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的温州街–我的台大恩仇录
仔细想想，毕业後这两年去逛温州街的次数，可能还比毕业前多。枉费我从那个学校毕业，竟然走在温州街上还会觉得很新奇。
我还记得去办离校手续那个下午，因为太久没去学校，心爱的捷安特前轮被偷走，只好顶着大太阳在校园里面徒步穿梭。那时候已经快放暑假了，学校里充满放假的气氛，这小姐请假、那小姐不在，我忍着那口气，反正是最後一次了，就等你吧！直到拿到毕业证书那一刹那，大大喘口气，想着我跟这学校的恩怨情仇，就到此为止吧！然後我居然没有走去体验我的最後温州街，就直接从捷运站回家了。
可是思念总在分手後，我也是在毕业之後，才发现这张证书真是灵丹妙药。不会再有机车的同学问你大学读哪里然後露出不屑的眼光、也不会为了加入同学讨论是北一女忠孝仁爱班还是亲爱精诚班叽叽喳喳对话时只能插嘴说我认识郑美俐她是我高中校长。毕业之後，这些都不重要了，没什麽好比的，只要你毕业证书上写着国立台湾大学，而人刚好不会很白目，那走到哪里都有正字标记，都有学长姐会罩你。
当然这也是一种书读的越多，世界就越小的证明，因为圈子不大，所以绕来绕去都是这些人。谁是谁的亲戚、谁是谁的同学，谁是谁的，前女友，这比较恐怖，大家都有在温州街附近晃来晃去的经验；久而久之，我们也融入了这个温州街想念圈，变成很多人讨厌的那种享尽社会资源的「资优生」，而当年翘课打架的故事通通变成说嘴的传奇，什麽「苦读出身」这种读书时不入流的经历通通变成今日的金装。比如当兵时我和阿涌比别的台大班长受欢迎，人家会说，平平是台大，怎麽差这麽多？我和阿涌就会说，不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是研究所才读台大，不是「正台大」的。
其实我读书的时候，反而也没享什麽台大的资源，除了研一时经常去游泳这项外。四年下来图书馆借书大概没超过十本，里面五六本可能还是帮人家借的；奖学金我可能领过不少，但没有一项是台大给的。而且因为我们研究所在学校後门，我连温州街都没去过几次。写完论文的时候我在想谢辞，谢谢东海谢谢中研院谢谢朋友甲乙丙丁，好像独独就忘了谢台大。怎知毕业後反而为了要停车半价特别去办校友证、当兵的时候经常为了写研究报告跑台大图书馆、还有经常为了吃大学口臭豆腐、喝比利时啤酒以及蹓狗等理由大老远到学校散步？
人家的温州街都出书了，而我的温州街原来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反而是这几年才开始慢慢体会。前几天带着美国回来的表妹去温州街的「黑森林」喝酒吃肉，途经台大，我居然很骄傲的跟她说，这是台湾最好的大学，很幸运也是我的学校（张爸可能不同意）。话讲出来居然脸不红气不喘，看来我对温州街生活圈的适应度已经和「正台大」差距不远了。
我只是第三好朋友
我只是第三好朋友
自从苹果日报连着两次刊出我的文章都用第三社会成员做我的头衔，就有很多朋友问我是不是要代表第三社会出来参选立委。虽然他们都说会投票支持我，但是立委有七十三个选区，我这些朋友都平均分布在七十三个选区内，这种平均分布使我断了参选立委的念头。因为如果我参选立委，我只能得到一票，如果要选总统的话，至少我可以得到七十三票。很可惜我还没有四十岁，不能参选总统，而等到我四十岁的时候，我这七十三位民间有人不知道还愿不愿意支持我，因此我只能跟幻想我会代表第三社会出来选 立委的朋友说残念了。
以上当然是胡说八道，如果你相信的话那实在是太不了解我。此外，我也不得不担心你患了当代台湾政坛最大的瘟疫，幽默感缺乏症，为了不要让未来的总统候选人挂念，希望您记得多关心自己的身体。但既然已经讲到这麽敏感的问题，我可能还是得正经的说明一下我和好友周奕成之第三社会之间的关系。
大约去年底，我退伍没多久，奕成有问过我能不能去他那里帮忙，那时候我就知道「世代论坛」可能会组党。我心里很犹豫，因为我跟奕成认识多年，他一直是个很有理想的人，并且他想对民主内战进行维和，实在事件伟大的工作。但我对组党这件事情疑虑实在很深，毕竟我很保守的认为台湾在还没有走出认同纠葛之前，恐怕还没有「第三社会」崛起的空间。此外，我才刚刚进入政坛，作民进党委员的助理，虽经常骂民进党，但跟民进党还没有到肝胆俱裂的程度；简单来讲，我对民进党还是有期待的。
尽管如此，民进党越来越偏向右翼本土的作风，我虽不认为有到法西斯这般不堪，但总归我是不赞同的。我的整个青年时期都在帮民主不是民粹主义辩护，民进党却越走越偏，挖洞就跳，这和陈文茜去泛蓝挖洞来跳差别并不大，都是譁众取宠罢了。（因为选制和对立的政治环境使然，换边站就要比那边的人更激烈才能站稳。）光基於这点，我就觉得本土派有必要出现新选项，才能够结束被民进党霸占的本土论述攫取选票情形（我自己就经常以不想给国民党得逞为由去强迫投绿）。但我当然也很担心，第三社会一跳出来，结果只证明了泛绿支持者有中间选民，却让泛蓝渔翁得利（民进党一定会这样宣称）。毕竟大家都说自己是中间选民，但台湾到底有没有中间选民，有多少，我实在不如周奕成那麽有信心。
另外，对於很多事情的看法，我和第三社会成员也有一些落差。当然这些落差可能不大，就像苏贞昌和谢长廷对很多事情看法有差异，也不影响他们都是民进党员那样，第三社会成员间看法有异也是正常的。
例如致真写「外交出路不是追求数字」那篇我就不是很同意。我在民主基金会工作过，我知道外交部对这一块还蛮当回事的，民进党办外交最该批判的其实是过境外交，而不是没有着力在NGO。而数字迷思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两千年总统选举的时候我当三立的「青年提问人」时，就问过如果要结束金援外交，那邦交国数字归零的民意承受度是否可堪政府负荷？当时扁宋阵营都不愿正面回答，结果当选的民进党显然并没有豪情万仗的结束金援外交。况且台湾的外交要说是「金援」其实也颇不妥，台湾每年的援外金额那麽低，民众还唉唉叫说不如拿来办营养午餐，要讲这种数字叫做「金援」，实在是白痴当有趣。外交工作有延续性，也有很多苦衷，当在野党可以不负责任乱批评，但是要有执政志气者，思考应该要更周延。
我对於第三社会自许要当中间偏左也有点意见，我知道他们五年级大学时喜欢狂啃葛兰西和阿图塞，这些我大学时也干过。不过有吸引过我的学术论述其实不是新马而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其後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论述。这十年来影响我最大的理论毕竟是自由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是罗尔斯而不是马克思奠定了我整个青年时期的思想基础。我目前为止的思想历程，和奕成、铁志他们有很大的差距，也注定了许多看法的本质歧异。
思想与现实的差距，让我和第三社会之间的交往走走停停；而贪图享乐的懒散，则让我对溜狗的兴趣总是远高於开会。老实讲我不太能算是第三社会成员，只能算是「第三好朋友」。除了思想差距外，也因为我的参与度实在不太高，下班时间要我参加「课外活动」，则简直要人老命。会让人家觉得我热情参与，大概是因为我在苹果日报写了两篇文章所致。当然我和第三社会的差距对很多人来说实在是「象牙塔里争何事」，根本听不懂。很多人早已认定我是「第三社会成员」，早就瞄准等着开火；但对一个博士生来讲，这些象牙塔事，其实也蛮重要的。
读完这篇文章，恐怕又有人要写信给我说如果我要参选他们要投票给我；先谢谢大家，也许我又多了七十三票。如果以每年七十三票这样的速度成长的话，等到我四十岁可以选总统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得到七百三十票，虽然还没追上李敖和许信良，但对於拿回保证金的目标又接近了一点。然而要选立委的话，一年两票十年只有二十票，恐怕离拿回二十万距离太遥远，因次只能再次谢谢各位台爱，等我四千岁的时候，竞选总统应该可以拿回保证金了。（突然想起那时我最初的选民已经苏州卖鸭蛋了，这样不是又少了很多票？唉算了，反正那时候我也驾鹤西归了！）
自从苹果日报连着两次刊出我的文章都用第三社会成员做我的头衔，就有很多朋友问我是不是要代表第三社会出来参选立委。虽然他们都说会投票支持我，但是立委有七十三个选区，我这些朋友都平均分布在七十三个选区内，这种平均分布使我断了参选立委的念头。因为如果我参选立委，我只能得到一票，如果要选总统的话，至少我可以得到七十三票。很可惜我还没有四十岁，不能参选总统，而等到我四十岁的时候，我这七十三位民间有人不知道还愿不愿意支持我，因此我只能跟幻想我会代表第三社会出来选 立委的朋友说残念了。
以上当然是胡说八道，如果你相信的话那实在是太不了解我。此外，我也不得不担心你患了当代台湾政坛最大的瘟疫，幽默感缺乏症，为了不要让未来的总统候选人挂念，希望您记得多关心自己的身体。但既然已经讲到这麽敏感的问题，我可能还是得正经的说明一下我和好友周奕成之第三社会之间的关系。
大约去年底，我退伍没多久，奕成有问过我能不能去他那里帮忙，那时候我就知道「世代论坛」可能会组党。我心里很犹豫，因为我跟奕成认识多年，他一直是个很有理想的人，并且他想对民主内战进行维和，实在事件伟大的工作。但我对组党这件事情疑虑实在很深，毕竟我很保守的认为台湾在还没有走出认同纠葛之前，恐怕还没有「第三社会」崛起的空间。此外，我才刚刚进入政坛，作民进党委员的助理，虽经常骂民进党，但跟民进党还没有到肝胆俱裂的程度；简单来讲，我对民进党还是有期待的。
尽管如此，民进党越来越偏向右翼本土的作风，我虽不认为有到法西斯这般不堪，但总归我是不赞同的。我的整个青年时期都在帮民主不是民粹主义辩护，民进党却越走越偏，挖洞就跳，这和陈文茜去泛蓝挖洞来跳差别并不大，都是譁众取宠罢了。（因为选制和对立的政治环境使然，换边站就要比那边的人更激烈才能站稳。）光基於这点，我就觉得本土派有必要出现新选项，才能够结束被民进党霸占的本土论述攫取选票情形（我自己就经常以不想给国民党得逞为由去强迫投绿）。但我当然也很担心，第三社会一跳出来，结果只证明了泛绿支持者有中间选民，却让泛蓝渔翁得利（民进党一定会这样宣称）。毕竟大家都说自己是中间选民，但台湾到底有没有中间选民，有多少，我实在不如周奕成那麽有信心。
另外，对於很多事情的看法，我和第三社会成员也有一些落差。当然这些落差可能不大，就像苏贞昌和谢长廷对很多事情看法有差异，也不影响他们都是民进党员那样，第三社会成员间看法有异也是正常的。
例如致真写「外交出路不是追求数字」那篇我就不是很同意。我在民主基金会工作过，我知道外交部对这一块还蛮当回事的，民进党办外交最该批判的其实是过境外交，而不是没有着力在NGO。而数字迷思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两千年总统选举的时候我当三立的「青年提问人」时，就问过如果要结束金援外交，那邦交国数字归零的民意承受度是否可堪政府负荷？当时扁宋阵营都不愿正面回答，结果当选的民进党显然并没有豪情万仗的结束金援外交。况且台湾的外交要说是「金援」其实也颇不妥，台湾每年的援外金额那麽低，民众还唉唉叫说不如拿来办营养午餐，要讲这种数字叫做「金援」，实在是白痴当有趣。外交工作有延续性，也有很多苦衷，当在野党可以不负责任乱批评，但是要有执政志气者，思考应该要更周延。
我对於第三社会自许要当中间偏左也有点意见，我知道他们五年级大学时喜欢狂啃葛兰西和阿图塞，这些我大学时也干过。不过有吸引过我的学术论述其实不是新马而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其後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论述。这十年来影响我最大的理论毕竟是自由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是罗尔斯而不是马克思奠定了我整个青年时期的思想基础。我目前为止的思想历程，和奕成、铁志他们有很大的差距，也注定了许多看法的本质歧异。
思想与现实的差距，让我和第三社会之间的交往走走停停；而贪图享乐的懒散，则让我对溜狗的兴趣总是远高於开会。老实讲我不太能算是第三社会成员，只能算是「第三好朋友」。除了思想差距外，也因为我的参与度实在不太高，下班时间要我参加「课外活动」，则简直要人老命。会让人家觉得我热情参与，大概是因为我在苹果日报写了两篇文章所致。当然我和第三社会的差距对很多人来说实在是「象牙塔里争何事」，根本听不懂。很多人早已认定我是「第三社会成员」，早就瞄准等着开火；但对一个博士生来讲，这些象牙塔事，其实也蛮重要的。
读完这篇文章，恐怕又有人要写信给我说如果我要参选他们要投票给我；先谢谢大家，也许我又多了七十三票。如果以每年七十三票这样的速度成长的话，等到我四十岁可以选总统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得到七百三十票，虽然还没追上李敖和许信良，但对於拿回保证金的目标又接近了一点。然而要选立委的话，一年两票十年只有二十票，恐怕离拿回二十万距离太遥远，因次只能再次谢谢各位台爱，等我四千岁的时候，竞选总统应该可以拿回保证金了。（突然想起那时我最初的选民已经苏州卖鸭蛋了，这样不是又少了很多票？唉算了，反正那时候我也驾鹤西归了！）
徘徊於理想与现实之间
徘徊於理想与现实之间
昨天和人聊天聊到战後台湾人的特点，发现「务实」好像是个无异议的共识。譬如说做生意要给政府包红包，每个人都在骂，但是每个人也都在包；又譬如说选举，人人都知道负面选举和人头党员此风不可长，但每个人都养了人头党员并且也愿意必要时无端攻讦对手。
从某个面向来看，这实在是台湾无论在各方面都没有达到「高水准」的重要因素；但换个角度来看，这种务实却也是推动台湾从前现代到现代的重要动力。比如说我们经济因为代工而起飞，可是对於研发却始终鸦鸦乌，大家宁可找新的代工天堂，也不愿意长时间去研究发展或者投资大学；又比如我们民主化的速度快的不得了，可是大家对民主化的品质要求好像令人不太敢恭维。
作为战後很久才出生的一代台湾人如我，自忖也不能避免感染这样的性格。比如前一阵子台联想找我去基隆市选立委，我算算觉得劳民伤财，又没把握跟我一起抓着手喊冻蒜的是否都是烟ㄟ那样的人，遂拒绝了他们。其实台联转型为「左派政党」的理念我是很支持的，而也要有我们的支持，他才能转型成功；问题是我没有把握他的转型会成功，看他们第一波提名名单也看不出他们有什麽转型，那我跳进去岂不是只一支牺牲打？但反过来想，可能就是像我这麽龟毛的人太多，大家都觉得台联转型好，偏偏大家都只口惠实不至，结果台联当然只能继续提名从民进党初选败下阵来的人，而看不出什麽转型变化。也许可以事後聪明说你看他们根本没转型成功，但或许他们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我们袖手旁观。
我对政治还是很有热情，但是我经常逃走，甚至宁愿去公园蹓狗，也不太想周末去开会。写文章骂人我挺厉害，真要我下去选我又老惦念着不想个人自由被剥夺；结果就是经常陷入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到头来在政治这条路上还是一事无成。有时候我会豪情万丈，有时候我只要有好酒好书好音乐就满足得跟待天堂一样，理想跟务实之间的挣扎，总有各自的理由和藉口，听起来也都颇有说服力，他们应该还会跟随我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应该学好如何和他们和平相处。
昨天和人聊天聊到战後台湾人的特点，发现「务实」好像是个无异议的共识。譬如说做生意要给政府包红包，每个人都在骂，但是每个人也都在包；又譬如说选举，人人都知道负面选举和人头党员此风不可长，但每个人都养了人头党员并且也愿意必要时无端攻讦对手。
从某个面向来看，这实在是台湾无论在各方面都没有达到「高水准」的重要因素；但换个角度来看，这种务实却也是推动台湾从前现代到现代的重要动力。比如说我们经济因为代工而起飞，可是对於研发却始终鸦鸦乌，大家宁可找新的代工天堂，也不愿意长时间去研究发展或者投资大学；又比如我们民主化的速度快的不得了，可是大家对民主化的品质要求好像令人不太敢恭维。
作为战後很久才出生的一代台湾人如我，自忖也不能避免感染这样的性格。比如前一阵子台联想找我去基隆市选立委，我算算觉得劳民伤财，又没把握跟我一起抓着手喊冻蒜的是否都是烟ㄟ那样的人，遂拒绝了他们。其实台联转型为「左派政党」的理念我是很支持的，而也要有我们的支持，他才能转型成功；问题是我没有把握他的转型会成功，看他们第一波提名名单也看不出他们有什麽转型，那我跳进去岂不是只一支牺牲打？但反过来想，可能就是像我这麽龟毛的人太多，大家都觉得台联转型好，偏偏大家都只口惠实不至，结果台联当然只能继续提名从民进党初选败下阵来的人，而看不出什麽转型变化。也许可以事後聪明说你看他们根本没转型成功，但或许他们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我们袖手旁观。
我对政治还是很有热情，但是我经常逃走，甚至宁愿去公园蹓狗，也不太想周末去开会。写文章骂人我挺厉害，真要我下去选我又老惦念着不想个人自由被剥夺；结果就是经常陷入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到头来在政治这条路上还是一事无成。有时候我会豪情万丈，有时候我只要有好酒好书好音乐就满足得跟待天堂一样，理想跟务实之间的挣扎，总有各自的理由和藉口，听起来也都颇有说服力，他们应该还会跟随我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应该学好如何和他们和平相处。
副刊十年
副刊十年
大概从高中开始，我就一直有剪报的习惯，直到1999年还是2000年左右才停止，停止的主因当然是因为网际网路兴起，不再需要使用剪报来整理资料。我还记得1997年我拿剪报资料和自己写的一些文章去参加国立艺术学院（现在叫台北艺术大学）考试，结果被老师质疑剪报算不算一种专长？蒐集资料最为专长确实不常见，不过会写文章我觉得应该算是专长，但总之他们也没录取我，而且我在专长这项考试的成绩还蛮差的，让我颇为泄气。
结果在大学联考的术科考试上，台湾艺术学院（现在叫台湾艺术大学）俨然认为蒐集资料可算为专长，给了我很高的分数，这时才能够体会其实口试经常和运气有关，和棒球主审的好球带一样颇有心情因素在其中。
那时候收集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尤以报纸副刊为最。举凡八十年代专辑或者有关民主化的文章，更是我蒐集的大宗，大概是那时的兴趣，也奠定後来去读政治系的方向。九十年代的报纸副刊比现在精采很多，经常有很棒的评论文章，也会针对事件专题邀稿。吴叡人、平路或者杨照、龙应台，都是当时经常出现在副刊超大版抒情评论（critical lyric）文章的大宗；此外还有蔡诗萍、萧新煌、陈芳明、金恒炜等健笔，这些人现在也都还在写，但许多读起来总觉得不如往日犀利。
当时的副刊真的很好看，评论都很深刻，专题都很精采，比现在尽找鸟来伯和吴淡如来写要精采很多，至少我笑完鸟来伯的文章，不会把他剪下来放在资料夹里面；她如果集结出版我应该也不会花钱买。中国时报星期六的娱乐周报和周四的开卷周报，我是每周期待，只为了读李巨源对媒体的犀利批判或是杨照对哪本书的最新评论。如果人间有龙应台的文章，我必定一读再读。
现在回头看确实很荒谬，今日我看到龙应台和杨照，一定会说服自己千万不要看，以免看了又怒发冲冠。这些人写的文章一点进步都没有，读了十年讲的东西还是那一套，引用例子老是讲错，但总是自成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副刊集团」，垄断了许多版面。
时至今日我几乎已经不看中国时报，而自由时报的副刊大概两个月才会有一篇感动人的文章，通常是洪雯倩写的维也纳或者胡淑雯有关性别的新作。这十年我想尽办法自我成长，吸收新知，也逐渐有能力对往日之事做出有利批判的同时，那些写手和副刊集团却越活越回去，写得东西也越来越狭窄。渐渐的他们都退出了副刊，改攻占民意论坛，而部分留在副刊的文章却和BBS程度差不多。
读者在进步，媒体在退步。现在谈的议题跟十年前差不了多少，而且越谈越回去，范围被仇恨越缩越小，引喻继续失义，只剩下曲折美丽的空洞文字。我不禁要感谢世界上还好有网路，可以在部落格上面看到比副刊好一百倍的文章，阿弥陀佛。
大概从高中开始，我就一直有剪报的习惯，直到1999年还是2000年左右才停止，停止的主因当然是因为网际网路兴起，不再需要使用剪报来整理资料。我还记得1997年我拿剪报资料和自己写的一些文章去参加国立艺术学院（现在叫台北艺术大学）考试，结果被老师质疑剪报算不算一种专长？蒐集资料最为专长确实不常见，不过会写文章我觉得应该算是专长，但总之他们也没录取我，而且我在专长这项考试的成绩还蛮差的，让我颇为泄气。
结果在大学联考的术科考试上，台湾艺术学院（现在叫台湾艺术大学）俨然认为蒐集资料可算为专长，给了我很高的分数，这时才能够体会其实口试经常和运气有关，和棒球主审的好球带一样颇有心情因素在其中。
那时候收集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尤以报纸副刊为最。举凡八十年代专辑或者有关民主化的文章，更是我蒐集的大宗，大概是那时的兴趣，也奠定後来去读政治系的方向。九十年代的报纸副刊比现在精采很多，经常有很棒的评论文章，也会针对事件专题邀稿。吴叡人、平路或者杨照、龙应台，都是当时经常出现在副刊超大版抒情评论（critical lyric）文章的大宗；此外还有蔡诗萍、萧新煌、陈芳明、金恒炜等健笔，这些人现在也都还在写，但许多读起来总觉得不如往日犀利。
当时的副刊真的很好看，评论都很深刻，专题都很精采，比现在尽找鸟来伯和吴淡如来写要精采很多，至少我笑完鸟来伯的文章，不会把他剪下来放在资料夹里面；她如果集结出版我应该也不会花钱买。中国时报星期六的娱乐周报和周四的开卷周报，我是每周期待，只为了读李巨源对媒体的犀利批判或是杨照对哪本书的最新评论。如果人间有龙应台的文章，我必定一读再读。
现在回头看确实很荒谬，今日我看到龙应台和杨照，一定会说服自己千万不要看，以免看了又怒发冲冠。这些人写的文章一点进步都没有，读了十年讲的东西还是那一套，引用例子老是讲错，但总是自成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副刊集团」，垄断了许多版面。
时至今日我几乎已经不看中国时报，而自由时报的副刊大概两个月才会有一篇感动人的文章，通常是洪雯倩写的维也纳或者胡淑雯有关性别的新作。这十年我想尽办法自我成长，吸收新知，也逐渐有能力对往日之事做出有利批判的同时，那些写手和副刊集团却越活越回去，写得东西也越来越狭窄。渐渐的他们都退出了副刊，改攻占民意论坛，而部分留在副刊的文章却和BBS程度差不多。
读者在进步，媒体在退步。现在谈的议题跟十年前差不了多少，而且越谈越回去，范围被仇恨越缩越小，引喻继续失义，只剩下曲折美丽的空洞文字。我不禁要感谢世界上还好有网路，可以在部落格上面看到比副刊好一百倍的文章，阿弥陀佛。
解严二十年有感
解严二十年有感
下午去参加第三社会工作室办的「解严世代的社会力」座谈会，猛然想起1997年夏天，我也曾去诚品书店参加「解严十年」座谈会。一晃眼居然十年就过去了，那时候中国时报有作解严十年的专题，有很多文章在谈这些事情，那时我刚考上大学，在剧团导了一部有关解严的烂戏，颇有一种没追上时代的惆怅。
两大党此刻都在谈解严前的故事，谈蒋经国、谈郑南榕，大家都要往自己脸上贴金，说解严是自己的功劳。只是大家都没想谈解严这二十年，我们到底经历了什麽经验，做了些什麽事情。
我小时候以为戒严是一种野兽，像年兽那样，所以大家晚上都不能出门。晚上有时候会有户口普查员来，我在睡梦中也许曾被惊醒，所以对於普查一直余悸犹存。我妈说有一次张炎宪（现在国史馆的馆长）晚上跑来我家，帽子压低低的，看起来很像情治人员，让她心头一震。有一天我爸很认真的跟我说解严了，大道理对不到十岁的我而言太难，但总之就是比如晚上可以出门这样的自由多得多就对了。
解严不久爸妈就经常带着我们去淡水参加「茶友会」，大人聚在一起可能在讲理想或者批评国民党，小孩子很无聊就坐在淡水河边喝茶。彼时河边没有烧烤店，穿过弯弯曲区的小巷才能跑到河边，观音夕照时滩上的招潮蟹黄昏时会向你招手，但大人们经常为了理念激辩到彻夜未眠。我隐约知道解严的自由可能包括这类型的通宵聚会，但并不知其所以然。我逐渐长大，台北因为盖捷运开始「携手共度交通黑暗期」，并且经历一次「史上最激烈」的台北市长选举。（当时怎料未来每一次选举都才是史上最激烈？）
解严的第十年，反对党出身的陈水扁在当台北市长、第一届民选总统已经选出，台湾的民主化虽然在枪口下，但的确蓬勃发展。其时许信良带领的民进党气势正旺，但还没有人料到民进党会在该年县市长选举大获全胜；而我考上东海大学政治系，开始走上政治这条路。
那时候在诚品闲逛，看见由林浊水办公室主办的这个解严系列座谈，讲了文化、世代、社区、认同、情爱以及媒体六个主题，俨然非常进步。我去参加了文化这场，有南方朔、杨照、陈文茜和林浊水参加。如果他们现在再办一场，我看到这种名单应该不会出席；但当时这些人可是很进步的，场内座无虚席。南方大师和杨照在座谈中不断提醒大家後现代的虚无会使无政府主义蔓延，过度的解构导致标准的错失和过度反国家的无谓情绪。不知道两位今天看到这文章会不会有点不知所措。
但仔细想，针对这六个主题，在解严二十周年的今日，怎麽好像没有人要谈了。两大党继续讲着那些白头宫女的天宝遗事，只会重回龙山寺，却不会在龙山寺想想这二十年来带给台湾人民的社会变迁到底该如何诠释。当时後现代主义在台湾刚刚才要兴起，就有人开始谈他们会带给人们的改变（虽然现在这些谈论的人好像自己都掉进当初挖的洞里）。而现在，明明解严二十年了，社会变化这麽大，我们的论述程度却好像退步回1987年，谈论的主题不但只剩下政治，而且还是只有谈万恶的国民党或睿智的蒋总统这种程度。从此观之，解严二十年，台湾政治人物俨然没什麽进步，甚至要说他们退步，应该也有人会点头称是吧。
下午去参加第三社会工作室办的「解严世代的社会力」座谈会，猛然想起1997年夏天，我也曾去诚品书店参加「解严十年」座谈会。一晃眼居然十年就过去了，那时候中国时报有作解严十年的专题，有很多文章在谈这些事情，那时我刚考上大学，在剧团导了一部有关解严的烂戏，颇有一种没追上时代的惆怅。
两大党此刻都在谈解严前的故事，谈蒋经国、谈郑南榕，大家都要往自己脸上贴金，说解严是自己的功劳。只是大家都没想谈解严这二十年，我们到底经历了什麽经验，做了些什麽事情。
我小时候以为戒严是一种野兽，像年兽那样，所以大家晚上都不能出门。晚上有时候会有户口普查员来，我在睡梦中也许曾被惊醒，所以对於普查一直余悸犹存。我妈说有一次张炎宪（现在国史馆的馆长）晚上跑来我家，帽子压低低的，看起来很像情治人员，让她心头一震。有一天我爸很认真的跟我说解严了，大道理对不到十岁的我而言太难，但总之就是比如晚上可以出门这样的自由多得多就对了。
解严不久爸妈就经常带着我们去淡水参加「茶友会」，大人聚在一起可能在讲理想或者批评国民党，小孩子很无聊就坐在淡水河边喝茶。彼时河边没有烧烤店，穿过弯弯曲区的小巷才能跑到河边，观音夕照时滩上的招潮蟹黄昏时会向你招手，但大人们经常为了理念激辩到彻夜未眠。我隐约知道解严的自由可能包括这类型的通宵聚会，但并不知其所以然。我逐渐长大，台北因为盖捷运开始「携手共度交通黑暗期」，并且经历一次「史上最激烈」的台北市长选举。（当时怎料未来每一次选举都才是史上最激烈？）
解严的第十年，反对党出身的陈水扁在当台北市长、第一届民选总统已经选出，台湾的民主化虽然在枪口下，但的确蓬勃发展。其时许信良带领的民进党气势正旺，但还没有人料到民进党会在该年县市长选举大获全胜；而我考上东海大学政治系，开始走上政治这条路。
那时候在诚品闲逛，看见由林浊水办公室主办的这个解严系列座谈，讲了文化、世代、社区、认同、情爱以及媒体六个主题，俨然非常进步。我去参加了文化这场，有南方朔、杨照、陈文茜和林浊水参加。如果他们现在再办一场，我看到这种名单应该不会出席；但当时这些人可是很进步的，场内座无虚席。南方大师和杨照在座谈中不断提醒大家後现代的虚无会使无政府主义蔓延，过度的解构导致标准的错失和过度反国家的无谓情绪。不知道两位今天看到这文章会不会有点不知所措。
但仔细想，针对这六个主题，在解严二十周年的今日，怎麽好像没有人要谈了。两大党继续讲着那些白头宫女的天宝遗事，只会重回龙山寺，却不会在龙山寺想想这二十年来带给台湾人民的社会变迁到底该如何诠释。当时後现代主义在台湾刚刚才要兴起，就有人开始谈他们会带给人们的改变（虽然现在这些谈论的人好像自己都掉进当初挖的洞里）。而现在，明明解严二十年了，社会变化这麽大，我们的论述程度却好像退步回1987年，谈论的主题不但只剩下政治，而且还是只有谈万恶的国民党或睿智的蒋总统这种程度。从此观之，解严二十年，台湾政治人物俨然没什麽进步，甚至要说他们退步，应该也有人会点头称是吧。
今夜谁陪我共度良宵
今夜谁陪我共度良宵
通常男人聚在一起就讲两件事，一是女人，二是政治。男人不讲这两件事情应该会死，被骂一百次肤浅还是只讲这两件事，可见男人思考之浅碟。而我最近因为谈太多政治，颇感自己面目可憎，应该要谈一点有关女人的事情。
今天老婆不在家，我在外面闲晃寻找可以陪我陪我共度良宵对象，结果铁鞋踏破台北城，才遇到了玛莉亚卡拉丝。这位鼎鼎大名的女高音以美艳美声闻名於世，演技并不出色，但是歌声的完美可以弥补演技的缺憾。在史卡拉歌剧院的时代，她曾经与另一位女高音泰芭蒂争夺剧院一姐的地位；在她成为剧院名伶之後，她曾和贾桂琳争夺希腊船王欧纳西斯的爱情。
卡拉丝当然是当代歌剧的瑰宝，甚至可以说是女神。她的时尚美艳直逼赫本、她的天赖之音当代无人能出其右。我所买的诺玛更是他诠释最得心应手之作，她把诺玛唱的深入你心坎底，让你跟她一起醉、一起为爱痴狂。
卡拉丝的声音没有另一位我很爱的歌手舒瓦兹科夫那麽沉稳，但卡拉丝的歌声实在太甜美，甜美到她的不稳定也变成一种悦耳的挑战。她是天生的女王，歌剧的女神，令人立刻爱上她。但她歌声的甜腻，又使人无法常浸其中，就像她的感情那样，不持久。我因为听歌剧经常投机取巧只听精选集，又贪图小便宜，和卡拉丝一直不熟，本想今夜跟她好好交流一下，无奈她歌声使然，和她的缘分看来不会太持久。
通常男人聚在一起就讲两件事，一是女人，二是政治。男人不讲这两件事情应该会死，被骂一百次肤浅还是只讲这两件事，可见男人思考之浅碟。而我最近因为谈太多政治，颇感自己面目可憎，应该要谈一点有关女人的事情。
今天老婆不在家，我在外面闲晃寻找可以陪我陪我共度良宵对象，结果铁鞋踏破台北城，才遇到了玛莉亚卡拉丝。这位鼎鼎大名的女高音以美艳美声闻名於世，演技并不出色，但是歌声的完美可以弥补演技的缺憾。在史卡拉歌剧院的时代，她曾经与另一位女高音泰芭蒂争夺剧院一姐的地位；在她成为剧院名伶之後，她曾和贾桂琳争夺希腊船王欧纳西斯的爱情。
卡拉丝当然是当代歌剧的瑰宝，甚至可以说是女神。她的时尚美艳直逼赫本、她的天赖之音当代无人能出其右。我所买的诺玛更是他诠释最得心应手之作，她把诺玛唱的深入你心坎底，让你跟她一起醉、一起为爱痴狂。
卡拉丝的声音没有另一位我很爱的歌手舒瓦兹科夫那麽沉稳，但卡拉丝的歌声实在太甜美，甜美到她的不稳定也变成一种悦耳的挑战。她是天生的女王，歌剧的女神，令人立刻爱上她。但她歌声的甜腻，又使人无法常浸其中，就像她的感情那样，不持久。我因为听歌剧经常投机取巧只听精选集，又贪图小便宜，和卡拉丝一直不熟，本想今夜跟她好好交流一下，无奈她歌声使然，和她的缘分看来不会太持久。
红白帖
红白帖
2005年，我每天读六个小时的英文，生活全面英语话，包括看影集也不开中文字幕。那时候我很喜欢一部影集叫做六尺风云（Six feet under），他的背景永远是死亡，但谈的却总是生者的故事。这是一部饶富哲理的影集，但我今天想讲的却只是丧礼这件很「硬体」的事情。
Nate对丧葬仪式的坚持，其实显现在他们一直不愿意接受大公司并购这件事情上，Nate觉得大公司的仪式过於制式，使丧礼显得千篇一律，自然就失去了仪典所需要的「让人记得他」这样的需求。
昨天我代表老板去参加一个告别式，行礼如仪的献花、献果、三鞠躬礼，然後就离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公祭，看礼仪公司的人和参加公祭的人，都没有办法很专注的投入这场行礼如仪的仪典中，後面奏哀乐的小姐害说说笑笑，和家属的伤心难过如天壤之别，我有点为家属感到不舍。
做这行，婚丧喜庆的行程经常如雪片般飞来，我们叫做「跑摊」。跑摊跑久了，其实也是一种麻痹，你不会有伤心或者欢欣的感觉，只会惦记下一摊会不会迟到。我在这行才算刚出道，还会有喜怒哀乐，还带点感情；但我总觉得这些婚丧喜庆，在台湾好像都因为礼仪或者婚礼公司承办，而显得制式化，使得家属以外的人，很难同感其悲或者同享其乐。
「六尺风云」里小小的丧礼，总是能够触发生者的一些思考，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致词，也能够感染会场的气氛。我觉得这总比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家属答礼，好像要来得有意义一点。我看着家属伤心的表情，心里如是想。
2005年，我每天读六个小时的英文，生活全面英语话，包括看影集也不开中文字幕。那时候我很喜欢一部影集叫做六尺风云（Six feet under），他的背景永远是死亡，但谈的却总是生者的故事。这是一部饶富哲理的影集，但我今天想讲的却只是丧礼这件很「硬体」的事情。
Nate对丧葬仪式的坚持，其实显现在他们一直不愿意接受大公司并购这件事情上，Nate觉得大公司的仪式过於制式，使丧礼显得千篇一律，自然就失去了仪典所需要的「让人记得他」这样的需求。
昨天我代表老板去参加一个告别式，行礼如仪的献花、献果、三鞠躬礼，然後就离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公祭，看礼仪公司的人和参加公祭的人，都没有办法很专注的投入这场行礼如仪的仪典中，後面奏哀乐的小姐害说说笑笑，和家属的伤心难过如天壤之别，我有点为家属感到不舍。
做这行，婚丧喜庆的行程经常如雪片般飞来，我们叫做「跑摊」。跑摊跑久了，其实也是一种麻痹，你不会有伤心或者欢欣的感觉，只会惦记下一摊会不会迟到。我在这行才算刚出道，还会有喜怒哀乐，还带点感情；但我总觉得这些婚丧喜庆，在台湾好像都因为礼仪或者婚礼公司承办，而显得制式化，使得家属以外的人，很难同感其悲或者同享其乐。
「六尺风云」里小小的丧礼，总是能够触发生者的一些思考，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致词，也能够感染会场的气氛。我觉得这总比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家属答礼，好像要来得有意义一点。我看着家属伤心的表情，心里如是想。
那个扭曲的年代–读季季行走的树
那个扭曲的年代–读季季行走的树
季季并不是我喜欢的作家，她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唯独这本「行走的树」。其实书也不是我买的，是我妈借给芳瑾，芳瑾又跟我推荐，我才勉为其难的看看。有些书就是要读了才觉得好看，有些书则如雷贯耳，一读却发现无甚可观，比如聂华苓的「三生三世」跟「桑青与桃红」，恰巧就是刚刚所举的前後两例。
举出聂华苓的例子，也是因为季季的书刚好有提到她。聂比季季要大好几岁，有经历过中国流亡的生活，来台湾後和反国民党的自由派交好，不喜欢国民党，却也对共产党兴趣缺缺。而季季的文章向来和政治毫无关联，如果不是这本「行走的树」，也没人会想到她和当时的另一派反国民党势力，左翼，有那些深深浅浅的交情。
前几天谢长廷在台湾民众党八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提到国民党是外来政权，自己不认同台湾，也不让人家认同台湾，你认同工农兵，他说你是匪谍；你认同乡土，他说你是台独。季季遇到这群人，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被国民党彻底扭曲的一群人。彼时乡土文学论战还没有开始，陈映真、丘延亮他们就因为组织集会被国民党盯上，季季说是杨蔚出卖了这些人，但是这又真的该怪杨蔚吗？杨蔚的特工身分被国民党当作把柄，对他威胁利诱，再进而以扭曲他人格的手段逼迫他就犯，简单来讲，杨蔚也只是个牺牲者罢了。
赌酒色，对杨蔚来讲，其实只是麻痹自己的方法，他没有自制力，连一百块或者一本书都要偷，伤害的是他最亲密的妻子，我们可以骂他，很贱。但放在时代的背景下，这其实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悲剧。回头看那个可以屈打成招的年代里，要去怪出卖别人的人（杨蔚），要去怪跪地求饶的人（施明德），却不去怪造成这些扭曲人格和光怪陆离的元凶国民党，其实也是一种不正义。而国民党今日的行为比如对两蒋的看法，又岂能让人感受到他们反省的歉意？反省不是用嘴巴讲的，而是要用行为来证明。
我虽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年代，但也感受过那年代末期的社会氛围，对我来讲，只要国民党一日不能让我感受到他们有面对昨日之非的勇气，我就不可能说服自己把票盖给国民党。联合报的社论叫大家要看未来而不要经常谈过去，但人，其实是面向过去而生的，只有勇敢的去揭开历史的疮痛，还给历史多元的真相，也才能够真正鼓起勇气来面对明天。从大历史言，蒋介石或许保住了台湾，但他保卫台湾时采取的卑劣手段，却在微型历史中扭曲了无数人格、伤害了无数家庭的美满，这是国民党在台湾背下的历史债，他们终将必须还清。
季季并不是我喜欢的作家，她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唯独这本「行走的树」。其实书也不是我买的，是我妈借给芳瑾，芳瑾又跟我推荐，我才勉为其难的看看。有些书就是要读了才觉得好看，有些书则如雷贯耳，一读却发现无甚可观，比如聂华苓的「三生三世」跟「桑青与桃红」，恰巧就是刚刚所举的前後两例。
举出聂华苓的例子，也是因为季季的书刚好有提到她。聂比季季要大好几岁，有经历过中国流亡的生活，来台湾後和反国民党的自由派交好，不喜欢国民党，却也对共产党兴趣缺缺。而季季的文章向来和政治毫无关联，如果不是这本「行走的树」，也没人会想到她和当时的另一派反国民党势力，左翼，有那些深深浅浅的交情。
前几天谢长廷在台湾民众党八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提到国民党是外来政权，自己不认同台湾，也不让人家认同台湾，你认同工农兵，他说你是匪谍；你认同乡土，他说你是台独。季季遇到这群人，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被国民党彻底扭曲的一群人。彼时乡土文学论战还没有开始，陈映真、丘延亮他们就因为组织集会被国民党盯上，季季说是杨蔚出卖了这些人，但是这又真的该怪杨蔚吗？杨蔚的特工身分被国民党当作把柄，对他威胁利诱，再进而以扭曲他人格的手段逼迫他就犯，简单来讲，杨蔚也只是个牺牲者罢了。
赌酒色，对杨蔚来讲，其实只是麻痹自己的方法，他没有自制力，连一百块或者一本书都要偷，伤害的是他最亲密的妻子，我们可以骂他，很贱。但放在时代的背景下，这其实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悲剧。回头看那个可以屈打成招的年代里，要去怪出卖别人的人（杨蔚），要去怪跪地求饶的人（施明德），却不去怪造成这些扭曲人格和光怪陆离的元凶国民党，其实也是一种不正义。而国民党今日的行为比如对两蒋的看法，又岂能让人感受到他们反省的歉意？反省不是用嘴巴讲的，而是要用行为来证明。
我虽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年代，但也感受过那年代末期的社会氛围，对我来讲，只要国民党一日不能让我感受到他们有面对昨日之非的勇气，我就不可能说服自己把票盖给国民党。联合报的社论叫大家要看未来而不要经常谈过去，但人，其实是面向过去而生的，只有勇敢的去揭开历史的疮痛，还给历史多元的真相，也才能够真正鼓起勇气来面对明天。从大历史言，蒋介石或许保住了台湾，但他保卫台湾时采取的卑劣手段，却在微型历史中扭曲了无数人格、伤害了无数家庭的美满，这是国民党在台湾背下的历史债，他们终将必须还清。
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
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
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昨天讲完「义大利随想曲」後，就回去把我这张唱片翻出来，杜拉弟指挥明尼亚玻利管协乐团，楼下跳蚤市场时买的，好像才二三十块。主打的音乐其实不是「义大利随想曲」，而是真炮版的「1812序曲」。
1812其实也是我的古典音乐启蒙之一，应该是大二还大三的时候，中广音乐网晚上十二点有李蝶飞主持的古典音乐节目，我还记得李蝶飞讲到千军万马倒地，配合着越来越小的法国国歌以及轻骑兵挺进的主题曲，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古典音乐也是有故事的。过去参加乐团那麽多年，很少听到老师教练提过什麽故事，一直以为音乐就是结构的分析，没想到背後那些或许澎湃或者感人的故事。
一开始听的是祖宾梅塔的Decca低价版，凑合着也听了好几年，因为嫌这首音乐烧吵，便束之高阁一阵。直到上次在跳蚤市场看到这张真炮版，想起当年人家如何吹嘘真炮的厉害，才买来听听看。一听真是吓一跳，定音鼓比起来威力真是难以望其项背，这场哈德逊河畔的表演，找来了明尼苏达大学和西点军校乐队的协助，铜管和炮声真是威力十足，听起来超过隐的。放炮的时候，爱犬李哈比颇为震撼，不禁频频抬头看那台快要炸掉的音响，露出歪头的疑惑表情。
放真炮也真是很妙，时间要掌握的刚刚好，不知道要排练多少次，也不能有什麽意外卡弹之类当兵时经常出现的鸟事，真的是要有点功夫。要是哪天我们也搞个天团去大佳那里开个1812真炮版演奏会，想必也是噱头十足，可以得到好票房吧。
最後要提起1812里面那一段轻骑兵的主题，我一直非常喜爱，一度成为我的手机铃声。此外，该段旋律也是民进党造势晚会时介绍来宾必用的桥段，陈菊：「欢迎阮高雄市的老市长，假灯亭（谢长廷的不标准台语发音）！」然後音乐就会响起，屡试不爽！
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昨天讲完「义大利随想曲」後，就回去把我这张唱片翻出来，杜拉弟指挥明尼亚玻利管协乐团，楼下跳蚤市场时买的，好像才二三十块。主打的音乐其实不是「义大利随想曲」，而是真炮版的「1812序曲」。
1812其实也是我的古典音乐启蒙之一，应该是大二还大三的时候，中广音乐网晚上十二点有李蝶飞主持的古典音乐节目，我还记得李蝶飞讲到千军万马倒地，配合着越来越小的法国国歌以及轻骑兵挺进的主题曲，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古典音乐也是有故事的。过去参加乐团那麽多年，很少听到老师教练提过什麽故事，一直以为音乐就是结构的分析，没想到背後那些或许澎湃或者感人的故事。
一开始听的是祖宾梅塔的Decca低价版，凑合着也听了好几年，因为嫌这首音乐烧吵，便束之高阁一阵。直到上次在跳蚤市场看到这张真炮版，想起当年人家如何吹嘘真炮的厉害，才买来听听看。一听真是吓一跳，定音鼓比起来威力真是难以望其项背，这场哈德逊河畔的表演，找来了明尼苏达大学和西点军校乐队的协助，铜管和炮声真是威力十足，听起来超过隐的。放炮的时候，爱犬李哈比颇为震撼，不禁频频抬头看那台快要炸掉的音响，露出歪头的疑惑表情。
放真炮也真是很妙，时间要掌握的刚刚好，不知道要排练多少次，也不能有什麽意外卡弹之类当兵时经常出现的鸟事，真的是要有点功夫。要是哪天我们也搞个天团去大佳那里开个1812真炮版演奏会，想必也是噱头十足，可以得到好票房吧。
最後要提起1812里面那一段轻骑兵的主题，我一直非常喜爱，一度成为我的手机铃声。此外，该段旋律也是民进党造势晚会时介绍来宾必用的桥段，陈菊：「欢迎阮高雄市的老市长，假灯亭（谢长廷的不标准台语发音）！」然後音乐就会响起，屡试不爽！
小义大利随想
小义大利随想
突然在台北爱乐听见柴可夫斯基的「小义大利」，让我想起苦闷的国中时代。那时候能力分班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国一的时候学校会先把一些小学成绩不错的学生集合起来，男生就送去管乐队，女生就送去合唱团（合唱团选剩的再去乐队），然後用合唱班或者乐队班的名义去做实质的能力分班。其时教改还没开始，但是要求改革的气氛已经出来了，学校考虑许久，终究没有明目张胆的分班，於是国二那年我成为第一届没有能力分班的白老鼠。问题是乐队已经选好人了，也只好继续运作下去了，而我就这样加入了管乐队。
那时候我吹小喇叭，最喜欢的一首曲子就是这首「小义大利」。当然那时候我只觉得开始的小号独奏很像起床号，洪亮的清音听起来很炫。国中时候几乎每天苦着脸，一天唯一高兴的时候就是早自习可以去练习吹喇叭不用晨考。我是男女分班的最後一届，这种强迫青春期男女授受不亲的制度很糟，只是徒增小孩不健康的心理。乐队是我们唯一能公开接触女生的地方，所以即使乐队的女生不漂亮功课也不太好，大家还是很爱去乐队练习。
现在想起来乐队也是个没什麽性别意识的地方，女生几乎都是木管，铜管只有法国号是女生，因为木管和铜管区座位也是分开的，所以也可以有效隔离男女。这种不健康的分类导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音乐会上面看到吹竖笛的男生或者吹低音号或长号的女生会适应不良。现在回头去想，从男生去乐队女生去合唱团或者男生是铜管女声吹木管的性别分类，其实就是女性主义者喜欢谈的性别（gender）後天建构论述吧。
不过那时候我们哪有什麽性别意识，去练习时脑中想的只有两件事，第一重要的是女生，第二重要的是可以不用考试。「小义大利」对我们来讲，也就只有演奏的音符，而没有任何背景故事了。现在回想，要是当初教练有和我们讲一些柴可夫斯基因为心情不好所以从俄国跑去义大利，才写出这首水手味颇重的随想曲，而放松下来的心情，更进而奠定了未来他写作三大芭蕾舞剧的基础，也许现在爱乐电台就不用不断强调欣赏比演奏更重要的「培养一个音乐家庭，不是一个音乐家」了。想想，也真不知道好几个世代人对美的无意识，要到什麽时候才能苏醒。
突然在台北爱乐听见柴可夫斯基的「小义大利」，让我想起苦闷的国中时代。那时候能力分班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国一的时候学校会先把一些小学成绩不错的学生集合起来，男生就送去管乐队，女生就送去合唱团（合唱团选剩的再去乐队），然後用合唱班或者乐队班的名义去做实质的能力分班。其时教改还没开始，但是要求改革的气氛已经出来了，学校考虑许久，终究没有明目张胆的分班，於是国二那年我成为第一届没有能力分班的白老鼠。问题是乐队已经选好人了，也只好继续运作下去了，而我就这样加入了管乐队。
那时候我吹小喇叭，最喜欢的一首曲子就是这首「小义大利」。当然那时候我只觉得开始的小号独奏很像起床号，洪亮的清音听起来很炫。国中时候几乎每天苦着脸，一天唯一高兴的时候就是早自习可以去练习吹喇叭不用晨考。我是男女分班的最後一届，这种强迫青春期男女授受不亲的制度很糟，只是徒增小孩不健康的心理。乐队是我们唯一能公开接触女生的地方，所以即使乐队的女生不漂亮功课也不太好，大家还是很爱去乐队练习。
现在想起来乐队也是个没什麽性别意识的地方，女生几乎都是木管，铜管只有法国号是女生，因为木管和铜管区座位也是分开的，所以也可以有效隔离男女。这种不健康的分类导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音乐会上面看到吹竖笛的男生或者吹低音号或长号的女生会适应不良。现在回头去想，从男生去乐队女生去合唱团或者男生是铜管女声吹木管的性别分类，其实就是女性主义者喜欢谈的性别（gender）後天建构论述吧。
不过那时候我们哪有什麽性别意识，去练习时脑中想的只有两件事，第一重要的是女生，第二重要的是可以不用考试。「小义大利」对我们来讲，也就只有演奏的音符，而没有任何背景故事了。现在回想，要是当初教练有和我们讲一些柴可夫斯基因为心情不好所以从俄国跑去义大利，才写出这首水手味颇重的随想曲，而放松下来的心情，更进而奠定了未来他写作三大芭蕾舞剧的基础，也许现在爱乐电台就不用不断强调欣赏比演奏更重要的「培养一个音乐家庭，不是一个音乐家」了。想想，也真不知道好几个世代人对美的无意识，要到什麽时候才能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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