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

政治秩序
杭亭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的研究总是引领美国政治学界的主流，1968年他写了The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当时美国正面临了新兴国家勃兴而间接引发的代理人战争问题（proxy war）。杭亭顿告诉美国人，到底这些国家透过民主选举选出了共产党和内战是怎麽回事，对美国利益来说，重要的到底是民主还是稳定？无论是杭亭顿自己或者美国政府，都选择了稳定，於是阿叶德被推翻、桑定被打倒，而蒋介石、马可仕和苏哈托受到美国的支持，以稳定的威权统治巩固了美国围堵共产世界的防线。
老头年轻的时候头发就不多
到了1991年，苏联崩溃了、东欧共产整权垮台了、中国看起来有危险，受美国支持的马可士和国民党政权也面临了空前的正当性危机。杭亭顿写了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又告诉大家民主化的好，很多人批评他矛盾，他自己说，「我写那本书（秩序）是因为我认为政治秩序是一件好事，我的目的是为了要发展一项通则性的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能否实现稳定的原因、方式和条件。现在，本书（第三波）的重点是放在民主化上。我撰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民主政治本身是好东西。」我倒是觉得，他的想法正显示了美国政治人物对於外国政治制度的看法，支持民主，但更重视是否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杭亭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主张的，是以结构功能论的角度，针对1960年代美国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作出批驳。现代化理论主张国家如果富有就不会有共产党，1945年以後美国援助希腊、推动马歇尔计画，透过国际开发总署（OECD）针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援助就是现代化理论的产物，希望让大家都变成民主和平的信徒。安士敦（Alice H. Amsden）早期对台湾的研究也站在这个角度出发，认为美援提供了台湾成为发展型国家的有力後盾。但杭亭顿指出，现代性带来稳定，但现代化却引发混乱；一个国家会乱，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对富裕的期望还没达成。因此，贫富和乱不乱的问题，应该是一个U型曲线。谷底是现代化所面临的转折，一但通过，就是稳定而富裕（但不一定是民主），只是大多数的新兴国家都没能度过这个谷底，成为稳定的政体。
问题是，什麽样的国家会通过死亡幽谷，而什麽国家不会？以结构功能论撰写此书的杭亭顿提出了政治制度的完备与否，才是关键问题。他指出，现代化必定带来更多的政治参与期望，当一国的制度不完备，就可能因为无法吸纳政治参与的力量而崩溃。他用praetorian（执政官）来形容这样的政体，罗马的执政官是监护当地的外来政权，当他面对本土社会的正当性挑战，会选择以暴力镇压或者腐败拢络的方式，来完成恩庇侍从的「暴力/贪腐政权」统治模式。而这样的体制也必须面临暴力的挑战，很可能遭到推翻，因此是不稳定的。（也有可能励精图治去变成制度化完备的体制，比如国民党在台湾的例子）
反过来说，杭亭顿用公民（civil）去形容一个制度完备的政权，认为他有可能因为制度吸纳的能力强，就能够纾解现代化所带来的政治参与压力，无论用民主或者非民主的形式。在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s这本书里，杭亭顿有更详尽的关於这种「建制的一党制」如何吸纳政治参与力量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