争取投票权，种种事蹟，更不待言。总而言之，参与西方民主政治的前提是成人的资格，而成年与否端视个人人格发展的程度如何──非常有趣的是，法律上所谓的人格攻击(personally attack)，在中文里却译成了人「身」攻击──可见得中国式的政治智慧，总是明哲保「身」用的；而支配者若为被统治者着想，则不外乎要求其「子」民的人格发展维持在儿童的阶段，换言之，停留在早期的「口腔期」、「肛门期」。
中华风的文化既然培养不出成人才能运作的「民主」，那麽因之而来的政治是什麽样的制度，也就不足为奇了。钱穆美其名为「信托」政治，其实可以再说得白一点，人民不是为了自己应有的权利(也欠缺这样的概念)去参与政治，而是拱手将权力交出，希冀支配者的「体」谅，同时也尽全力「体」谅为人「父母」官的辛苦，忍耐──大跃进造成三千万饿莩死骨，可是毛泽东始终为其「子」民所信任，权威不曾动摇。是了，待过中国的白鲁恂(Lucian W. Pye)即认为，相较於推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反殖民的独立运动人士，在精神上多半经历的「认同危机」，中国人在近代历史上的挫折激起的却不是个人发展上的困境，而是作为支配者的权威不足的「权威危机」──我们若翻开後殖民主义者必读的经典着作，法农(Franz Fanon)的《黑皮肤，白面具》，便晓得其反殖民的根本缘由，是作为心理医师的法农所诊断出来的个人认同谬误(在其案例中，是法属马提尼克 (Martinique) 岛上的黑人毫无反省的以白人的心理状态审(歧)视非洲大陆上(好比说，法属塞内加尔)的黑人──直到有人到了法国之後，才发现自己在那里其实也被当作黑人审(歧)视)。相较之下，华人则对政府普遍有依赖情节；其对外失败并不被视为是「中国人」的失败，而习於将责任集中在少数「无能」的高层身上，自己是不在检讨之列的──华人式的政治检讨几乎一无例外，都是在帮为政者打算，因此个人的自我发展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上面的人是否「贤能」，或者说，个人费的是认不认定在位者(的权威)，而不是自己长不长进、报不报国。明明李鸿章一人去对抗一个国家的甲午战争，等到打了败仗要签约，却有一群出一张嘴的人公车上书，大骂李屈节卖国；像文革这样从上到下集体式的歇斯底里(hysteria，拉丁文为hysterie，其拉丁文原意为子宫，隐含的意思则是向母体的逆退──或者白话一点来说，是精神面还停留在儿童阶段的「成年」人耍性子胡闹)，在官方的历史中却叫四人帮顶罪了事。无疑，在这种个人不必负责的政治里，不必期待会有几个升斗小民彻底的觉悟成长的。
实际上，华人并非没有试过跨国家的认同。清末民初之际，华人留日者与日本学人之间就共同分享了「清日同盟」之类的东亚意识；然而这与其说是觉悟到自己的身分认同，不如说是在西方列强之外又多了一个可以抱大腿的对象。曾经和日本人过从甚密的孙中山，到了俄国共产革命成功之後没多久，又把布尔雪维克那一套拿来改造国民党，「联俄容共」去了。华人真正经历过「认同危机」的，算算恐怕只有国民党接收台湾之际、经历228事件的第一代台独人士们；以文学家为代表的话，龙瑛宗、叶石涛那一辈经历过的尴尬大概是最有代表性的，而吴浊流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中，那个既非日本人、却也不是中国人，最终发疯的主人公则可说是恰如其分的表明人格形成的心理困境。我当然不是说当代的台独运动也如理想的第三世界一般是个人自觉的产物。实际上，当代台独运动兴起的远因首先是国民党造成的台湾实质独立，其近因则是1970年代的钓鱼台事件和退出联合国──在前一个事件上，美国人不理会台湾当局，迳自将钓鱼台的主权交给日本；而在後一个事件上，美国人再也不敢动用否决权，阻挡中共入联──这两件事其实在传达同一个讯息：美国人大腿之不可靠，连带的使抱美国人大腿的国民党政府颜面扫地，也开启了文学上的回归乡土运动和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而从党外运动人士不断的转换其口号(从乡土到本土到台湾意识)这点来看，固然可以有此乃「台独」的不同包装之类的後见之明，但就历史现场的眼光而言，正好暴露了权威扫地後所造成的不断寻找权威的社会情状──诸如「台湾认同」此类的政治标语，很有趣的是几乎都被用在竖立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的正当性的脉络中，却鲜少有人提到这里的认同不是认同「台湾」，而是自我人格上的认同。就此而言，「台湾」这个符号的用处其实也就与神主牌没有两样。民进党中的主流派系如美丽岛，如新潮流，其「发迹」都在美丽岛事件之後；至於当时美丽岛事件中，诸公政治倾向之暧昧，从法庭审判上的自辩词里可窥其大概矣。一开始就举起台独大纛的海外独派团体，倒是从未在民进党中取得够看的派系势力。(待续)
叶石涛先生住左营，算是离我家最近的名人了
华人政治[3]
华人政治[3]
所以说我们台湾目前面临的政治乱象绝非什麽民主必经之路，更非民主化以後的正常现象；如果说要下什麽比较确切的按语，不如说是在华人习而不察的心理深层结构上移植嫁接了其基础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民进党执政八年，在野党最有力的批评始终集中在经济问题上；经济问题固然有，正反意见固然迭出纷陈，术业有专攻，非本文能品评。然而对一般人来说，「经济」问题究竟意味什麽，却是很耐人寻味──无论谢长廷提出什麽「幸福经济」的口号，抑或不少蓝营支持者(当然，绿营也不少)在经济学上的知识硬碰硬後较量不过，抬出「人民的感觉最重要」之类的遁词(此辈出没网路者大有其人)，很明显的都是将信任放在亲「身」「体」验之上──讲明点，还是不出孟子「不饥不寒」、不离老子「实其腹」的主张。现下总统大选在即，安定牌历来必打无虞；可怜台湾老百姓，政治上的主张始终跳不出只求「身上衣裳口中食」的程度。
然而，然而──我是要讲乱象──虽然华人传统上的政治所欲达到的理想水平如是之低，毕竟那还有安定的意味，无论如何安居乐业以後才能保住身家嘛。然而华人国民性里这种人格发展朝婴儿期逆退的性质，既然发展不出西方式争取参政权的公民政治，常常连此种最起码的安定都保不住(在古希腊，因为债务而实际上陷入他人奴隶状况的公民往往依靠政治改革翻身；好比说雅典的梭伦Solon就是搞此种改革，并且乾脆从此以後禁止雅典人当奴隶)；一但权威扫地，再配合人民饥寒，往往就是「天下大乱」──在华人的历史传统里，并没有西方的「革命」概念，相应对的是所谓的「揭杆而起」接着「群雄逐鹿」：无论是法国大革命抑或美国独立革命，其基础都是基於理性的指导，意图争取「天赋人权」而爆发的；即便这些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非「无产阶级」革命，後者也是基於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哲学去推动的。讽刺的是，後来真正(？)发生共产革命的两个国家，并非因为其国情符合马克思的预测而建立共产政权；在中国，毋宁是最传统的、最基本的「不饥不寒」的条件都不能维持时，动摇了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但也仅只是动摇。历来的农民革命，鲜少一击之下就推翻专制王朝的──无论是汉末的黄巾、唐末的黄巢、宋代的田虎方腊宋江、清代的太平天国；至如笔者熟悉的明代，唐赛儿、刘六刘七、邓茂七等等等…从明代中叶以来即小乱不断──往往是饥民与「封建迷信」的组合。「建设」不必说(「理性」指导更是奢谈)，破坏还往往极大。明末的流寇整整流窜了十七年，好不容易李自成以关中为基地建号称极还把明思宗逼去自缢，结果山海关之役打了个一蹶不振，简直可以说是在清军面前又恢复了流窜的本质流到亡，残部不是被清军收编就是被南明招降，而招降往往还是幌子，自身难保的南明政权根本约束不了这些土匪头，往往为患百姓，自家内哄更是屡见不鲜(清军能进入南明最後的据点云南，说到底还是拜孙可望与李定国龃龉之赐)。中国的士大夫向来有痛斥「奸民」、「刁民」、「乱民」、「暴民」的传统(尤其为官者)；中共政权建立之後，官方却统一论调，一律将诸如此类的某某之「乱」全部改称为「农民革命」。此说一出，好似大有增普罗人民光彩之感；然究其实，此「革命」与彼「革命」相提并论，不特增人疑窦，识者简直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叹。
我们已经提过近代中国「权威危机」的观点；固然，人民寻求权威是中国式安定的基础，「权威危机」之下就是华人社会的乱象。然而没有「权威危机」，没有天灾人祸，华人的政治就上轨道了吗？
我有一阵子曾经担任某网路讨论版的BM。那段时间我发现最有趣的事是，有两类「版友」最常在板上表演他们发泄/排泄的本事。这第一类，是那些初来乍到，或许搞不好还是第一次上网的，往往还不熟悉网路上的习语用语、某讨论板上风气的，所以总要经过一点「矫正」才学会控制，才比较能适当的表达积极性/攻击性(aggressiveness)；如我所说，这样虽然乱，但在一个大体上谈吐风气还算可以的网路社群里头，慢慢把这股锐气磨到众人可以接受的程度是有可能的，或者说「孺子可教也」。若不是，那就真的如上文所说是八仙过海，各显各泼皮无赖的神通；今日制造业中Made in China标签的商品「黑心」者之多，似可证官方意识形态势微、「经济」(不过，这又是哪门子经济)挂帅下此辈「奸民」、「刁民」的再兴(明末就有很多现在俗称「金光党」的诈骗业了──我手边的《士商类要》就记着「谚云：『十个船家九个偷』」，此运输方面的「黑心」业者也)。这第二类则不同，发作者并非不谙规矩或不懂做人，而是蓄意的反其道而行──此般诸公缺乏的绝非权威的安定性，而是正好相反，权威上的安定性「太过」，因而造成他们有恃无恐；这类权威往往基於和BM(「版主」、「(论坛)坛主」)交情大好，或者在该论坛物以类聚、一丘之貉横行有年的「小圈圈」──本来华人的小圈圈对於一个本分老实人来说，是一个拟似母体的安身之所，只是希冀寻求这样一个固定的归宿来摄食、排泄。但当如此以个人为中心所搭构起来的人际关系圈子，与某个非封闭性团体中参与的成员重叠时，或者我们说得白一点，在一个公共场合里头，大部分经常出没的人之间彼此有着盘根错节的紧密关系时，就会出现所谓华人「缺乏公德心」、「公私不分」的现象──有如婴儿或幼童对於私人性的空间隐私不晓得要保持距离，下意识的不会在通渠大道上让路一般(也不会借你过)，华人只要能够融入自己的小圈子，往往就是不择地点的从不安局促一变为「当成自己家里」那样轻松自在(通常还过分)的表现。下焉者，则是仗着有人有势(或者人多势众)党同伐异。本文再四强调华人政治文化中对身家的追求反映的是人格发展的迟滞，而中国传统的另一种政治危机正是此种幼童人格的另一面。易言之，倚仗着以个人为中心所建构起来的众人母体，在饱暖之余进一步追求的是被宠爱，乃至被宠坏(spoiled)。集团内部越是充斥着这样不长进的个人，其彼此之间互相取暖的方式，就越是纵容其中的成员表现其有类儿童的幼稚与专横。
我们不会讶异传统中国的掌权者会给予其亲信以种种特权优遇；正是利用了此种耍性子使坏的心理，支配者与其爪牙之间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关系，而此种关系的巩固又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在别人身上发泄恶意与暴力时的心理凭藉，尤其是「人多势众」之时。此种祸害在近代中国最特出的例子，恐怕无过於「文化大革命」了──在「革命」(如今，连大陆那边都早已承认这实际上是十年动乱)的高潮阶段，唯一没有被红卫兵颠覆而瘫痪的机构大概只剩人民解放军而已；而受害者简直有史不绝书之态，在1980年代蔚为「伤痕文学」之风。文革最後的结束最後还是靠那个始作俑者──敬爱的毛主席──下令「不准他们乱说乱动」(还是管束小孩子的语气)，才结束了一场参与人数该列名世界纪录的巨大闹剧。此等情态，正由於下面的人希冀邀宠，而上面的人蓄意利用，真「上下交相贼」之谓也。(日来民进党政府官员中亦不少此类人等，论祸害差人一大截，其成因结构倒如出一辙矣)(待续)
所以说我们台湾目前面临的政治乱象绝非什麽民主必经之路，更非民主化以後的正常现象；如果说要下什麽比较确切的按语，不如说是在华人习而不察的心理深层结构上移植嫁接了其基础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民进党执政八年，在野党最有力的批评始终集中在经济问题上；经济问题固然有，正反意见固然迭出纷陈，术业有专攻，非本文能品评。然而对一般人来说，「经济」问题究竟意味什麽，却是很耐人寻味──无论谢长廷提出什麽「幸福经济」的口号，抑或不少蓝营支持者(当然，绿营也不少)在经济学上的知识硬碰硬後较量不过，抬出「人民的感觉最重要」之类的遁词(此辈出没网路者大有其人)，很明显的都是将信任放在亲「身」「体」验之上──讲明点，还是不出孟子「不饥不寒」、不离老子「实其腹」的主张。现下总统大选在即，安定牌历来必打无虞；可怜台湾老百姓，政治上的主张始终跳不出只求「身上衣裳口中食」的程度。
然而，然而──我是要讲乱象──虽然华人传统上的政治所欲达到的理想水平如是之低，毕竟那还有安定的意味，无论如何安居乐业以後才能保住身家嘛。然而华人国民性里这种人格发展朝婴儿期逆退的性质，既然发展不出西方式争取参政权的公民政治，常常连此种最起码的安定都保不住(在古希腊，因为债务而实际上陷入他人奴隶状况的公民往往依靠政治改革翻身；好比说雅典的梭伦Solon就是搞此种改革，并且乾脆从此以後禁止雅典人当奴隶)；一但权威扫地，再配合人民饥寒，往往就是「天下大乱」──在华人的历史传统里，并没有西方的「革命」概念，相应对的是所谓的「揭杆而起」接着「群雄逐鹿」：无论是法国大革命抑或美国独立革命，其基础都是基於理性的指导，意图争取「天赋人权」而爆发的；即便这些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非「无产阶级」革命，後者也是基於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哲学去推动的。讽刺的是，後来真正(？)发生共产革命的两个国家，并非因为其国情符合马克思的预测而建立共产政权；在中国，毋宁是最传统的、最基本的「不饥不寒」的条件都不能维持时，动摇了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但也仅只是动摇。历来的农民革命，鲜少一击之下就推翻专制王朝的──无论是汉末的黄巾、唐末的黄巢、宋代的田虎方腊宋江、清代的太平天国；至如笔者熟悉的明代，唐赛儿、刘六刘七、邓茂七等等等…从明代中叶以来即小乱不断──往往是饥民与「封建迷信」的组合。「建设」不必说(「理性」指导更是奢谈)，破坏还往往极大。明末的流寇整整流窜了十七年，好不容易李自成以关中为基地建号称极还把明思宗逼去自缢，结果山海关之役打了个一蹶不振，简直可以说是在清军面前又恢复了流窜的本质流到亡，残部不是被清军收编就是被南明招降，而招降往往还是幌子，自身难保的南明政权根本约束不了这些土匪头，往往为患百姓，自家内哄更是屡见不鲜(清军能进入南明最後的据点云南，说到底还是拜孙可望与李定国龃龉之赐)。中国的士大夫向来有痛斥「奸民」、「刁民」、「乱民」、「暴民」的传统(尤其为官者)；中共政权建立之後，官方却统一论调，一律将诸如此类的某某之「乱」全部改称为「农民革命」。此说一出，好似大有增普罗人民光彩之感；然究其实，此「革命」与彼「革命」相提并论，不特增人疑窦，识者简直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叹。
我们已经提过近代中国「权威危机」的观点；固然，人民寻求权威是中国式安定的基础，「权威危机」之下就是华人社会的乱象。然而没有「权威危机」，没有天灾人祸，华人的政治就上轨道了吗？
我有一阵子曾经担任某网路讨论版的BM。那段时间我发现最有趣的事是，有两类「版友」最常在板上表演他们发泄/排泄的本事。这第一类，是那些初来乍到，或许搞不好还是第一次上网的，往往还不熟悉网路上的习语用语、某讨论板上风气的，所以总要经过一点「矫正」才学会控制，才比较能适当的表达积极性/攻击性(aggressiveness)；如我所说，这样虽然乱，但在一个大体上谈吐风气还算可以的网路社群里头，慢慢把这股锐气磨到众人可以接受的程度是有可能的，或者说「孺子可教也」。若不是，那就真的如上文所说是八仙过海，各显各泼皮无赖的神通；今日制造业中Made in China标签的商品「黑心」者之多，似可证官方意识形态势微、「经济」(不过，这又是哪门子经济)挂帅下此辈「奸民」、「刁民」的再兴(明末就有很多现在俗称「金光党」的诈骗业了──我手边的《士商类要》就记着「谚云：『十个船家九个偷』」，此运输方面的「黑心」业者也)。这第二类则不同，发作者并非不谙规矩或不懂做人，而是蓄意的反其道而行──此般诸公缺乏的绝非权威的安定性，而是正好相反，权威上的安定性「太过」，因而造成他们有恃无恐；这类权威往往基於和BM(「版主」、「(论坛)坛主」)交情大好，或者在该论坛物以类聚、一丘之貉横行有年的「小圈圈」──本来华人的小圈圈对於一个本分老实人来说，是一个拟似母体的安身之所，只是希冀寻求这样一个固定的归宿来摄食、排泄。但当如此以个人为中心所搭构起来的人际关系圈子，与某个非封闭性团体中参与的成员重叠时，或者我们说得白一点，在一个公共场合里头，大部分经常出没的人之间彼此有着盘根错节的紧密关系时，就会出现所谓华人「缺乏公德心」、「公私不分」的现象──有如婴儿或幼童对於私人性的空间隐私不晓得要保持距离，下意识的不会在通渠大道上让路一般(也不会借你过)，华人只要能够融入自己的小圈子，往往就是不择地点的从不安局促一变为「当成自己家里」那样轻松自在(通常还过分)的表现。下焉者，则是仗着有人有势(或者人多势众)党同伐异。本文再四强调华人政治文化中对身家的追求反映的是人格发展的迟滞，而中国传统的另一种政治危机正是此种幼童人格的另一面。易言之，倚仗着以个人为中心所建构起来的众人母体，在饱暖之余进一步追求的是被宠爱，乃至被宠坏(spoiled)。集团内部越是充斥着这样不长进的个人，其彼此之间互相取暖的方式，就越是纵容其中的成员表现其有类儿童的幼稚与专横。
我们不会讶异传统中国的掌权者会给予其亲信以种种特权优遇；正是利用了此种耍性子使坏的心理，支配者与其爪牙之间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关系，而此种关系的巩固又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在别人身上发泄恶意与暴力时的心理凭藉，尤其是「人多势众」之时。此种祸害在近代中国最特出的例子，恐怕无过於「文化大革命」了──在「革命」(如今，连大陆那边都早已承认这实际上是十年动乱)的高潮阶段，唯一没有被红卫兵颠覆而瘫痪的机构大概只剩人民解放军而已；而受害者简直有史不绝书之态，在1980年代蔚为「伤痕文学」之风。文革最後的结束最後还是靠那个始作俑者──敬爱的毛主席──下令「不准他们乱说乱动」(还是管束小孩子的语气)，才结束了一场参与人数该列名世界纪录的巨大闹剧。此等情态，正由於下面的人希冀邀宠，而上面的人蓄意利用，真「上下交相贼」之谓也。(日来民进党政府官员中亦不少此类人等，论祸害差人一大截，其成因结构倒如出一辙矣)(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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