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钜变

再读钜变
博兰尼（Karl Polanyi）在1940年着手撰写《剧变》的时候，战争胜负仍难料，美国为首的大社会福利国家、德国为首的法西斯主义和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还在难分难舍的斗争当中，博兰尼没有隐藏他对小罗斯福的偏爱。依照杜拉克（Peter Drucker）的诠释，博兰尼对於「好社会」的焦虑也代表着他那代知识份子对於较臻完美的「好社会」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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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兰尼所处的社会显然不是个好社会，他面对着十九世纪的与众不同和其後所带来的文明崩溃，苦思着这个现象的原因和适当的诠释方式。他认为十九世纪的人类错误的采纳了亚当斯密的说辞，将自利的市场当作盘古开天以来的自然。但博兰尼考察了几个原始社会，却发现传统社会对於市场的概念并不是以自利为准，传统社会运作的关键是互惠。博兰尼的原初社会考察无疑是和John Rawls的推断比较相近，当人面临着无知之幕，会选择重分配而不是自利来处理他们的所得，已达成分配的正义。
那麽，社会是怎麽样变成「现代社会」的呢？博兰尼从圈地运动讲起，他认为土地、货币和劳动力三种虚构商品的商品化过程，其实代表了时代的剧烈转变。但博兰尼也指出，市场化的过程就必然会带来相对力量的反应，他称这样的力量叫做「社会保护」。博兰尼以1795年英国的史宾翰连法（Speenhamland Act.）为例，指出当英国应为圈地运动和金本位的建立，只差一个全国性劳动市场还没建立就要迈向市场化的同时，政府和教区却合作暂缓了这一个趋势。他们推出史宾翰连法补贴农民的工资达到生活标准，以维持农村治安。但这样的做法却发生了反作用力，引发了普遍性的贫穷问题，至此，平民与贫民已经无从区隔，但史宾翰连法却仍受到教区绅士、资本商人和贫苦农民很长一段时间的支持，直到贫穷问题再也无法忽视。
史宾翰连法推迟了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但他所带来的贫穷後果却更带来劳动力商品化的必要性。平民和贫民发现饥饿只有靠着独立工作来克服，社会的力量反而推着政府要求市场化。至此，现代社会的市场终告建立，也接续着引发一连串的社会保护和市场矛盾在看似稳定的十九世纪蓄积。
对博兰尼来说，一个完全的市场社会是不可能的。博兰尼所谓的史宾翰连体制崩溃，其实就是马克思所言，人们「自由的一无所有」。农民被迫被剥离了土地，和生产工具分离，创造了绝无仅有的新时代市场意义。博兰尼认为传统社会的连带会在市场中完全被试着切除，问题是要把原来镶嵌在社会中的市场去镶嵌，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任务。社会保护的力量会排山倒海的来，农民用谷物法要求更高的粮价补贴、工人希望物价越低越好、资本家觉得物价要维持在可以得利的范围里，他们都在社会保护的阴影下寻求着对自己最有利的变迁方向，但这样的主张又总是互相冲突。
十九世纪的稳定，很大层次是因为政治的威权主义尚堪压制社会保护力量，但二十世纪开始，更密切的国际贸易和每个国家拥有的主权背景，都迫使着和平和维持和平的制度面临崩溃命运。民主化的国家更无法在社会的去镶嵌上取得正当性，他们对社会保护力量不可能相应不理，就注定了十九世纪的不可能重建。也因此，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手段，建立和保护自由市场，并面对社会保护力量的反扑，成为民主政府不可能的任务。
自由市场不是自然演化的，自由市场是被建构的。博兰尼直指自由市场最大的矛盾就在於他其实是被国家所建构，并且当全然的市场社会还没建立，国家就会因为忙着回应各式各样的社会保护力量而焦头烂额，最後的悲剧结果可能是自由市场还没建立，自由政体反而先崩溃了。博兰尼指出市场社会的去镶嵌其实是一场徒劳，而人们尝试要重建十九世纪的努力，其实根本不可能完成。在可见的三股世界力量的斗争中，博兰尼没有掩饰他对新政的偏好，这也是他面对知识上的社会主义和自由市场包夹时，想提出的解决之道，寻求所谓的「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