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出在不够本土而非太本土!
民进党党主席选举的态势，似乎被部分媒体评价为中间路线和本土路线之争，也有候选人自觉或这不自觉的要往这个方向操作。「本土」作为一种图腾，论述上就变成兵家必争之地，往中间路线靠拢者必不够本土，而坚持本土者必然不进步。如果主席选举的争执被带往这样的方向，必是民进党最大的悲哀。
今日任何市井小民皆能对本土或者中间讲出一套道理，而要擘画党未来愿景者，若没有更出色服人的论述，凭什麽是你而不是隔壁卖猪肉的老朱还是科技新贵小张来领导这个党，只因为他们没办法缴150万保证金？还是因为他们没有人头党员？如果1996年就已经讨论过一模一样的问题，现在只是新世代改名青壮派，基本教义派改名公妈派，鹦鹉学舌的重复十年前的主张，这不正像马克思说的，历史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成为闹剧？
民进党的失败，症结在於这十几年来对论述的贫乏，误以为本土只能在政治领域透过教育，以「高级文化」的形式自上而下的传递。这些本土主张者没有考虑到这个小小的岛屿上并不是每个人都那麽关心政治，当本土的领域越是限缩在政治，就越无法面对全球化在所有领域渗透性的冲击。当中国化披着全球化的外衣，挟资本的优势全面入侵，本土只能丢盔弃甲，在中国等於国际的假论述下惨遭歼灭。
因此，民进党在选举中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太本土化，而是因为不够本土。过去民进党人相信那种在政治领域中，只能透过教育、自上而下的召唤的本土主张，深度与广度明显都不够。这种本土面对披着全球化外衣的中国热，自然是走向毫无应对之道的大失败。而争夺文化诠释权的失败与执政的正当性危机，更使得「本土」政权面对近乎污蔑的攻击毫无反击能力。唯有重新检讨本土如何更落实在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常民生活之中，藉着下而上的累积储存本土能量，才能够面对来自全球化或者中国化的挑战。
本土不是一种需要教育的意识型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需要更丰富的内涵，从与家人的沟通、社区事务的关心、生活环境的保育、古蹟与纪念物的维系，从地方特色的经营与建立开始，在每一个领域深植本土的意义，这样的本土才能够成为「在地意识」，以相应於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快速、便捷与全球一体。当维也纳的哈维卡咖啡不会被Starbucks击倒时，它所代表的正是地方特色对全球一体的反击。同样的，当黑珍珠与玉荷包成为地方骄傲的特产，其实也是一种本土意识的展现。比起政治上被召唤的遥远本土，这些本土毋宁更贴近生活，也更丰富，对於人们如何建立土地的认同，更有催化效果。
民进党的544万支持者中，相信没有人对於本土价值有所质疑，也没有人对於台湾主体意识有过任何退让 议的焦点并不在本土与中间，而在於对本土化的实施手段有不同的看法。八年的执政经验，证明了限缩於政治领域，自上而下传递的本土价值是不够的；把自己命为本土政权，更会导致执政失败所带来的正当性危机不但冲击政权，更冲击到本土价值，甚至带来只要执政权丧失，所有过去的努力很可能付诸流水的恶果。民进党的失败不是因为太本土，而是因为不够本土，不能将本土下而上的落实在每一个领域中而导致。如果不能反省本土的意义与手段，只执着在中间与本土不存在的对立这种假议题上，民进党必定继续失败。
社区如何瓦解地方派系的既有结构?
社区如何瓦解地方派系的既有结构?
地方派系在地方上呼风唤雨，一直是台湾民主化後仍无法解决的困境。民进党再两千年执政後，一直试图打破国民党与地方派系的连结，采取了三个主要的措施。第一个是以金融改革之名瘫痪农渔会信用部功能。这个改革一推出随即面临相当激烈的反弹，一度功败垂成，但最後还是偷偷摸摸的完成了。
第二个是改革农渔会选举制度，从原先的全额连记投票改为半额连记投票，至少让农渔会理事选举不会再发生「赢者全拿」现象。在高雄县的两个乡镇中，政府先以经营不善为理由收回农业金库，由土地银行出面整顿，不久後再交还新选出的亲民进党力量农会管理，可以说是典型的掺着权力的农金改革案例。虽然不敢保证亲民进党农会会对於财务的管理会比较完善，但制度的建立确实对於农渔会信用部滥贷与亏损问题能发挥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
第三个企图瓦解国民党与地方派系连带的方式，就是试图建立民进党自己的「派系扈从」制度，拉拢嘉义县林派陈明文、张花冠力量是典型的例子。民进党在嘉义县选区从不会赢到结合林派得到县级完全执政过程，可以说是建构民进党派系扈从的经典。但这种建立自身扈从结构的改革，权力分配的考量大於制度的建立，因此如果政权再度移转，崩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总体而言，上述三个做法都是由中央上而下的强制改革力量，这当然是掺着权力考虑的制度改革，但只要制度建立，改革成功并不是一件坏事。然而从2007年立法委员选举被戏称「地方派系回魂」的结果看来，民进党想藉着上往下的力量强制让地方派系缴械的做法，虽然在部分地方取得成效，但整体而言并没有明显成果，高雄县、嘉义县都只是各别案例，也就是说，改革没有全国性的实质收效。
既然从上而下瓦解地方派系的力量可能是无效的，那麽有没有可能从下而上，不依着农渔会权力结构杀出一条血路？屏东县林边乡有个成功的例子可以参考。林边以出产「黑珍珠」闻名，但莲雾产业可以打出名号，还是有赖於地方民众的社区意识逐渐外部扩张所产生。从杨弘任的《社区如何动起来》这本书可以看出是「在地师傅」而非农会的产销班制度在推展黑珍珠文化，农会在整个黑珍珠产业的发展过程里，是等到黑珍珠出了名才来配合办理活动的消极的配合者而非主导者。
这个现象相当有趣，杨弘任用社区意识的概念去讨论莲雾种作的传承过程，再以这个过程去证明林边乡的其他社区运动如扫街、东港溪美化等工作，也是依照这个「在地师傅」模式逐步建立民众的参与感而成。既然既有农会力量在黑珍珠行销的过程里只能被动参与，意味着地方上一着派系而划分的人际界线是可以打破的，这也造成了长年投注於民主与环境议题的党外（民进党）政治人物曹启鸿可以依这个「在地师傅」的模式突破长年被地方派系垄断的地方选举结果，进而一路从国代、省议员、立委向上爬升乃至今日担任县长。
我很有兴趣的是，林边乡的经验在2007年立委选举中能否被检验？如果曹启鸿系统的人顺利当选，意味着这个方式对於打破地方派系垄断有所启发，而若相反由国民党老派系拿回区域立委席次，则不免让人猜疑这个「社区意识」效果有限。2007年立委选举，与曹启鸿同为新系出身的潘孟安不但在党内初选没有对手，大选也顺利连任，虽然我没办法证明这是曹启鸿以来凝聚社区意识的效果（潘孟安是恒春人，不是林边人；对手苏清泉是派系出身，但为东港人），但至少可以说在林边这里，社区意识并没有让国民党依着旧有的派系结构重新拿回政权。
杨弘任的作品给了意欲从事政治改革者一个新的想像，如何藉着社区意识去瓦解旧有的派系权力分配结构。这是民进党中央执政以来想推动各种政治改革时相当缺乏的创意，在失去政权的同时，有谓「回归基层」的说法，如果能从这样的角度切入，或许可以为台湾地方政治带来新的改个契机。
地方派系在地方上呼风唤雨，一直是台湾民主化後仍无法解决的困境。民进党再两千年执政後，一直试图打破国民党与地方派系的连结，采取了三个主要的措施。第一个是以金融改革之名瘫痪农渔会信用部功能。这个改革一推出随即面临相当激烈的反弹，一度功败垂成，但最後还是偷偷摸摸的完成了。
第二个是改革农渔会选举制度，从原先的全额连记投票改为半额连记投票，至少让农渔会理事选举不会再发生「赢者全拿」现象。在高雄县的两个乡镇中，政府先以经营不善为理由收回农业金库，由土地银行出面整顿，不久後再交还新选出的亲民进党力量农会管理，可以说是典型的掺着权力的农金改革案例。虽然不敢保证亲民进党农会会对於财务的管理会比较完善，但制度的建立确实对於农渔会信用部滥贷与亏损问题能发挥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
第三个企图瓦解国民党与地方派系连带的方式，就是试图建立民进党自己的「派系扈从」制度，拉拢嘉义县林派陈明文、张花冠力量是典型的例子。民进党在嘉义县选区从不会赢到结合林派得到县级完全执政过程，可以说是建构民进党派系扈从的经典。但这种建立自身扈从结构的改革，权力分配的考量大於制度的建立，因此如果政权再度移转，崩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总体而言，上述三个做法都是由中央上而下的强制改革力量，这当然是掺着权力考虑的制度改革，但只要制度建立，改革成功并不是一件坏事。然而从2007年立法委员选举被戏称「地方派系回魂」的结果看来，民进党想藉着上往下的力量强制让地方派系缴械的做法，虽然在部分地方取得成效，但整体而言并没有明显成果，高雄县、嘉义县都只是各别案例，也就是说，改革没有全国性的实质收效。
既然从上而下瓦解地方派系的力量可能是无效的，那麽有没有可能从下而上，不依着农渔会权力结构杀出一条血路？屏东县林边乡有个成功的例子可以参考。林边以出产「黑珍珠」闻名，但莲雾产业可以打出名号，还是有赖於地方民众的社区意识逐渐外部扩张所产生。从杨弘任的《社区如何动起来》这本书可以看出是「在地师傅」而非农会的产销班制度在推展黑珍珠文化，农会在整个黑珍珠产业的发展过程里，是等到黑珍珠出了名才来配合办理活动的消极的配合者而非主导者。
这个现象相当有趣，杨弘任用社区意识的概念去讨论莲雾种作的传承过程，再以这个过程去证明林边乡的其他社区运动如扫街、东港溪美化等工作，也是依照这个「在地师傅」模式逐步建立民众的参与感而成。既然既有农会力量在黑珍珠行销的过程里只能被动参与，意味着地方上一着派系而划分的人际界线是可以打破的，这也造成了长年投注於民主与环境议题的党外（民进党）政治人物曹启鸿可以依这个「在地师傅」的模式突破长年被地方派系垄断的地方选举结果，进而一路从国代、省议员、立委向上爬升乃至今日担任县长。
我很有兴趣的是，林边乡的经验在2007年立委选举中能否被检验？如果曹启鸿系统的人顺利当选，意味着这个方式对於打破地方派系垄断有所启发，而若相反由国民党老派系拿回区域立委席次，则不免让人猜疑这个「社区意识」效果有限。2007年立委选举，与曹启鸿同为新系出身的潘孟安不但在党内初选没有对手，大选也顺利连任，虽然我没办法证明这是曹启鸿以来凝聚社区意识的效果（潘孟安是恒春人，不是林边人；对手苏清泉是派系出身，但为东港人），但至少可以说在林边这里，社区意识并没有让国民党依着旧有的派系结构重新拿回政权。
杨弘任的作品给了意欲从事政治改革者一个新的想像，如何藉着社区意识去瓦解旧有的派系权力分配结构。这是民进党中央执政以来想推动各种政治改革时相当缺乏的创意，在失去政权的同时，有谓「回归基层」的说法，如果能从这样的角度切入，或许可以为台湾地方政治带来新的改个契机。
不是我选输之我也要写检讨报告
不是我选输之我也要写检讨报告
类归于： 未分类 — admin @ 1:48 下午 编辑
不是我选输之我也要写检讨报告
莫名奇妙下班前要写一篇报告，说要讲选举选输的心得。真奇怪，又不是我选输，干麻不请谢长廷自己写。不过既然要写就来骂个痛快，败选一周了，有些想法也沉淀了，正是检讨的好时机。
一、 败选检讨
1. 同志作风腐败，失败推诿卸责
执政以来党内部份同志作风腐败，有贪污被起诉者，亦有因与厂商往来收受不当利益，引起社会公评者。八年来，吃香喝辣人人有份，现在失去政权，却全部都把指标指向陈总统，对陈总统不甚公平。试想，若非有总统开启执政八年，各位同志皆草莽出身，岂有封官晋爵机会？吃香喝辣人人有份，不当行为都该检讨，全部都把责任丢给代罪羔羊，有失公允。
2. 本土论述落後，无法吸引支持
近几年党内本土论述贫乏，无法吸引进步本土力量支持。民众对民进党的要求，已不再是在野时期的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而更在意於我们要建立一个怎麽样的一个国家。一个独立但是贪污腐败、政经失调的国家岂是人民所愿？我党作为执政党，过度沉浸於2004年以台湾主体意识胜选的骄傲，以为复制相同论述就可以打赢选战，不免天真。时间不会停留，民意正如流水，如果不能以议题和进步本土力量结合，只是复制自己成为「有台湾意识的国民党」，打败国民党继而执政有什麽意义？
3. 初选伤势过重，影响党内团结
党内部份同志初选伤势过重，不但影响社会观感，亦不利於选举团结，立委选举期间部份县市开票不如预期，都是因为党内不团结，不能互相拉抬，甚至互扯後腿所导致。初选以来，党中央无力控制部份同志在初选登记後仍任意更改初选制度，只为排除异己:又放任部分派系胡作非为，造成党纪不彰，都严重影响前线同志士气。这些初选纠纷，後来纷纷在立委及总统选举时发酵，造成严重辅选困难，也导致各项选举无法开出选票。
4. 缺乏明确论述，无法吸引新人
民进党执政八年，青年选票不断流失。如果党内至今仍以培养「青年军」的角度想吸引年轻人。在民主多元的社会环境里，不啻缘木求鱼，政治已无万恶威权政府，年轻人可选择的选项甚多，无需将精力全然投入政治。如果本党同志仍将青年视为选举工具或者「创意」来源，必然无法开拓选票。当今年轻族群并无国民党统治经验，无法被前辈为民主流血汗的论述所吸引；如果不能在「进步本土」的立场上更进一步，就社会正义的论述重新阐发，让青年了解并重新感受当年建党的初心，选票只会越来越少。
5. 务虚高空议题，远离基层力量
本次谢候选人下乡行程太少，基层看不到候选人，抱怨颇多。马英九复制2004年本党选战程式，勤走基层，又凭其原先掌握之媒体优势，彻底击败本党候选人。本党候选人应记取教训，媒体仅是辅助工具，基层的支持远较媒体战实在。本次在南部选区开票状况未臻理想，应与候选人不见踪影，只缘身在电视上有关。党内若不在注重基层力量，国民党执政後蠢蠢欲动的地方派系重新回潮，对本党未来选举局势将雪上加霜。
二、 未来建议
1. 建立智库传承执政经验
国民党失去政权时，为安插退休政务官而建立智库，惟流於形式，无法传承执政经验，导致目前马团队很可能组出「史上年纪最大内阁」。本党相关之台湾智库，目前可能应经费不足面临缩编问题，相当堪忧。事实上，本党应加强投资台湾智库以及辅导凯校转型，比照教职薪资安插智库专任研究员职务，利用执政经验针对国民党相关政策提出具体有效看法，提供立院党团问政使用。智库亦应举办定期做谈及短期训练，取代过往研习营只为选举争功及成员联谊工具想法，提供立院党团及助理有效的研究资讯与经验传承，若此不但可以提高问政品质，亦可培养年轻後进。
2. 鼓励党员参与基层选举
地方包围中央政策过去久为本党采用，2000年能够执政，号角也起自1997年县市长选举大获全胜。现既已失去执政优势，应重整旗鼓，鼓励後进投入县市议员及更基层选举，达成地方包围中央目标。
3. 不怕批评举办路线辩论
党内初选以来，争议颇多。部份党员对於党路线争议甚钜，惟因连续面临大选，应以团结为务，遂未有明确路线辩论问题。本党向有路线辩论传统，1996年总统选举大败後的路线辩论、1998年中国政策辩论皆为党内路线斗争有效解决措施。今党内同志排除异己，伪造团结气氛，无视於背後暗潮汹涌。与其明争暗斗，不如路线辩论，交由社会公评，亦可做为党内重新出发的起点。
4. 加强青年参政议政空间
本党於选举中面临青年选票崩盘危机，幸有「逆转胜」运动带动选举士气。最後虽功败垂成，但运动造成之效果仍然值得重视。近年来尝有同志认为本党青年支持者越来越少，观察红衫军以来国民党活动可见，年轻民众支持国民党者数目逐渐增加，而本党青年支持者则「年纪逐渐增加」。本党应注意此一状况，邀请更多年轻支持者加入民进党，甚至可研拟增加中央及地方党部执委、常委青年代表措施，保障党员人数弱势的年轻族群有参与党政机会。并彻底改变过去只是将青年党员在选举时当做「青年军」的心态，邀请青年党员参与党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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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选输之我也要写检讨报告
莫名奇妙下班前要写一篇报告，说要讲选举选输的心得。真奇怪，又不是我选输，干麻不请谢长廷自己写。不过既然要写就来骂个痛快，败选一周了，有些想法也沉淀了，正是检讨的好时机。
一、 败选检讨
1. 同志作风腐败，失败推诿卸责
执政以来党内部份同志作风腐败，有贪污被起诉者，亦有因与厂商往来收受不当利益，引起社会公评者。八年来，吃香喝辣人人有份，现在失去政权，却全部都把指标指向陈总统，对陈总统不甚公平。试想，若非有总统开启执政八年，各位同志皆草莽出身，岂有封官晋爵机会？吃香喝辣人人有份，不当行为都该检讨，全部都把责任丢给代罪羔羊，有失公允。
2. 本土论述落後，无法吸引支持
近几年党内本土论述贫乏，无法吸引进步本土力量支持。民众对民进党的要求，已不再是在野时期的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而更在意於我们要建立一个怎麽样的一个国家。一个独立但是贪污腐败、政经失调的国家岂是人民所愿？我党作为执政党，过度沉浸於2004年以台湾主体意识胜选的骄傲，以为复制相同论述就可以打赢选战，不免天真。时间不会停留，民意正如流水，如果不能以议题和进步本土力量结合，只是复制自己成为「有台湾意识的国民党」，打败国民党继而执政有什麽意义？
3. 初选伤势过重，影响党内团结
党内部份同志初选伤势过重，不但影响社会观感，亦不利於选举团结，立委选举期间部份县市开票不如预期，都是因为党内不团结，不能互相拉抬，甚至互扯後腿所导致。初选以来，党中央无力控制部份同志在初选登记後仍任意更改初选制度，只为排除异己:又放任部分派系胡作非为，造成党纪不彰，都严重影响前线同志士气。这些初选纠纷，後来纷纷在立委及总统选举时发酵，造成严重辅选困难，也导致各项选举无法开出选票。
4. 缺乏明确论述，无法吸引新人
民进党执政八年，青年选票不断流失。如果党内至今仍以培养「青年军」的角度想吸引年轻人。在民主多元的社会环境里，不啻缘木求鱼，政治已无万恶威权政府，年轻人可选择的选项甚多，无需将精力全然投入政治。如果本党同志仍将青年视为选举工具或者「创意」来源，必然无法开拓选票。当今年轻族群并无国民党统治经验，无法被前辈为民主流血汗的论述所吸引；如果不能在「进步本土」的立场上更进一步，就社会正义的论述重新阐发，让青年了解并重新感受当年建党的初心，选票只会越来越少。
5. 务虚高空议题，远离基层力量
本次谢候选人下乡行程太少，基层看不到候选人，抱怨颇多。马英九复制2004年本党选战程式，勤走基层，又凭其原先掌握之媒体优势，彻底击败本党候选人。本党候选人应记取教训，媒体仅是辅助工具，基层的支持远较媒体战实在。本次在南部选区开票状况未臻理想，应与候选人不见踪影，只缘身在电视上有关。党内若不在注重基层力量，国民党执政後蠢蠢欲动的地方派系重新回潮，对本党未来选举局势将雪上加霜。
二、 未来建议
1. 建立智库传承执政经验
国民党失去政权时，为安插退休政务官而建立智库，惟流於形式，无法传承执政经验，导致目前马团队很可能组出「史上年纪最大内阁」。本党相关之台湾智库，目前可能应经费不足面临缩编问题，相当堪忧。事实上，本党应加强投资台湾智库以及辅导凯校转型，比照教职薪资安插智库专任研究员职务，利用执政经验针对国民党相关政策提出具体有效看法，提供立院党团问政使用。智库亦应举办定期做谈及短期训练，取代过往研习营只为选举争功及成员联谊工具想法，提供立院党团及助理有效的研究资讯与经验传承，若此不但可以提高问政品质，亦可培养年轻後进。
2. 鼓励党员参与基层选举
地方包围中央政策过去久为本党采用，2000年能够执政，号角也起自1997年县市长选举大获全胜。现既已失去执政优势，应重整旗鼓，鼓励後进投入县市议员及更基层选举，达成地方包围中央目标。
3. 不怕批评举办路线辩论
党内初选以来，争议颇多。部份党员对於党路线争议甚钜，惟因连续面临大选，应以团结为务，遂未有明确路线辩论问题。本党向有路线辩论传统，1996年总统选举大败後的路线辩论、1998年中国政策辩论皆为党内路线斗争有效解决措施。今党内同志排除异己，伪造团结气氛，无视於背後暗潮汹涌。与其明争暗斗，不如路线辩论，交由社会公评，亦可做为党内重新出发的起点。
4. 加强青年参政议政空间
本党於选举中面临青年选票崩盘危机，幸有「逆转胜」运动带动选举士气。最後虽功败垂成，但运动造成之效果仍然值得重视。近年来尝有同志认为本党青年支持者越来越少，观察红衫军以来国民党活动可见，年轻民众支持国民党者数目逐渐增加，而本党青年支持者则「年纪逐渐增加」。本党应注意此一状况，邀请更多年轻支持者加入民进党，甚至可研拟增加中央及地方党部执委、常委青年代表措施，保障党员人数弱势的年轻族群有参与党政机会。并彻底改变过去只是将青年党员在选举时当做「青年军」的心态，邀请青年党员参与党内活动。
给好友的一封信
给好友的一封信
这一个星期以来我如鲠在喉，想写什麽却写不出来。昨晚你邀请我一起去总部，我怕太伤心遂回绝你，但将近十点时还是打了通电话慰问。你对这场选举投入的远比我深，不像我只出了一张选票，还有参加两场活动；你不但上节目，还焦虑的打电话来问我辩论的心得，只是希望多帮候选人一点点。
而我，立委选完之後心情都一直很低迷，除了保住了工作，其他方面一点建树都没有。读的书不很喜欢、工作没什麽成就，每天空空洞洞却忙得不得了，洗头的时候偶尔感觉自己在掉头发。
然後总统也选输了，本来就料想得到的预言成了真，真要当在野党了。明明早就知道结果会这样，但事情真的发生时，我却突然异常的焦虑了起来。不是因为选输心情不好，而是因为担心自己根本对当在野党没有任何准备。
你、我，走这条路以来一直都是执政党的边缘角色，习惯了执政党怎麽样运作。我知道经费怎样争取、事件如何协调、预算如何护航，你则知道什麽是标案、怎麽（预算充足的）筹备活动、什麽是主体意识下的国际合作。我们懂得如何从恶意媒体的迷雾中读出事件真相的端倪，怎麽从政府机构中寻找可资辩护的说帖，但我们从来也没当过在野党。毕竟这这八年来那个不及格的胡说八道在野党做事方式，并不值得我们学习。
你说单位可能缩编，让我很担心。我是在第一线的幕僚，需要更充足的问政资源，你们目前提供的东西显然不够，如果还缩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麽准备问政资料。理想中的在野党，应该要有很强的智库和教育训练机构，前者提供幕僚第一线作战的充足资讯，後者培养幕僚除了联谊之外必要的问政能力。
那麽多卸任的部长，应该要将他们的经验，苦闷与成就、成功和失败，有系统的分享给一代一代的年轻幕僚，让我们知道政策拟定到执行的个中意义。他们不一定任内做的很好，但失败都有原因，需要痛下决心的反省与传承，後人才不会走上一样的徒劳路途，让国家原地踏步。
我们失败是因为有些同志失去理想，甚至自相残杀；我们失败是因为幕僚单位成为活动宣传基地，训练机制便成新权贵互相联谊的场合而失去研修的意义。失败的时候，你所在的单位，肩负的责任应该要更大，才能提供最前线的我们充裕的弹药，当负责任且言之有物的在野党。
台湾政党对年轻人看的太轻，总只是把创意之类的事情归给「青年军」，却不思考怎麽样才是培养接班队伍的根本之道。因此失败之後总是要怨叹接班断层，却没有好好思考这个断层是从哪里造成的。如果那些老人的心态没有改变，不愿意投资幕僚群的问政能力，那麽长期在野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不管那些前辈们怎麽想，要不要系统性的培养年轻人，你我总是要更努力累积自己的能力，机会来的时候，才不会又像这八年，西哩呼噜就过了，结果还不是一场空。一起加油吧！
这一个星期以来我如鲠在喉，想写什麽却写不出来。昨晚你邀请我一起去总部，我怕太伤心遂回绝你，但将近十点时还是打了通电话慰问。你对这场选举投入的远比我深，不像我只出了一张选票，还有参加两场活动；你不但上节目，还焦虑的打电话来问我辩论的心得，只是希望多帮候选人一点点。
而我，立委选完之後心情都一直很低迷，除了保住了工作，其他方面一点建树都没有。读的书不很喜欢、工作没什麽成就，每天空空洞洞却忙得不得了，洗头的时候偶尔感觉自己在掉头发。
然後总统也选输了，本来就料想得到的预言成了真，真要当在野党了。明明早就知道结果会这样，但事情真的发生时，我却突然异常的焦虑了起来。不是因为选输心情不好，而是因为担心自己根本对当在野党没有任何准备。
你、我，走这条路以来一直都是执政党的边缘角色，习惯了执政党怎麽样运作。我知道经费怎样争取、事件如何协调、预算如何护航，你则知道什麽是标案、怎麽（预算充足的）筹备活动、什麽是主体意识下的国际合作。我们懂得如何从恶意媒体的迷雾中读出事件真相的端倪，怎麽从政府机构中寻找可资辩护的说帖，但我们从来也没当过在野党。毕竟这这八年来那个不及格的胡说八道在野党做事方式，并不值得我们学习。
你说单位可能缩编，让我很担心。我是在第一线的幕僚，需要更充足的问政资源，你们目前提供的东西显然不够，如果还缩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麽准备问政资料。理想中的在野党，应该要有很强的智库和教育训练机构，前者提供幕僚第一线作战的充足资讯，後者培养幕僚除了联谊之外必要的问政能力。
那麽多卸任的部长，应该要将他们的经验，苦闷与成就、成功和失败，有系统的分享给一代一代的年轻幕僚，让我们知道政策拟定到执行的个中意义。他们不一定任内做的很好，但失败都有原因，需要痛下决心的反省与传承，後人才不会走上一样的徒劳路途，让国家原地踏步。
我们失败是因为有些同志失去理想，甚至自相残杀；我们失败是因为幕僚单位成为活动宣传基地，训练机制便成新权贵互相联谊的场合而失去研修的意义。失败的时候，你所在的单位，肩负的责任应该要更大，才能提供最前线的我们充裕的弹药，当负责任且言之有物的在野党。
台湾政党对年轻人看的太轻，总只是把创意之类的事情归给「青年军」，却不思考怎麽样才是培养接班队伍的根本之道。因此失败之後总是要怨叹接班断层，却没有好好思考这个断层是从哪里造成的。如果那些老人的心态没有改变，不愿意投资幕僚群的问政能力，那麽长期在野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不管那些前辈们怎麽想，要不要系统性的培养年轻人，你我总是要更努力累积自己的能力，机会来的时候，才不会又像这八年，西哩呼噜就过了，结果还不是一场空。一起加油吧！
没有逆转胜
没有逆转胜
选举输掉了，我没在现场，窝在家里有气无力的看着电视。公投没过，马英九当选，这是我最不希望但却早有心理准备的选举结果。七点半左右，电视上马谢两人各自发表谈话，我关掉电视，心里五味杂陈。
这场选举我投入甚少，甚至没有写文章说过谢长廷一句好话。曾经想过要写，打开电脑却不知道要写什麽。民进党没办法感动人民，甚至没办法感动我，虽然叫喊「逆转胜」很热血，但是既然要逆转，就是因为处於劣势。而我投给民进党，其实也没什麽理由，只是我对国民党的台湾前途立场疑虑比较深而已。
既然大多数的台湾人看法跟我不一样，那也只能怪民进党自己执政的成绩太差，差到各种努力都没有办法逆转局势，台湾人於是选出了有史以来最高票的国民党总统。不过尽管如此，国民党对於历史责任的闪避，对於中国的谄媚，以及这八年来的诸种恶行恶状，我无法释怀。
这种经验在东欧也有过，民主人士没办法把国家治理好，於是共产党（可能也没到过歉吧）披着社会民主党的外衣回来了，学术上称作Pink Revolution。我读过一堆讨论粉红复辟的论文，大致上和台湾发生的状况差不多。人们总是一代一代拥有不同的历史记忆，再大的昔日荣耀也不会比对现状的不满发生更大的影响。说不定国民党重新执政也不是什麽坏事，他们什麽权力都拿走了，民众对民进党的厌恶超过了对国民党不良纪录的恐惧。这样，国民党得负起完全的政治责任，过去他们曾经检验民进党的，现在（清醒的）民众也会这样苛求它。过去许多神话，可能也会因此幻灭，让台湾民主走向一个「除魅」的新格局。
至於民进党，接着要登场的应该就是星期三中常会的腥风血雨了。退回一个完全的在野党角色，许多趋炎附势者应该都会陆续回去吃执政党的奶水，或者另谋出路，这是民进党最重要的一个改革机会，就本土、正义、发展作出新的论述结构，让民众知道除了要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外，我们更在乎要作一个什麽样的国家。对这八年来的执政作出最彻底的检讨与批判，让进步本土的力量出头，才能让民众相信民进党是有改革与反省能力的政党。
立委选输的时候我说要在这种最艰困的时候入党，因为改革需要更多热情有想法的年轻人「撩落去」。要作在野党的党员，我准备好了（但是党证还没寄来，效率这麽差，可见党还没准备好！）此外，作为在野党的立委助理，我愿谨守分寸，作忠诚的反对党，用最严苛的标准监督执政者推动的政策是不是有利於我们挚爱的国家。在工作岗位上尽心，在理想上尽力，我相信彻底的惨败就是民进党改革的起点，让理想继续燃烧。
选举输掉了，我没在现场，窝在家里有气无力的看着电视。公投没过，马英九当选，这是我最不希望但却早有心理准备的选举结果。七点半左右，电视上马谢两人各自发表谈话，我关掉电视，心里五味杂陈。
这场选举我投入甚少，甚至没有写文章说过谢长廷一句好话。曾经想过要写，打开电脑却不知道要写什麽。民进党没办法感动人民，甚至没办法感动我，虽然叫喊「逆转胜」很热血，但是既然要逆转，就是因为处於劣势。而我投给民进党，其实也没什麽理由，只是我对国民党的台湾前途立场疑虑比较深而已。
既然大多数的台湾人看法跟我不一样，那也只能怪民进党自己执政的成绩太差，差到各种努力都没有办法逆转局势，台湾人於是选出了有史以来最高票的国民党总统。不过尽管如此，国民党对於历史责任的闪避，对於中国的谄媚，以及这八年来的诸种恶行恶状，我无法释怀。
这种经验在东欧也有过，民主人士没办法把国家治理好，於是共产党（可能也没到过歉吧）披着社会民主党的外衣回来了，学术上称作Pink Revolution。我读过一堆讨论粉红复辟的论文，大致上和台湾发生的状况差不多。人们总是一代一代拥有不同的历史记忆，再大的昔日荣耀也不会比对现状的不满发生更大的影响。说不定国民党重新执政也不是什麽坏事，他们什麽权力都拿走了，民众对民进党的厌恶超过了对国民党不良纪录的恐惧。这样，国民党得负起完全的政治责任，过去他们曾经检验民进党的，现在（清醒的）民众也会这样苛求它。过去许多神话，可能也会因此幻灭，让台湾民主走向一个「除魅」的新格局。
至於民进党，接着要登场的应该就是星期三中常会的腥风血雨了。退回一个完全的在野党角色，许多趋炎附势者应该都会陆续回去吃执政党的奶水，或者另谋出路，这是民进党最重要的一个改革机会，就本土、正义、发展作出新的论述结构，让民众知道除了要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外，我们更在乎要作一个什麽样的国家。对这八年来的执政作出最彻底的检讨与批判，让进步本土的力量出头，才能让民众相信民进党是有改革与反省能力的政党。
立委选输的时候我说要在这种最艰困的时候入党，因为改革需要更多热情有想法的年轻人「撩落去」。要作在野党的党员，我准备好了（但是党证还没寄来，效率这麽差，可见党还没准备好！）此外，作为在野党的立委助理，我愿谨守分寸，作忠诚的反对党，用最严苛的标准监督执政者推动的政策是不是有利於我们挚爱的国家。在工作岗位上尽心，在理想上尽力，我相信彻底的惨败就是民进党改革的起点，让理想继续燃烧。
隐藏的阶级伤痕
隐藏的阶级伤痕
我第一次很深刻的感受到「阶级」问题，是快退伍的时候。有一天我押Keven的车去采买，聊到退伍之後要干麻，Keven说要去纺织厂的生产线上，一个月应该可以赚个两万五，「收入不错」，他说。那是我第一次很深刻的反省奉行多年的自由主义立场，在那之前，我一直相信人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至少在我的人生经验里，努力总是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Keven让我知道，我之所以相信努力就可以成功，是因为我的阶级优势让我有努力就可以得到成果。但对他而言，他在退伍这个起跑点上能选择的，比我少了太多。
但老实讲，如果Keven不要去生产线当工人，改去建筑工地开怪手或者像我建议的去开黑猫货运车，说不定他的收入会和我差不多。但老实讲，我们都很清楚，就算他的收入和我一样多，甚至比我多，但他一样会觉得他和我不一样。（而且那个一样多可能只有算到他和我一起退伍那天起的前两年）起码，他不会没事去逛个书店，吃饱撑着去考一个博士班来折磨自己下班的休息时间；他不会一时兴起花九百块买一张「柴可夫斯基」音乐会的票，他也不会没事走进咖啡馆和人家谈公事。简单来讲，Keven的life style在社会公认的层次里，不如我的有趣。也因此，即使收入和我差不多，他会觉得自己不受到「尊敬」。（即便我作为Keven觉得有受到尊敬的那个阶级的预备军，老实讲我也不觉得自己受到什麽尊敬。）
Richard Sennett和Johnathan Cobb合着的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谈的，其实就是我说的那个问题。阶级之间真正的伤痕，其实不是收入的差异，而是respect。Sennett先拿出沙特的例子，提到共产主义者背叛工人的问题，进而点出了沙特自己深深知道的，知识分子不可能融入工人的生活。一个工人要的可能只是生活的温饱，而不需要钓完鱼还花脑筋读柏拉图，而知识分子所企求，却远超过温饱。Sennett用沙特之口，道出了知识份子和工人阶级间实质上的紧张关系，那是life style所造成的伤痕和距离，而非阶级所引致。
Sennett提出了美国做为一个「熔炉」，虽被当作美谈，但整个malt的过程，却完全被忽略。这个问题在蓝佩嘉的「阶层化的他者：家务移工的招募、训练与种族化」这篇文章中也有稍微带到。蓝佩嘉在论述台湾外籍移工的招募过程和政策隔离议题中，首先提到台湾人「越白越专业」的逻辑中，隐藏着对「白人」同一化的误解，没有注意到在美国早期「白人」的定义并不包括爱尔兰人、波兰人等非西欧种族。这在Sennett的书中有更细腻的描写，Sennett提到早期美国劳动市场机械化造成技术劳工的失业後，低价投入劳动力市场的外籍非技术劳工反而成为失业问题的代罪羔羊。而接着形成的，对移工的恐惧和不断复制的如移民区治安差等刻板印象，也在移民因为美国人排外而形成的小义大利、小希腊中国城等美国人不愿进入的特殊区域中自成的群落中不断复制与再现。
但Sennett想谈的问题不仅於此，他注意到劳工的生命史中，对於另一个阶级如何获得「尊重」（事实上就是评断他人的权力）的理由是，他们受过教育。因此，劳工相当致力於他们子女的教育，当劳工获得了物质生活的提升，他们选择搬离小义大利、中国城，他们搬到郊区，想办法加入「中产阶级」的生活，把希望放在下一代，希望他们的子女受良好教育，向上游动入中产阶级。
资本主义运作可以顺畅的原因就在於此，尽管大多数的劳工子女都没有顺利在阶级中向上游动，但只要几个成功的案例，就可以证明「美国梦」、「熔炉」这些字眼的正面意义。但又是否，向上游动的成功就代表那个劳工家庭的故事有着圆满的结局？或者其实，当孩子越来越有「成就」，离工人的life style越来越远时，父母所处的那个阶级，成为被孩子的新世界羞辱的对象？而年轻还没有对阶级发生过任何反省的孩子，并不知道他们与父母之间越来越严重的家庭问题、代沟，背後隐藏的其实是阶级问题？
回到Keven这个人，老实讲，从退伍那天起，我就没有跟他连络过。也不见得是我故意不和他连络，而是其实我不知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要说些什麽。2006年，那只是我人生短暂的一年，那一年里我认识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人，我和他们相处的很愉快，因为军队相比於社会特殊的科层制，以「狗官」这个共同敌人的形象，短暂的抹平了我们之间社会阶级的区隔。但大家各自退伍回到社会中原属的阶级时，唯一还和我还密切连络的，是台大小我一届的阿涌。而我，早先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潜意识的心态居然这麽「精英」。
我第一次很深刻的感受到「阶级」问题，是快退伍的时候。有一天我押Keven的车去采买，聊到退伍之後要干麻，Keven说要去纺织厂的生产线上，一个月应该可以赚个两万五，「收入不错」，他说。那是我第一次很深刻的反省奉行多年的自由主义立场，在那之前，我一直相信人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至少在我的人生经验里，努力总是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Keven让我知道，我之所以相信努力就可以成功，是因为我的阶级优势让我有努力就可以得到成果。但对他而言，他在退伍这个起跑点上能选择的，比我少了太多。
但老实讲，如果Keven不要去生产线当工人，改去建筑工地开怪手或者像我建议的去开黑猫货运车，说不定他的收入会和我差不多。但老实讲，我们都很清楚，就算他的收入和我一样多，甚至比我多，但他一样会觉得他和我不一样。（而且那个一样多可能只有算到他和我一起退伍那天起的前两年）起码，他不会没事去逛个书店，吃饱撑着去考一个博士班来折磨自己下班的休息时间；他不会一时兴起花九百块买一张「柴可夫斯基」音乐会的票，他也不会没事走进咖啡馆和人家谈公事。简单来讲，Keven的life style在社会公认的层次里，不如我的有趣。也因此，即使收入和我差不多，他会觉得自己不受到「尊敬」。（即便我作为Keven觉得有受到尊敬的那个阶级的预备军，老实讲我也不觉得自己受到什麽尊敬。）
Richard Sennett和Johnathan Cobb合着的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谈的，其实就是我说的那个问题。阶级之间真正的伤痕，其实不是收入的差异，而是respect。Sennett先拿出沙特的例子，提到共产主义者背叛工人的问题，进而点出了沙特自己深深知道的，知识分子不可能融入工人的生活。一个工人要的可能只是生活的温饱，而不需要钓完鱼还花脑筋读柏拉图，而知识分子所企求，却远超过温饱。Sennett用沙特之口，道出了知识份子和工人阶级间实质上的紧张关系，那是life style所造成的伤痕和距离，而非阶级所引致。
Sennett提出了美国做为一个「熔炉」，虽被当作美谈，但整个malt的过程，却完全被忽略。这个问题在蓝佩嘉的「阶层化的他者：家务移工的招募、训练与种族化」这篇文章中也有稍微带到。蓝佩嘉在论述台湾外籍移工的招募过程和政策隔离议题中，首先提到台湾人「越白越专业」的逻辑中，隐藏着对「白人」同一化的误解，没有注意到在美国早期「白人」的定义并不包括爱尔兰人、波兰人等非西欧种族。这在Sennett的书中有更细腻的描写，Sennett提到早期美国劳动市场机械化造成技术劳工的失业後，低价投入劳动力市场的外籍非技术劳工反而成为失业问题的代罪羔羊。而接着形成的，对移工的恐惧和不断复制的如移民区治安差等刻板印象，也在移民因为美国人排外而形成的小义大利、小希腊中国城等美国人不愿进入的特殊区域中自成的群落中不断复制与再现。
但Sennett想谈的问题不仅於此，他注意到劳工的生命史中，对於另一个阶级如何获得「尊重」（事实上就是评断他人的权力）的理由是，他们受过教育。因此，劳工相当致力於他们子女的教育，当劳工获得了物质生活的提升，他们选择搬离小义大利、中国城，他们搬到郊区，想办法加入「中产阶级」的生活，把希望放在下一代，希望他们的子女受良好教育，向上游动入中产阶级。
资本主义运作可以顺畅的原因就在於此，尽管大多数的劳工子女都没有顺利在阶级中向上游动，但只要几个成功的案例，就可以证明「美国梦」、「熔炉」这些字眼的正面意义。但又是否，向上游动的成功就代表那个劳工家庭的故事有着圆满的结局？或者其实，当孩子越来越有「成就」，离工人的life style越来越远时，父母所处的那个阶级，成为被孩子的新世界羞辱的对象？而年轻还没有对阶级发生过任何反省的孩子，并不知道他们与父母之间越来越严重的家庭问题、代沟，背後隐藏的其实是阶级问题？
回到Keven这个人，老实讲，从退伍那天起，我就没有跟他连络过。也不见得是我故意不和他连络，而是其实我不知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要说些什麽。2006年，那只是我人生短暂的一年，那一年里我认识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人，我和他们相处的很愉快，因为军队相比於社会特殊的科层制，以「狗官」这个共同敌人的形象，短暂的抹平了我们之间社会阶级的区隔。但大家各自退伍回到社会中原属的阶级时，唯一还和我还密切连络的，是台大小我一届的阿涌。而我，早先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潜意识的心态居然这麽「精英」。
三读知识份子论
三读知识份子论
昨天下午又把萨伊德的《知识份子论》拿出来看了一遍，其中「知识份子的流亡：放逐者与边缘人」一章，和Arif Dirlik提到的「在地性」显有冲突。稍微查了一下资料，发现Dirlik对萨伊得这类知识份子有点意见，认为他们藉着流亡去塑造的形象，某种程度而言反而成为另一种霸权，垄断了文化诠释的权力。
流亡者自然就不可能在地，out of place当然不可能place-based。我读萨伊德的时候也有这种疑惑，但我倒是不会像Dirlik那样酸流亡知识份子，我只是觉得，这一章里面的萨伊德，有为自己辩护的嫌疑。为自己辩护当然也没什麽不好，毕竟萨伊德从小就流离失所，而且一个巴勒斯坦人到美国找不到依归也不是什麽怪事，不是吗？萨伊德的流亡情感，王丹应该最清楚，此君自称是八九民运世代唯一还没下岗者，到现在还过着流亡生活，有国回不了，只能来台湾感觉一下有点像又不太像的乡土情怀。
不过如果说流亡就不能place-based，对萨伊德和王丹也不太公平。流亡者之所以有家归不得，都是因为有本土关怀所导致。萨伊德的巴勒斯坦论述虽不见容於巴勒斯坦人，但他对巴勒斯坦的情感我认为不容抹灭。萨伊德写流亡者这章感觉对同胞不认同他的巴勒斯坦观有点抱怨，遂说只有流亡在外，才能更看清楚真相，不被国族的帽子所遮眼。
国族确实是个复杂的难题，对一个美国人要对美国的霸权说真话没那麽难，因为美国这国家基本上是多元主义，而且又没有国族困惑。但当两个国族在同一个土地上竞争时，要逃离国族的帽沿就尤其困难。比如说2006年的七一五学者，要怎麽批评陈水扁，才能够不被另一股虎视眈眈的国族力量所僭用？明知道应该批评，却又知道批评会被曲解与滥用，又该如何面对自己与权力的关系？
不过第三次读萨伊德，还是有些想法。萨伊德批评被权力所聘用、谘询者，就不配作知识份子的那一章，我基於对自己辩护的道理，实在恕难同意。很久以前我就想，世界上有些人能力很好，那他们不应该把自己局限於发现问题的批评者角色，而要去想，他们能够扮演解决问题的角色。我记得李登辉讲过，权力是一种工具，你在那个位子上，权力就借给你。但你要知道自己要的不是权力，而是你要用权力来作什麽？
萨伊德的知识份子是批评者，对权势说真话者。但我觉得他其实也在帮自己量身订做知识份子的衣服，比如他觉得知识份子在大学教书求温饱没什麽不对、或者前面提到的流亡问题。我不是说他这样讲不对，而是想说，他其实写这本书本也有帮自己辩护的意味，毕竟知识这件事，人们总是一人一把号。至少我就觉得，一个知识份子不只是要会批评，当他能力可及的时候，本来就应该要更勇於面对权力，并且懂得对权力自我反省。当代台湾的学术界人士盖分两种，一种是与世无争的象牙塔学者，这些人也跟人家搞公共参与，但是写那种不痛不痒的文章实在没什麽意义，谁不知道总统要有guts？你应该要跟人家讲什麽是有guts，而不是告诉大家总统要有guts？另外一种等着当官，一点也没有知识份子气概，这样也不对。要当官就勇敢说出来，不要在那里装学者，假中立。有时候我都想，台湾这麽乱，就是这些学者上梁不正下梁歪，要不就白痴当有趣，不然就猪哥装清纯才导致。
前几天和K胡说八道，讲到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权力，我说这几天几个大型投资案都是子虚乌有，胡说八道，K却觉得媒体可以合理的怀疑政府在胡搞瞎搞。我就回了他那媒体监督政府可以无中生有乱栽赃吗？後来仔细想想，这个问题涉及了台湾目前对於「谁是权力者」的界定并不清晰，两个争执中的国族主义都认为对方才是真正的权力者，台湾国族主义有政治权力、中国国族主义有文化诠释权力，所以我和K才会互相以为自己是在和权势说真话。我们都对，也可能都不对，但我很庆幸自己还有「反身性」（reflexivity），会对自己的位置作一些反省，也算是书没有白读。
昨天下午又把萨伊德的《知识份子论》拿出来看了一遍，其中「知识份子的流亡：放逐者与边缘人」一章，和Arif Dirlik提到的「在地性」显有冲突。稍微查了一下资料，发现Dirlik对萨伊得这类知识份子有点意见，认为他们藉着流亡去塑造的形象，某种程度而言反而成为另一种霸权，垄断了文化诠释的权力。
流亡者自然就不可能在地，out of place当然不可能place-based。我读萨伊德的时候也有这种疑惑，但我倒是不会像Dirlik那样酸流亡知识份子，我只是觉得，这一章里面的萨伊德，有为自己辩护的嫌疑。为自己辩护当然也没什麽不好，毕竟萨伊德从小就流离失所，而且一个巴勒斯坦人到美国找不到依归也不是什麽怪事，不是吗？萨伊德的流亡情感，王丹应该最清楚，此君自称是八九民运世代唯一还没下岗者，到现在还过着流亡生活，有国回不了，只能来台湾感觉一下有点像又不太像的乡土情怀。
不过如果说流亡就不能place-based，对萨伊德和王丹也不太公平。流亡者之所以有家归不得，都是因为有本土关怀所导致。萨伊德的巴勒斯坦论述虽不见容於巴勒斯坦人，但他对巴勒斯坦的情感我认为不容抹灭。萨伊德写流亡者这章感觉对同胞不认同他的巴勒斯坦观有点抱怨，遂说只有流亡在外，才能更看清楚真相，不被国族的帽子所遮眼。
国族确实是个复杂的难题，对一个美国人要对美国的霸权说真话没那麽难，因为美国这国家基本上是多元主义，而且又没有国族困惑。但当两个国族在同一个土地上竞争时，要逃离国族的帽沿就尤其困难。比如说2006年的七一五学者，要怎麽批评陈水扁，才能够不被另一股虎视眈眈的国族力量所僭用？明知道应该批评，却又知道批评会被曲解与滥用，又该如何面对自己与权力的关系？
不过第三次读萨伊德，还是有些想法。萨伊德批评被权力所聘用、谘询者，就不配作知识份子的那一章，我基於对自己辩护的道理，实在恕难同意。很久以前我就想，世界上有些人能力很好，那他们不应该把自己局限於发现问题的批评者角色，而要去想，他们能够扮演解决问题的角色。我记得李登辉讲过，权力是一种工具，你在那个位子上，权力就借给你。但你要知道自己要的不是权力，而是你要用权力来作什麽？
萨伊德的知识份子是批评者，对权势说真话者。但我觉得他其实也在帮自己量身订做知识份子的衣服，比如他觉得知识份子在大学教书求温饱没什麽不对、或者前面提到的流亡问题。我不是说他这样讲不对，而是想说，他其实写这本书本也有帮自己辩护的意味，毕竟知识这件事，人们总是一人一把号。至少我就觉得，一个知识份子不只是要会批评，当他能力可及的时候，本来就应该要更勇於面对权力，并且懂得对权力自我反省。当代台湾的学术界人士盖分两种，一种是与世无争的象牙塔学者，这些人也跟人家搞公共参与，但是写那种不痛不痒的文章实在没什麽意义，谁不知道总统要有guts？你应该要跟人家讲什麽是有guts，而不是告诉大家总统要有guts？另外一种等着当官，一点也没有知识份子气概，这样也不对。要当官就勇敢说出来，不要在那里装学者，假中立。有时候我都想，台湾这麽乱，就是这些学者上梁不正下梁歪，要不就白痴当有趣，不然就猪哥装清纯才导致。
前几天和K胡说八道，讲到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权力，我说这几天几个大型投资案都是子虚乌有，胡说八道，K却觉得媒体可以合理的怀疑政府在胡搞瞎搞。我就回了他那媒体监督政府可以无中生有乱栽赃吗？後来仔细想想，这个问题涉及了台湾目前对於「谁是权力者」的界定并不清晰，两个争执中的国族主义都认为对方才是真正的权力者，台湾国族主义有政治权力、中国国族主义有文化诠释权力，所以我和K才会互相以为自己是在和权势说真话。我们都对，也可能都不对，但我很庆幸自己还有「反身性」（reflexivity），会对自己的位置作一些反省，也算是书没有白读。
在地的研究者
在地的研究者
我比较喜欢用「本土」（local）而少用「在地」（place-based）来描述研究者的关怀，不过这两个字对我而言意义是相似的。作一个社会学家，具有本土关怀本来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记得几年前和K一起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看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曹锦清作为一个在地的研究者，他的焦虑我都可以深切体会，但我却很清楚的知道，那不会是我的焦虑。我读曹锦清，只是为了知识的获取，而不是为了帮中国人忧虑怎麽解决三农问题。K就不一样，他的认同使他有浓浓的中国情，曹锦清的焦虑感染到他身上，就似是他的焦虑。
那是我第一次反省身分对於一个研究者立场的影响，我们采取的本土立场，影响了我们如何界定一个问题应该是知识还是焦虑。换句话说，研究者的主观认同情感，深切的影响了他如何去思考一个问题（problem）。然而，在全球化的时代，是不是还应该谈在地或者本土？Arif Dirlik在Place-based Imagination: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这边文章里认为，全球和地方应该是并置而非冲突的概念，全球资本其实也来自地方，而地方也不应仅仅是狭隘的地域主义，而是要藉着超地方的地方连结，将反全球资本主义的努力也可以显得全球。
例如「混杂」（hybrid）这个概念，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会因为地方特色而在不同的所在有不同的展现。这都意味了Dirlik认为全球化的时代里，地方的重要性应该是更被突显而非抹平。对一位本土研究者来讲，研究全球化下的在地劳工处境，其实就是一个新全球现象冲击下的新本土议题。这个概念在Samuel Huntington和Peter Berger主编的Many Globalizations这本书中也有详述，他们认为全球与本土之间的关系，可以同时以全球取代本土、两者并存、两者相互融合和本土强力排斥全球四个面向呈现，甚至一个国家里都可以因为不同的全球化现象而产生不同的文化本土化反应。
这让我想起自己写硕士论文的时候的一些挣扎。最初作香港认同的时候，并不想把复杂的台湾牵扯进去，深怕一写就写到没完没了。但越是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就对於研究者失去在地性感到焦虑。当香港人说自己是香港人的时候，和台湾人说自己是台湾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台湾人之所以误会，是因为没有对自己的在地性作反省，却先入为主的把别人想成自己，把情感乱投射在香港人身上所导致。基於这样的考虑，於是我提出了问题（question），为什麽有些本土意识会变成国族主义，而有一些不会？面对自己的身分和土地，是一个研究者对自己身份认知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因为害怕碰触敏感或复杂的问题，就想要闪避，那就是研究者缺乏反身性和在地性的表现。
在地性是因为土地与研究者的关怀连结而生，即便是在全球性的现象中，研究者仍然会因为他的本土观而引发在地思考。作一个研究者，应该要对自己的本土身分有所认识，才能够有反身性，去检讨自己的身分与处境，也才能够从焦虑衍生出热情，进而成就一个好的研究。
我比较喜欢用「本土」（local）而少用「在地」（place-based）来描述研究者的关怀，不过这两个字对我而言意义是相似的。作一个社会学家，具有本土关怀本来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记得几年前和K一起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看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曹锦清作为一个在地的研究者，他的焦虑我都可以深切体会，但我却很清楚的知道，那不会是我的焦虑。我读曹锦清，只是为了知识的获取，而不是为了帮中国人忧虑怎麽解决三农问题。K就不一样，他的认同使他有浓浓的中国情，曹锦清的焦虑感染到他身上，就似是他的焦虑。
那是我第一次反省身分对於一个研究者立场的影响，我们采取的本土立场，影响了我们如何界定一个问题应该是知识还是焦虑。换句话说，研究者的主观认同情感，深切的影响了他如何去思考一个问题（problem）。然而，在全球化的时代，是不是还应该谈在地或者本土？Arif Dirlik在Place-based Imagination: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这边文章里认为，全球和地方应该是并置而非冲突的概念，全球资本其实也来自地方，而地方也不应仅仅是狭隘的地域主义，而是要藉着超地方的地方连结，将反全球资本主义的努力也可以显得全球。
例如「混杂」（hybrid）这个概念，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会因为地方特色而在不同的所在有不同的展现。这都意味了Dirlik认为全球化的时代里，地方的重要性应该是更被突显而非抹平。对一位本土研究者来讲，研究全球化下的在地劳工处境，其实就是一个新全球现象冲击下的新本土议题。这个概念在Samuel Huntington和Peter Berger主编的Many Globalizations这本书中也有详述，他们认为全球与本土之间的关系，可以同时以全球取代本土、两者并存、两者相互融合和本土强力排斥全球四个面向呈现，甚至一个国家里都可以因为不同的全球化现象而产生不同的文化本土化反应。
这让我想起自己写硕士论文的时候的一些挣扎。最初作香港认同的时候，并不想把复杂的台湾牵扯进去，深怕一写就写到没完没了。但越是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就对於研究者失去在地性感到焦虑。当香港人说自己是香港人的时候，和台湾人说自己是台湾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台湾人之所以误会，是因为没有对自己的在地性作反省，却先入为主的把别人想成自己，把情感乱投射在香港人身上所导致。基於这样的考虑，於是我提出了问题（question），为什麽有些本土意识会变成国族主义，而有一些不会？面对自己的身分和土地，是一个研究者对自己身份认知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因为害怕碰触敏感或复杂的问题，就想要闪避，那就是研究者缺乏反身性和在地性的表现。
在地性是因为土地与研究者的关怀连结而生，即便是在全球性的现象中，研究者仍然会因为他的本土观而引发在地思考。作一个研究者，应该要对自己的本土身分有所认识，才能够有反身性，去检讨自己的身分与处境，也才能够从焦虑衍生出热情，进而成就一个好的研究。
国民戏剧
国民戏剧
台湾的电视节目经常比广告还要难看，你看赖戊己已经不知道演了几百集，但是你就算一个星期只看一次也能够连接剧情。不过台湾的广告，经常都出自名导手里，这是因为电影产业没办法支持有才器的导演，所以这些大导演纷纷投入商业广告市场的结果。比如吴念真拍的「就感心ㄟ」全国电子系列，就是一支会让人感动的广告。
吴念真的东西所以动人，其实也不是他哪里特别厉害，而是因为他的平易近人。我十八九岁的时候着迷小剧场，喜欢没人看得懂的前卫艺术，现在回想起来也实在蛮好笑，我自己写那些狗屁，应该连我自己都看不懂，何况那些买票来看戏的冤大头。有一天我如果变成有钱人，应该要把票钱通通退还给他们。
那天我听到罗北安在介绍吴念真，他说吴念真说自己想做的是「国民戏剧」，那时候我脑袋浮起的就是什麽德佛札克还是柴可夫斯基之类的影子，没错，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国民乐派，这些这几年我突然间着迷的东西，一下子跟着那个给妈妈红包的洗头妹一起历历在目，就感心ㄟ。
这出《人间条件2》是第三次加演，先前我没什麽看过。退出了小剧场界後，对果陀和表坊还是怀有深刻敌意，总觉得那种味道或许是太洋化或是太贵族，没什麽感觉。像果陀的《淡水小镇》，最後面那个艾茉莉回到人间那段，说教意味实在太浓厚，整个破坏掉先前努力营造的乡土气氛。退出小剧场後唯一一次觉得还不错的剧码，是黎焕雄和纪蔚然合作的《夜夜夜麻2》，我有感受到那种中年男子的焦虑。
《人间条件2》讲的是台湾女人的故事，没有像施叔青的小说那麽规模宏大，想用性别意识隐喻什麽殖民地风情。吴念真只是很平实的叙述一个台湾女人一生中所遇到的幸与不幸。每个观众都可以从Yuki的身上看到自己、自己的妈妈、自己的阿妈或者隔壁老王的太太的一点影子。每个人感动的点不一样，比如政治动物我当然是被国族情感牵引、哈比妈就比较在乎春生毒打Yuki的部分、或是武雄表达感情的部分。但吴念真的故事真的事讲的很好，其实每个段落，都很吸引人，都感动人，因为那就是our story。
叙事其实也是一种集体认同的追寻，吴念真其实透过国民戏剧，正尝试着要讲一些台湾人在地的故事。讲感恩、讲道义、讲艰苦、讲包容，从当年拍新电影开始，一直到就感心ㄟ系列乃至人间条件，他一直试着在建构一个属於台湾人的论述，我们，是怎麽样的一群人？他在夺取台湾人对自己故事的发言权，所以说自己要作国民戏剧。
其实，就像德佛札克的音乐动人那一样的道理，国民戏剧虽然平易近人，但其实仍是伟大的，因为他在说的我们的故事，可以感动每个，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我们。
台湾的电视节目经常比广告还要难看，你看赖戊己已经不知道演了几百集，但是你就算一个星期只看一次也能够连接剧情。不过台湾的广告，经常都出自名导手里，这是因为电影产业没办法支持有才器的导演，所以这些大导演纷纷投入商业广告市场的结果。比如吴念真拍的「就感心ㄟ」全国电子系列，就是一支会让人感动的广告。
吴念真的东西所以动人，其实也不是他哪里特别厉害，而是因为他的平易近人。我十八九岁的时候着迷小剧场，喜欢没人看得懂的前卫艺术，现在回想起来也实在蛮好笑，我自己写那些狗屁，应该连我自己都看不懂，何况那些买票来看戏的冤大头。有一天我如果变成有钱人，应该要把票钱通通退还给他们。
那天我听到罗北安在介绍吴念真，他说吴念真说自己想做的是「国民戏剧」，那时候我脑袋浮起的就是什麽德佛札克还是柴可夫斯基之类的影子，没错，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国民乐派，这些这几年我突然间着迷的东西，一下子跟着那个给妈妈红包的洗头妹一起历历在目，就感心ㄟ。
这出《人间条件2》是第三次加演，先前我没什麽看过。退出了小剧场界後，对果陀和表坊还是怀有深刻敌意，总觉得那种味道或许是太洋化或是太贵族，没什麽感觉。像果陀的《淡水小镇》，最後面那个艾茉莉回到人间那段，说教意味实在太浓厚，整个破坏掉先前努力营造的乡土气氛。退出小剧场後唯一一次觉得还不错的剧码，是黎焕雄和纪蔚然合作的《夜夜夜麻2》，我有感受到那种中年男子的焦虑。
《人间条件2》讲的是台湾女人的故事，没有像施叔青的小说那麽规模宏大，想用性别意识隐喻什麽殖民地风情。吴念真只是很平实的叙述一个台湾女人一生中所遇到的幸与不幸。每个观众都可以从Yuki的身上看到自己、自己的妈妈、自己的阿妈或者隔壁老王的太太的一点影子。每个人感动的点不一样，比如政治动物我当然是被国族情感牵引、哈比妈就比较在乎春生毒打Yuki的部分、或是武雄表达感情的部分。但吴念真的故事真的事讲的很好，其实每个段落，都很吸引人，都感动人，因为那就是our story。
叙事其实也是一种集体认同的追寻，吴念真其实透过国民戏剧，正尝试着要讲一些台湾人在地的故事。讲感恩、讲道义、讲艰苦、讲包容，从当年拍新电影开始，一直到就感心ㄟ系列乃至人间条件，他一直试着在建构一个属於台湾人的论述，我们，是怎麽样的一群人？他在夺取台湾人对自己故事的发言权，所以说自己要作国民戏剧。
其实，就像德佛札克的音乐动人那一样的道理，国民戏剧虽然平易近人，但其实仍是伟大的，因为他在说的我们的故事，可以感动每个，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我们。
摆荡在社会学家和槟榔西施之间
摆荡在社会学家和槟榔西施之间
上周提到学术的「焦虑」，引起一些讨论，刚好这周读Robert Alford的The Craft of Inquiry: Theories, Methods, Evidence这本书，提到了problem这个字，这就是我说的「焦虑」的变形。Problem字面的意思是something difficult to deal with or understand。一个问题那麽棘手，当然会让人三天睡不着觉，而成为一种焦虑。
做研究当然要有问题和焦虑，比如谢国雄疑惑於一个小小的岛怎麽会到处都是董事长，所以写了Boss Island的研究、吴乃德焦虑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竟然能在台湾安家落户，威权统治五十年，所以作了恩庇侍从主义的研究。同样的问题在三大家的研究也出现过，初期的工业社会带给人们什麽样的处境？迷乱？官僚理性？还是阶级斗争？其实这就是problem，先因为某些社会现象引发了问题，又因为研究者个人的热情而使问题引来了焦虑，进而成为研究的主题。
不过Problem很多人都有，比如我头壳有问题，也可以说是problem。但一个好的研究者，就是要学着怎麽把problem转化成具体的question。我前面讲到吴乃德和谢国雄的东西，都已经是转化成question的提问。这些question的原型，很可能是一位走番小姐长期的疑惑，她想，怎麽每天来唱歌的都是什麽董什麽董，真奇怪！但这位走番小姐没有那种热情来把problem转成question，所以她就没有办法变成社会学家。
很多人嘲笑社会学家研究的主题没什麽稀奇，连路边的槟榔妹都知道。但是社会学家和槟榔妹的不同，就在於他能够把他的焦虑转化成系统的研究，清楚而全面的说出来，甚至有能力去解决，而非只是叙说这种焦虑。这也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能够区隔的地方，哲学家讨论重要的议题，但重要的议题不一定有办法研究（研究了也没办法证明），例如上帝存在与否、时间如何流动。社会学家讨论的议题，则必须是重要而且可以研究的，比如涂尔干去问自杀现象的成因和比率分布？比如韦伯念兹在兹除魅後的现代社会里面，理性如何运作。
也有听过人家抱怨，说能研究的主题都被古人研究完了，现在只能作一些经验研究。其实也不见得是这样，社会学研究的problem如果是因为焦虑而生，那麽现代社会也有现代社会的新焦虑。理性化的官僚系统构成了社会运作，但是也使得民主的可能性受到很大的限制；那麽，怎麽让官僚服膺民主制度，又使民主尊重官僚，其实就是当代民主理论的一个讨论范畴。又例如现在很流行什麽都要M一下的M型社会，其实和马克思当年讲的无产阶级化有异曲同工之妙，也算是一个古典理论的当代版，M型社会每天电视一直演，槟榔西施感触应该也很深刻，但是要针对这个现象问出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好问题，如果没有受过社会学训练，恐怕还是有困难。
上周提到学术的「焦虑」，引起一些讨论，刚好这周读Robert Alford的The Craft of Inquiry: Theories, Methods, Evidence这本书，提到了problem这个字，这就是我说的「焦虑」的变形。Problem字面的意思是something difficult to deal with or understand。一个问题那麽棘手，当然会让人三天睡不着觉，而成为一种焦虑。
做研究当然要有问题和焦虑，比如谢国雄疑惑於一个小小的岛怎麽会到处都是董事长，所以写了Boss Island的研究、吴乃德焦虑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竟然能在台湾安家落户，威权统治五十年，所以作了恩庇侍从主义的研究。同样的问题在三大家的研究也出现过，初期的工业社会带给人们什麽样的处境？迷乱？官僚理性？还是阶级斗争？其实这就是problem，先因为某些社会现象引发了问题，又因为研究者个人的热情而使问题引来了焦虑，进而成为研究的主题。
不过Problem很多人都有，比如我头壳有问题，也可以说是problem。但一个好的研究者，就是要学着怎麽把problem转化成具体的question。我前面讲到吴乃德和谢国雄的东西，都已经是转化成question的提问。这些question的原型，很可能是一位走番小姐长期的疑惑，她想，怎麽每天来唱歌的都是什麽董什麽董，真奇怪！但这位走番小姐没有那种热情来把problem转成question，所以她就没有办法变成社会学家。
很多人嘲笑社会学家研究的主题没什麽稀奇，连路边的槟榔妹都知道。但是社会学家和槟榔妹的不同，就在於他能够把他的焦虑转化成系统的研究，清楚而全面的说出来，甚至有能力去解决，而非只是叙说这种焦虑。这也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能够区隔的地方，哲学家讨论重要的议题，但重要的议题不一定有办法研究（研究了也没办法证明），例如上帝存在与否、时间如何流动。社会学家讨论的议题，则必须是重要而且可以研究的，比如涂尔干去问自杀现象的成因和比率分布？比如韦伯念兹在兹除魅後的现代社会里面，理性如何运作。
也有听过人家抱怨，说能研究的主题都被古人研究完了，现在只能作一些经验研究。其实也不见得是这样，社会学研究的problem如果是因为焦虑而生，那麽现代社会也有现代社会的新焦虑。理性化的官僚系统构成了社会运作，但是也使得民主的可能性受到很大的限制；那麽，怎麽让官僚服膺民主制度，又使民主尊重官僚，其实就是当代民主理论的一个讨论范畴。又例如现在很流行什麽都要M一下的M型社会，其实和马克思当年讲的无产阶级化有异曲同工之妙，也算是一个古典理论的当代版，M型社会每天电视一直演，槟榔西施感触应该也很深刻，但是要针对这个现象问出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好问题，如果没有受过社会学训练，恐怕还是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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