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选举辩论会
总统真的应该要是学政治或社会出身的，对议题的了解才会有足够的广度。下午很认真的看完辩论後我如是想。如果单就辩论这件事的整体表现评分，我认为无论台风或者内容，马皆略胜一筹。但若谢只是想藉着这次辩论让马过度被媒体保护的温室花朵假象被看破，顺便纾解他的委屈，那谢也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我不是那种天马行空的理想主义者，认为政治辩论应该全部着重在政策，对负面选举应该嗤之以鼻者。real politics本质就是残酷的，形象良好的Obama也必须面对扒粪式的吸大麻和同志指控，好的政客要想办法化攻击为加分，就像今天谢长廷顺利的把马英九对他和手下廉洁度的指控推回去变成马英九自己特别费问题的困境。
谢对马的砍杀几乎是刀刀见血，照稿演出的马英九完全没办法回击，使得一开始在政策辩论时掌握的辩论优势瞬间消失殆尽。不过我虽然承认政治本质的残酷，却也不否认政治其实仍必须带有高度的理想性。政策的讨论虽然经常不是媒体和民众关心的焦点，但是他很重要。马英九在辩论的层次上表现较好，但他的政策其实是建筑在空洞的经济成长幻想上，马想到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补贴，补贴的财源却建筑在不存在的经济成长上。如果马的对手是阿扁，这次辩论应该会在政策上就被杀的片甲不留，但谢对政策的掌握能力远没有我想像的好，像是繁星计画、减税方案或者花东铁路电气化等议题，谢都没有掌握住可以好好电马的机会，使马狗屁不通的经济成长幻想政策境变得像是美好的大饼。
政策辩论的层次其实很广，民众其实也不见得期待两位候选人会对每个议题都有专业的发言，此时辩论技巧和政策包装就变得非常重要。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总统应该要是政治系或社会系毕业的就是这个原因，这两门学科广度都很足够，比如我修了半年「台湾社会发展」，不能讲对社会有多了解，但是农业和工业发展问题，如果只是要应付辩论那三分钟，或者抓住对手的漏洞猛打，我想是绰绰有余。读越多的书，我们所建立的subsidiary awareness就越强，这和第一线直接听见的东西容或有落差，但却是建立个人知识论的重要基础。而未来在第一线所面对的问题，其实和个人早年知识论的建立会有很大的关系。
谢在这场辩论似乎没有打算就政策和马英九分个高下，他只是想用绿卡和贪腐问题直接打破过度保护马英九的温室，并藉着北高两市的施政能力突显马的无能和信口开河。这方面谢是非常成功的，也使他在辩论有後来居上的趋势。不过谢的做法也突显他并没有针对政策有充分的准备，只能说他选举的技巧很好，但看不出他的治国规划如何。可谢这样的规划方向说不定也很正确，因为关心政策的民众可能不很多就是。至於马英九，台风稳健没话说，但谢在结辩时讲出了我想对马英九说的话，他说马什麽都是预算或者补贴，根本没有考量政府实际的能力有多少，只会吹牛经济一定成长，却没有讲出成长要用什麽样的方式达成，在全世界都走空头的情况只有马英九说台湾会多头，这是很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就跟他在绿卡、股票和政治献金议题一样，信口开河。
但老实讲，我是少数会看候选人政策的人，我觉得他们两个今天在实质内容的表现上，都蛮烂的。和2004年阿扁的表现相比，差很多。
再论一个社会科学家的条件：兼论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的差异
再论一个社会科学家的条件：兼论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的差异
我上次有自我检讨过一个好社会科学家应具备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是本土关怀、第二个是第二社会的认识、第三个是实践能力，除此之外就是对历史的理解，这是我一直督促自己要努力向上提升的方向。最近因为修了「社会科学方法论」这门课，开始和我一直很喜欢的规范性研究着作搏斗，於是又开始思考这个「社会科学家的条件」问题。
上次那篇的连结
前几天K又丢给我一个连结（K每天都确实的利用「学术网路」这个工具，所以无论我是在和装潢工人般器具或者和乡下阿伯喝高梁，他都会无时无刻突然间丢一个学术连结过来），是一些讲中国政治「正当性」议题的研究，K说，你对地方派系有兴趣，不妨拉高到统治正当性的理论层次，论文会比较有价值。我左思右想，实在不知道提高地方派系研究到统治正当性的层次到底对我的研究会有什麽帮助，遂烦恼了许多天。
刚好，最近再看C. Wright Mills的《社会学的想像》这本书（说来惭愧，哈比妈这本书读了三遍，虽然我随便提问时发现他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某人我是第一次看这本书，因此不断被哈比妈质疑社会学博士班学历是否造假），让我思考了许多问题。
我学政治出身的，讲一个很典型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我的好友Vita硕士论文写有关发展型国家的议题，她问的问题是，台湾一直都是一个发展型国家，过往的研究也都符合这个模式，但是1990年以来逐步民主化、全球化之後的台湾，还是不是一个发展型国家？发展型国家是一个政治学理论，Vita藉着检验1990年後的台湾政经情势是否符合这个理论，来回答「发展型国家已是遥远的过去？」这个问题。这就是很典型的政治学理论研究。
再举一个政治学论文的例子，是我最近很着迷的台湾地方派系研究祖师爷吴乃德的论文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这是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博士论文，也没有谈什麽理论议题，他要问的问题只有一个，一个外来政权，怎麽统治台湾五十年而没有被推翻？是怎麽做到的？ 我想起当年我写硕士论文的时候，K每次读完一部分初稿就会问我一个烦死人的问题，你与什麽理论对话？我每次回答他都会顺便挖苦他一下，我说，这很重要吗？我要问的问题是，为什麽有些本土意识会变成国族主义（台湾），而有些不会（香港），这和Karl Marx或者Max Weber有关吗？
政治学谈的是经验研究，所谓理论就是投票行为、选举制度之类的东西，而就算你的论文都无关理论，只是经验个案的呈现，比如我的另一位好友写《俄罗斯联邦与车臣问题》，在学门里也是被许可的。但我读了社会学以後发现所谓「理论」的意义变得完全不一样，K的硕士论文《政治机会结构与社会运动：香港解殖後的转变》，谈的就是政治动员与社会运动理论的互动关系，理论的取舍、对话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一路学社会学的K来讲，这个还只是经验而已，不太算是理论，真正的理论应该是有关历史、阶级，或者社会结构这样的东西。
无论是K或者姚人多还是张维安，好像都曾经在闲聊中透露出他们的一种焦虑，说现在的研究好像都不太谈大问题、根本的议题，而都集中在文化研究之类的领域里。哈比妈就和我提过她不知道在哪里听来李明璁的八卦，说当年研究国族认同的李明璁申请到剑桥的时候，曾经先去拜访过吴乃德，吴乃德一听说他改做文化研究就说，做那个干麻？
我读Mills的时候，不断在想，研究必须具备两个要素，第一个是兴趣，第二个是热情。除此之外，我还觉得必须要有焦虑。比如Karl Polanyi写《钜变》，你会从他字里行间读到对纳粹的焦虑、比如吴乃德，你会读到他对国民党统治台湾五十年的不满、比如谢国雄，你会读到他对於想了解一个小小岛屿怎麽会到处都是董事长的焦虑。Mills会跟你说，这些研究必须要从呼唤历史这件事情着手，只有对於历史充满热情和兴致的探索，才能够对今日的问题（我会说是焦虑）有更多的了解，也才能够谦卑的面对学术的大山，而不是很牛顿式的妄想可以将问题一公式毙命。
除了兴趣、热情和焦虑外，其实我也在思考先前那个有关社会学与政治学对於理论的重大差异，这个问题在Michael Polanyi的《个人知识：迈向後批判哲学》这本书中，他用了subsidiary awareness的概念，去谈人的知识论如何形成。其实政治学虽然学门本身对於理论的要求和社会学不同，但并不代表政治学者可以完全忽略本身知识论的型塑过程。例如我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的时候，其後必定要隐藏着我对於自由主义的认识，我是John Rawls的信徒，或者Robert Nozick的派系；我讲民主的时候，背後隐藏的是审议民主或者多数民主的价值。这些不会在论文里面直接显现，但他们终究会是我知识论形成过程里重要的一环。
也就是说，政治学的理论范畴虽然非常经验层次，但却很注重subsidiary awareness的培养。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Paul Wolfowitz，他有一位来自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名师Alan Bloom。Wolfowitz在政治上因为新保守主义的立场而毁誉参半，但早年在芝加哥醉心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经典的轶事，还是学界美谈。不过他的毕业论文Water Desalination in the Middle East好像跟柏拉图和孟德斯鸠没什麽关系。
总而言之，我以往所受的训练，是要人在知识论形成的过程里，要有热情、兴致还有焦虑，伴随着对历史的谦卑，才能够逐渐在不知不觉里型塑出知识的雏型，进而不断在吸收新知识中得到成长。其中容或与社会学学门训练的模式稍有不同，但只是方法论上的微小差异，背後都隐含着对於一个年轻学者的知识论成长的期待。要当一个好的社会科学家，好像除了本土关怀、第二社会和实践能力之外，必须对自己的知识论脉络知之甚详，才能够勉强称职。
我上次有自我检讨过一个好社会科学家应具备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是本土关怀、第二个是第二社会的认识、第三个是实践能力，除此之外就是对历史的理解，这是我一直督促自己要努力向上提升的方向。最近因为修了「社会科学方法论」这门课，开始和我一直很喜欢的规范性研究着作搏斗，於是又开始思考这个「社会科学家的条件」问题。
上次那篇的连结
前几天K又丢给我一个连结（K每天都确实的利用「学术网路」这个工具，所以无论我是在和装潢工人般器具或者和乡下阿伯喝高梁，他都会无时无刻突然间丢一个学术连结过来），是一些讲中国政治「正当性」议题的研究，K说，你对地方派系有兴趣，不妨拉高到统治正当性的理论层次，论文会比较有价值。我左思右想，实在不知道提高地方派系研究到统治正当性的层次到底对我的研究会有什麽帮助，遂烦恼了许多天。
刚好，最近再看C. Wright Mills的《社会学的想像》这本书（说来惭愧，哈比妈这本书读了三遍，虽然我随便提问时发现他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某人我是第一次看这本书，因此不断被哈比妈质疑社会学博士班学历是否造假），让我思考了许多问题。
我学政治出身的，讲一个很典型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我的好友Vita硕士论文写有关发展型国家的议题，她问的问题是，台湾一直都是一个发展型国家，过往的研究也都符合这个模式，但是1990年以来逐步民主化、全球化之後的台湾，还是不是一个发展型国家？发展型国家是一个政治学理论，Vita藉着检验1990年後的台湾政经情势是否符合这个理论，来回答「发展型国家已是遥远的过去？」这个问题。这就是很典型的政治学理论研究。
再举一个政治学论文的例子，是我最近很着迷的台湾地方派系研究祖师爷吴乃德的论文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这是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博士论文，也没有谈什麽理论议题，他要问的问题只有一个，一个外来政权，怎麽统治台湾五十年而没有被推翻？是怎麽做到的？ 我想起当年我写硕士论文的时候，K每次读完一部分初稿就会问我一个烦死人的问题，你与什麽理论对话？我每次回答他都会顺便挖苦他一下，我说，这很重要吗？我要问的问题是，为什麽有些本土意识会变成国族主义（台湾），而有些不会（香港），这和Karl Marx或者Max Weber有关吗？
政治学谈的是经验研究，所谓理论就是投票行为、选举制度之类的东西，而就算你的论文都无关理论，只是经验个案的呈现，比如我的另一位好友写《俄罗斯联邦与车臣问题》，在学门里也是被许可的。但我读了社会学以後发现所谓「理论」的意义变得完全不一样，K的硕士论文《政治机会结构与社会运动：香港解殖後的转变》，谈的就是政治动员与社会运动理论的互动关系，理论的取舍、对话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一路学社会学的K来讲，这个还只是经验而已，不太算是理论，真正的理论应该是有关历史、阶级，或者社会结构这样的东西。
无论是K或者姚人多还是张维安，好像都曾经在闲聊中透露出他们的一种焦虑，说现在的研究好像都不太谈大问题、根本的议题，而都集中在文化研究之类的领域里。哈比妈就和我提过她不知道在哪里听来李明璁的八卦，说当年研究国族认同的李明璁申请到剑桥的时候，曾经先去拜访过吴乃德，吴乃德一听说他改做文化研究就说，做那个干麻？
我读Mills的时候，不断在想，研究必须具备两个要素，第一个是兴趣，第二个是热情。除此之外，我还觉得必须要有焦虑。比如Karl Polanyi写《钜变》，你会从他字里行间读到对纳粹的焦虑、比如吴乃德，你会读到他对国民党统治台湾五十年的不满、比如谢国雄，你会读到他对於想了解一个小小岛屿怎麽会到处都是董事长的焦虑。Mills会跟你说，这些研究必须要从呼唤历史这件事情着手，只有对於历史充满热情和兴致的探索，才能够对今日的问题（我会说是焦虑）有更多的了解，也才能够谦卑的面对学术的大山，而不是很牛顿式的妄想可以将问题一公式毙命。
除了兴趣、热情和焦虑外，其实我也在思考先前那个有关社会学与政治学对於理论的重大差异，这个问题在Michael Polanyi的《个人知识：迈向後批判哲学》这本书中，他用了subsidiary awareness的概念，去谈人的知识论如何形成。其实政治学虽然学门本身对於理论的要求和社会学不同，但并不代表政治学者可以完全忽略本身知识论的型塑过程。例如我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的时候，其後必定要隐藏着我对於自由主义的认识，我是John Rawls的信徒，或者Robert Nozick的派系；我讲民主的时候，背後隐藏的是审议民主或者多数民主的价值。这些不会在论文里面直接显现，但他们终究会是我知识论形成过程里重要的一环。
也就是说，政治学的理论范畴虽然非常经验层次，但却很注重subsidiary awareness的培养。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Paul Wolfowitz，他有一位来自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名师Alan Bloom。Wolfowitz在政治上因为新保守主义的立场而毁誉参半，但早年在芝加哥醉心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经典的轶事，还是学界美谈。不过他的毕业论文Water Desalination in the Middle East好像跟柏拉图和孟德斯鸠没什麽关系。
总而言之，我以往所受的训练，是要人在知识论形成的过程里，要有热情、兴致还有焦虑，伴随着对历史的谦卑，才能够逐渐在不知不觉里型塑出知识的雏型，进而不断在吸收新知识中得到成长。其中容或与社会学学门训练的模式稍有不同，但只是方法论上的微小差异，背後都隐含着对於一个年轻学者的知识论成长的期待。要当一个好的社会科学家，好像除了本土关怀、第二社会和实践能力之外，必须对自己的知识论脉络知之甚详，才能够勉强称职。
制度变迁下的台湾派系政治
制度变迁下的台湾派系政治
一、 研究动机
2007年，我进入博士班，因为「战後台湾社会发展」这门课而终於将流浪多年的研究焦点重新回到心里总是最在意的台湾。此外，在实务上，也因为我必须「自营生活」，而在立法院持续工作至今，并且参与了一场激烈而且结果让人瞠目结舌的立法委员选战。选举甫结束，有关於地方派系卷土重来的评论就排山倒海而来（王正宁 2008），这和过去许多研究认为地方派系正逐步崩解的结果显然背道而驰（王金寿2004）也因此勾起了我的疑问，2008年的选举结果，到底是地方派系卷土重来，还是地方派系逐步崩溃？
过往有关於地方派系的研究，几乎都认为地方派系研究最困难之处就是进入的障碍（Wu 1987、陈晋煦2004、Wang 2004），例如吴乃德论文中的田野调查就陷入花了许多时间却无法获得足够资料的窘境（Wu 1987）。而我因为生计所需，刚好身处於派系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没有把握这个超低的进入障碍作深入研究，殊为可惜。
要研究派系到底在2008年选举中视卷土重来或者逐步崩溃，还是得回到历史的脉络来看待。过去有吴乃德和王金寿两篇重要的博士论文，分别讨论了威权统治时期（1949-1987）（Wu 1987）和民主化（1987-2001）（Wang 2004）的地方派系变迁。简单看待这个知识变迁的脉络，可以说是民主化（制度变迁）对於活动於制度中的派系如何发生影响。我也想将研究的焦点置放於制度变迁对於人的影响，进而去补足2001年後派系研究的真空，以及检讨2005年修宪改变SNTV选举制度这个重大的「制度变迁」是不是成为派系研究的新变数。
社会学中的政治议题随着民主化与多元社会的开展，已经逐渐成为青年研究者不甚关心的主题。这或许让现在的研究显得没那麽厚重，但其实也是民主化下「制度变迁」所造成的结果，我仍然愿意肯定这种年轻研究者兴趣的趋势变化。不过政治社会学的议题，事实上并没有因此而不再需要关心，也因此读政治学出身的我，仍然愿意投入这样的主题。台湾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政治学是我所专长的学科，政治则被我列为从事的志业。这其中因为制度变迁，其实造成了更多有趣的变化，我相信这是值得年轻研究者，包括我在内，应该投入的。
二、 研究目的
制度变迁下的人如何因应？一直是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研究的主题。而我在汗牛充栋的台湾地方派系研究中想插入的主题，也是这一项。吴乃德用控制与动员去谈国民党如何建立一个以地方派系为主体的恩庇侍从体制，王金寿则去谈这个体制在民主化过程中如何以他的检验方式，反对党的出现、司法逐步独立、SNTV选制冲击、黑金政治成为国民党的包袱、情治体系的中立化，去证明侍从主义的瓦解（王金寿2006）。另外，王金寿也透过选举观察和访谈的有力证据指出地方派系正在瓦解中，因此在王金寿眼中，不仅仅是侍从体制因为民主化而崩溃，连依赖侍从维生的地方派系也跟着民主化的制度变迁而瓦解。
但王金寿没有讨论到的是，政党轮替後，掌握资源的民进党如何去进行选举动员？有没有试图建立民进党的侍从体系？这样的努力成功或者失败？（王金寿2004）而另外一个问题是，王金寿认为SNTV有效削减国民党对地方派系的控制能力（王金寿2006），然而2005年修宪後的小选区新制度，又是否对地方派系瓦解这个过程带来新的冲击？
我所想探讨的，是顺着吴乃德和王金寿的派络，继续讨论2001年之後的侍从体制和地方派系变迁。如果民主化是个过程，民主化之下造成的几个break point像是政党轮替、修宪等等制度转变，仍然会对活动在制度下的主体造成新的冲击。而我所要讲的，就是这十几年来，所谓「民主化造成侍从主义和地方派系的崩溃」这个过程，是否因为在某个break point上发生了什麽变化，而有所转折的故事。
三、 文献探讨
台湾地方派系是国民党统治以来长期的现象，但碍於研究的困难与威权统治的压力，这些红白黑黄林陈派，总是被蒙上神秘的色彩。直到吴乃德的博士论文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在1987年完成，才算是登上学术殿堂。吴乃德论文的问题点在於，一个外来政权，到底要用什麽样的统治技艺，才能够再台湾统治五十年而不衰？他在论文中提到国民党对地方派系的基本驾驭之术，就是控制与动员。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利用派系的地方动员能力来巩固自身政权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透过分而治之、轮流执政、空降策略以及司法四种方式，彰显期作为中央决策者的权威性，并有效的控制地方派系只能在县级生存而无法扩展至全国（Wu 1987）。
吴乃德的控制与动员说，深刻的影响了台湾地方派系研究的方向，诚如研究国民党选举机器的任雪莉（Shelly Rigger）所指出，吴乃德的博士论文是至今关於台湾地方派系在选举动员的描述上最权威完整的作品（Rigger 1994）。事实上，後进研究者无论是王金寿讨论侍从体系崩解（Wang 2004）、赵永茂以高雄县内门乡为例去分析乡级地方派系在几十年来的选举动员结盟方式（2004）、陈华昇讨论县级派系和乡级派系之间的动员关系（1993），甚至王振寰谈民主化後国民党如何引导国家机器转型（1996），都不出吴乃德的控制与动员论述。
有关控制的部分，比较精采的作品还有龚宜君的博士论文《外来政权与本土社会》，讨论了外来政权怎麽样「渗透」进本土社会。她指出国民党利用党部和地方派系同时深入本土社会的最基层，俾以利其统治（1998）。虽然龚宜君无法证明国民党在地方选举的动员中，党机器的力量可以超越地方派系的力量去指挥投票结果，但辅以吴乃德点出的「空降」可以成功案例来看（Wu 1987），国民党机器在「控制」地方派系上，确有其相当的影响力。另一本重要的作品是陈明通的《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陈明通使用了大量的新闻资料去点出民主化前後国民党控制地方派系的方式，以及其中因为民主化脚步的迈进，而如何顺畅与失灵（1995）。
而自从地方派系因为民主化与选举的进行而成为研究主体後，有关於地方派系与经济资本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研究者趋之若鹜的方向。出色的研究例如朱云汉与陈明通对於国民党以区域性独占经济、省营行库的特权贷款、公共部门的采购以及地方政府公权力所换取的经济利益以拢络派系持续支持国民党政权，就是非常经典的研究，也广为後进者引用（1992）。王振寰就秉於这个基础上，以国家机器的概念继续讨论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後，地方派系的力量如何往中央扩张，扩大其经济资本（1996）。而陈东昇的《金权城市》所谈的，也是该基础上的土地重划利益如何赤裸裸的影响台北地区的地方政治，并成为地方派系挥军中央的雄厚资本（1995）。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有关地方派系与经济资本结合的研究，在民主化前後都有相当丰富的产出。然而，有关於选举期间执政党对派系的控制与动员的研究，民主化後就相对较少。王金寿引用过吴乃德的批评来证明此事，吴乃德说认为当前地方派系的研究有两个现象：「第一是越来越细致繁琐，越来越像新闻报导。第二是高度的重复，许多研究只是用新的地区，收集新的材料，只是证明早已有的论点」（王金寿2004a：201）。简单来说，关於民主化後的地方派系研究，不指量少，而且质也不佳，并没有什麽新论点的出现。
王金寿有相当的野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博士论文继承自吴乃德1987年的句点，将研究的时间一口气推进到2001年，并且大胆的指出吴乃德当年指出国民党为了维系政权所建立的侍从体系已经崩溃（Wang 2004）。2004年他的另一篇论文更点出了不只是侍从体制在崩解，依赖侍从体制而生的地方派系，也因为民主化的脚步而逐步崩溃。为了证明他的说法成立，他比较了1993年和2003年两次屏东县长选举，指出在1993年，国民党的买票机器还可以顺利运作，但到了2003年，不只买票机器失灵，地方派系也变的不听指挥，可以说国民党的地方派系与侍从体制通通崩解了（王金寿1997、2004b）。
王金寿的研究做到2001年，他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观察民主化的重要指标政党轮替，对於地方派系究竟发生了什麽样的影响。他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指出了民进党尝试想建立的侍从主义已经宣告失败，但他也没有告诉读者为何失败。此外，有关於民进党是否曾经想要建立新的侍从体制，我认为尚有争议。毕竟地方派系与侍从体制仍然是两个不同的层次，要重新建构「我的」地方派系（我的人马），是每个选举中的人都会尝试建立的，但在朱云汉和陈明通所说的区域性联合独占经济不存在的条件下（陈明通、朱云汉1992），要建立「我的」侍从体制，光用想的就显得不太可能，民进党不见得有想要尝试。
此外，2001年至今，经历多次的选举，政党对决的气氛因为认同政治而显得超过地方派系的政治。因此派系如何与政党相互融入，也应该要成为研究的新焦点。如果再加上修宪後的新选制是否造成派系卷土重来这个议题，政党轮替後台湾的派系政治，可供研究的地方还很多，不会如王金寿自己说的，派系都崩溃了，没什麽好研究了[1]。而这些因为政党轮替
四、 研究方法与限制
有关於方法的部分，因为过去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些方式有效，所以我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什麽特殊之处。主要以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的方式进行，文献主要针对过去研究的矛盾、不足之处再一次作出我的诠释，田野则针对文献不够的地方补强，并提供新的第一手资料给後续有兴趣再进入该领域的研究者。
1. 文献分析
文献的主要来源有，第一，已发表的学术研究作品。我将针对上节所提的已发表文献作更详尽的整理，并且厘清一些过往研究没有解决或分析清楚的问题。第二，王金寿（2004a）和徐永明、陈鸿章（2004）都已经针对SNTV有深刻的探讨，可以证明选举制度对於地方派系有一定的影响。但在2005年修宪後的小选区制度，目前并没有足够的学术研究可以证明其对地方派系造成什麽样的冲击或影响，因此我除了将选取媒体资讯针对该事件作出分析外，也会采取中选会的选举文献资料来辅助了解。除此之外，也应该注意到日本和南韩也是从SNTV转型小选区制度的案例，因此有关日本派系政治的相关资料，也应该加以参照比较。
2. 田野调查
过去关於派系研究的部分，田野的难以进入一直都是研究者最感困难的地方。这包含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找不到key man，因此没有人可以带研究者进入田野。第二是派系研究可能会接触到很多赤裸裸的权力交换问题，研究者技术上本来就不可能知晓其中「楣角」，当然在田野上会有一些困难。第三则是有关早年派系研究几乎都有提到国民党和派系以买票作为选举动员手段的说法（Wu 1987、Wang 2004），但这是台面上不可能被田野工作者看见的。这些都是地方派系研究田野的困难之处。
由於我本身工作上的关系，我正参与一个逐步扩大的新地方势力建筑过程，并且扮演其中的客卿角色。因此我的田野门槛比其他研究者要低的多，以key man的问题来说，若以高雄县为案例，什麽问题应该要找谁，对於我来说并不是很大的难题，因为我并不是被丢进田野中，而是本就在田野中工作。要在田野与书房之间来去自如、游刃有余，对我来讲并不是难事。同样的，在「楣角」的问题上，也因为我可能就是参与这些权力交换或利益分配讨论的一员，因此对我而言，比较困难的反而是研究伦理的自我检视，而不是如何进入田野。至於买票的部分，过去的研究大多以媒体资料或者街谈巷议如对手的批评去处理，但我认为这也是key man的问题，即使你没有真正看见买票，但透过对於较为熟悉的检调系统访谈、对於某些关键桩脚的匿名访谈，都可以克服没有亲身看见的问题，毕竟人不是上帝，本来就不可能永远都出现在现场。
3. 单一案例是否可以全国化
有关地方派系的研究，经常得处理的难题就在於，单一县市的各案能不能当作全国的案例？无论是家博的「妈祖乡」（Bruce Jacobs 1980）、吴乃德的「龙镇」（1987）或者王金寿的「风芒县」（Wang 2004）都可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我本身对王金寿三篇以屏东为例的论文（王金寿 1997、2004a、2004b）也兴起过这样的疑问，但王金寿所提到的五个地方派系崩解因素，都是全国性普遍发生的现象，因此阅读完他的系列文章，确实会对这个问题有所厘清。因此我也必须面对针对高雄县所作的各项研究，是不是能够具有全国性的扩散可能作一些厘清，可以扩散的和不能扩大解释的东西部能混为一谈。但至少我所提出的两个主要制度变迁break points：政党轮替和修宪，都是全国性的现象，因此高雄作为一个案例，有可以说明全国整体因为制度变迁而造成主体反应现象的空间。[2]
4. 研究伦理
研究伦理的部分要处理两项自我质疑，第一，匿名性的问题。第二，我自己的身分认同问题。有关匿名性的部分，在家博（1980）和吴乃德（1987）研究的时代，连县市名称都必须使用化名，但在王金寿研究的时代里，风芒县就是屏东县已经呼之欲出（1997、2004b），王金寿本身到2004年甚至连县市化名都不使用了（2004a）[3]，可见因民主化之故，派系既已失去其神秘性与法律边缘性，就不再需要隐匿。
但在田野访谈的部分，因为要顾及一般访谈本身都应具有匿名性，才能够比较畅所欲言，所以访谈都会采取匿名。但访谈者所提到的人物，会视情况来决定是否匿名。例如公众人物的部分，如中央民代、县市议员，我不会采取匿名处理，如果要访谈他们的时候，也会先询问受访者的意愿来决定是否匿名。
而有关研究者我本身身分认同的问题，以及是否会因为身处於其中而不能够畅所欲言的写。我目前为止的想法是，大多数的研究者根本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的可能，所以他们不需要烦恼要不要把所看见的权力交换或者利益分配写出来，也没有人会质疑他们没有看见这些权力或利益是否会影响研究的真实性。而我既然可以看见，当然就多一层可能，去选择如何去描述，要不要描述，如果不说，会不会影响研究的可信度这样的思考。如果没有看见的人不会被质疑研究的可信度，为什麽看见却没有写出来的人会被质疑研究的可信度？更何况作为学术中人，已经看见，又如何可以让自己用不写的方式，去让研究变的没有可信度？
事实上，地方派系已经因为民主化的关系而逐步透明公开，或者瓦解，像以前那样必须面对威权体制结合地方派系反向压迫研究者的可能性已经大幅降低，几乎已经没有不能写的东西，甚至也有像赵玉柱这样的地方桩脚公开承认曾经帮国民党买票的事实（东森新闻2003），也没有人会因为他公开讲了这些话而去暗杀他或起诉他，这显示台湾地方派系的研究已经没有什麽不能说的界线，实在不需要多担心这些问题。
政治本来就应该更透明，赋予公民更多的知情权。无论是媒体、政治人物或者学术工作者都应该抱着这样的心情来看待政治。研究就是要让过去不清楚的东西，藉着深入的探讨得以厘清，而像我这样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挣扎的人，更应该扮演好学术和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沟通桥梁角色。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也是做研究时念兹在兹的目标[4]。
五、 预期结果与贡献
1. 补强社会学界对政治研究的长期疏离
近几年来因为社会多元化速度加剧以及西方社会学研究典范的转移，政治社会学已经不再如1980、90年代那样担当社会学主流的角色。这个转移并不代表政治不再重要，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反而代表社会正不断的前进，过往不成为议题的新现象正不断出现，吸引青年研究者的投入。
但由於台湾社会学界领域不大，这个风潮也确实造成了社会学的政治领域研究的真空。尤其有关於台湾民主化的研究，大多做到政党轮替就停止。直到2008年，民进党执政的第二个任期即将届满，相关研究却付之阙如，这八年以来社会的成长与政治现象的关联，明明有丰富的变化，却没有足够的研究，相当可惜。我希望以自己政治学出身的背景，投入相关领域的研究，就像当年学政治的吴乃德一头栽进社会学领域三十年那样，有能够有杰出的表现。
2. 加强民主化後地方派系变迁的研究
王金寿在「瓦解中的地方派系」一文讨论段落中，提及台湾派系研究多着重在国民党如何控制与动员的机制上，对於民主化对地方派系的影响研究反而相对缺乏（2004a）。王金寿的批说对了一半，民主化後的派系研究，有王振寰的「谁统治台湾」使用国家机器的概念谈民主化之後台湾权力结构的移转过程（1996）。赵永茂讨论高雄县内门乡的个案研究，谈的也是内门乡几十年来选举动员的结盟与变化（2004）。甚至更年轻的陈晋煦所谈的派系的日常生活，则观察了派系除了选举的动员外，平日是不是也有动员机制，用什麽样的方式维持动员能量（2004）。这些都是出色的研究，但或者是因为研究时间较早而只能解释现象（王振寰），或者仅仅留下政党政治可能冲击员有派系结构的伏笔（赵永茂），却没有人感大胆像王金寿这样判断地方派系正在崩溃，并且大胆推翻派系研究喜欢采用的金字塔结构。
不过王金寿的研究在2001年暂时告了段落，他并没有处理政党轮替後的地方派系变迁。赵永茂和王金寿都认为政党对决会冲击或者取代既有的地方派系结构，从徐永明的研究看来，派系介入国民党日深，在大选中的影响力却日减的现象（2004），确实证明了政党对决正取代派系对决，成为台湾政治的新剧码。但他的资料也一样用到2001年，没有再往前一步。2004年，台湾经历总统大选与认同政治发酵的一场混战，政党对决的气氛更浓厚，派系在其中是如何与政党对决气氛相互融入以利於选举动员？而2007年，因为2005年修宪所变更的选举制度，又如何影响了地方派系的动员机制？接续着认同政治升高的气氛，究竟是促使派系加速与政党结盟，还是因为小选区而使派系容易卷土重来？这些都是我在研究中希望解答的问题。
3. 派系中人如何将派系故事系统化、学术化的表达
吴乃德和王金寿的论文第一句都是This is a story about…（Wu 1987、Wang 2004），他们都有学术野心要去说有关台湾地方派系的故事。而我身处在地方派系的竞逐之中，我想做的，也是说故事。故事不只是我的故事、台湾的故事，我也希望那些经常在学术研究中没有发言权的桩脚阿伯所说的故事，能够在我的润饰下登上学术的殿堂。他们都有精采的派系故事，但或者因为没有key man或是没有机会让人们有机会参与他们的日常或者选举生活。而当他们扮演着我进入派系的key man角色，我其实也要自许扮演他们的话语进入学术研究的key man角色，帮助人们了解这个岛屿、岛屿上生活的人们、他们的故事更多。
政治本来就应该要更清明，而派系如果扮演着台湾地方政治的重要角色，研究者就有义务让派系也跟着民主化的脚步更透明。派系的神秘面纱应该由派系中人藉着学术研究的方式轻轻掀开，公诸世人，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
4. 连结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
同样的，现今台湾学界所面对的困境，也正在於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缺乏互动。以政治研究为例，学者就是会说老师在讲你都没有在听的人，而政治工作者却会反过来认为学者都是乱讲，实际发生的事情跟学者讲的落差明明就很大。我也是投入实际政治的工作後，才对学术界不食人间烟火的普遍情况感触很深。既然我有幸能跨足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就要立志让自己做的研究可以成为理论与实践间的桥梁，把真实政治的面貌加以润饰，以学术的包装呈现并加以研究，也才算是对台湾有一点小小的贡献。
一、 研究动机
2007年，我进入博士班，因为「战後台湾社会发展」这门课而终於将流浪多年的研究焦点重新回到心里总是最在意的台湾。此外，在实务上，也因为我必须「自营生活」，而在立法院持续工作至今，并且参与了一场激烈而且结果让人瞠目结舌的立法委员选战。选举甫结束，有关於地方派系卷土重来的评论就排山倒海而来（王正宁 2008），这和过去许多研究认为地方派系正逐步崩解的结果显然背道而驰（王金寿2004）也因此勾起了我的疑问，2008年的选举结果，到底是地方派系卷土重来，还是地方派系逐步崩溃？
过往有关於地方派系的研究，几乎都认为地方派系研究最困难之处就是进入的障碍（Wu 1987、陈晋煦2004、Wang 2004），例如吴乃德论文中的田野调查就陷入花了许多时间却无法获得足够资料的窘境（Wu 1987）。而我因为生计所需，刚好身处於派系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没有把握这个超低的进入障碍作深入研究，殊为可惜。
要研究派系到底在2008年选举中视卷土重来或者逐步崩溃，还是得回到历史的脉络来看待。过去有吴乃德和王金寿两篇重要的博士论文，分别讨论了威权统治时期（1949-1987）（Wu 1987）和民主化（1987-2001）（Wang 2004）的地方派系变迁。简单看待这个知识变迁的脉络，可以说是民主化（制度变迁）对於活动於制度中的派系如何发生影响。我也想将研究的焦点置放於制度变迁对於人的影响，进而去补足2001年後派系研究的真空，以及检讨2005年修宪改变SNTV选举制度这个重大的「制度变迁」是不是成为派系研究的新变数。
社会学中的政治议题随着民主化与多元社会的开展，已经逐渐成为青年研究者不甚关心的主题。这或许让现在的研究显得没那麽厚重，但其实也是民主化下「制度变迁」所造成的结果，我仍然愿意肯定这种年轻研究者兴趣的趋势变化。不过政治社会学的议题，事实上并没有因此而不再需要关心，也因此读政治学出身的我，仍然愿意投入这样的主题。台湾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政治学是我所专长的学科，政治则被我列为从事的志业。这其中因为制度变迁，其实造成了更多有趣的变化，我相信这是值得年轻研究者，包括我在内，应该投入的。
二、 研究目的
制度变迁下的人如何因应？一直是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研究的主题。而我在汗牛充栋的台湾地方派系研究中想插入的主题，也是这一项。吴乃德用控制与动员去谈国民党如何建立一个以地方派系为主体的恩庇侍从体制，王金寿则去谈这个体制在民主化过程中如何以他的检验方式，反对党的出现、司法逐步独立、SNTV选制冲击、黑金政治成为国民党的包袱、情治体系的中立化，去证明侍从主义的瓦解（王金寿2006）。另外，王金寿也透过选举观察和访谈的有力证据指出地方派系正在瓦解中，因此在王金寿眼中，不仅仅是侍从体制因为民主化而崩溃，连依赖侍从维生的地方派系也跟着民主化的制度变迁而瓦解。
但王金寿没有讨论到的是，政党轮替後，掌握资源的民进党如何去进行选举动员？有没有试图建立民进党的侍从体系？这样的努力成功或者失败？（王金寿2004）而另外一个问题是，王金寿认为SNTV有效削减国民党对地方派系的控制能力（王金寿2006），然而2005年修宪後的小选区新制度，又是否对地方派系瓦解这个过程带来新的冲击？
我所想探讨的，是顺着吴乃德和王金寿的派络，继续讨论2001年之後的侍从体制和地方派系变迁。如果民主化是个过程，民主化之下造成的几个break point像是政党轮替、修宪等等制度转变，仍然会对活动在制度下的主体造成新的冲击。而我所要讲的，就是这十几年来，所谓「民主化造成侍从主义和地方派系的崩溃」这个过程，是否因为在某个break point上发生了什麽变化，而有所转折的故事。
三、 文献探讨
台湾地方派系是国民党统治以来长期的现象，但碍於研究的困难与威权统治的压力，这些红白黑黄林陈派，总是被蒙上神秘的色彩。直到吴乃德的博士论文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在1987年完成，才算是登上学术殿堂。吴乃德论文的问题点在於，一个外来政权，到底要用什麽样的统治技艺，才能够再台湾统治五十年而不衰？他在论文中提到国民党对地方派系的基本驾驭之术，就是控制与动员。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利用派系的地方动员能力来巩固自身政权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透过分而治之、轮流执政、空降策略以及司法四种方式，彰显期作为中央决策者的权威性，并有效的控制地方派系只能在县级生存而无法扩展至全国（Wu 1987）。
吴乃德的控制与动员说，深刻的影响了台湾地方派系研究的方向，诚如研究国民党选举机器的任雪莉（Shelly Rigger）所指出，吴乃德的博士论文是至今关於台湾地方派系在选举动员的描述上最权威完整的作品（Rigger 1994）。事实上，後进研究者无论是王金寿讨论侍从体系崩解（Wang 2004）、赵永茂以高雄县内门乡为例去分析乡级地方派系在几十年来的选举动员结盟方式（2004）、陈华昇讨论县级派系和乡级派系之间的动员关系（1993），甚至王振寰谈民主化後国民党如何引导国家机器转型（1996），都不出吴乃德的控制与动员论述。
有关控制的部分，比较精采的作品还有龚宜君的博士论文《外来政权与本土社会》，讨论了外来政权怎麽样「渗透」进本土社会。她指出国民党利用党部和地方派系同时深入本土社会的最基层，俾以利其统治（1998）。虽然龚宜君无法证明国民党在地方选举的动员中，党机器的力量可以超越地方派系的力量去指挥投票结果，但辅以吴乃德点出的「空降」可以成功案例来看（Wu 1987），国民党机器在「控制」地方派系上，确有其相当的影响力。另一本重要的作品是陈明通的《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陈明通使用了大量的新闻资料去点出民主化前後国民党控制地方派系的方式，以及其中因为民主化脚步的迈进，而如何顺畅与失灵（1995）。
而自从地方派系因为民主化与选举的进行而成为研究主体後，有关於地方派系与经济资本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研究者趋之若鹜的方向。出色的研究例如朱云汉与陈明通对於国民党以区域性独占经济、省营行库的特权贷款、公共部门的采购以及地方政府公权力所换取的经济利益以拢络派系持续支持国民党政权，就是非常经典的研究，也广为後进者引用（1992）。王振寰就秉於这个基础上，以国家机器的概念继续讨论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後，地方派系的力量如何往中央扩张，扩大其经济资本（1996）。而陈东昇的《金权城市》所谈的，也是该基础上的土地重划利益如何赤裸裸的影响台北地区的地方政治，并成为地方派系挥军中央的雄厚资本（1995）。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有关地方派系与经济资本结合的研究，在民主化前後都有相当丰富的产出。然而，有关於选举期间执政党对派系的控制与动员的研究，民主化後就相对较少。王金寿引用过吴乃德的批评来证明此事，吴乃德说认为当前地方派系的研究有两个现象：「第一是越来越细致繁琐，越来越像新闻报导。第二是高度的重复，许多研究只是用新的地区，收集新的材料，只是证明早已有的论点」（王金寿2004a：201）。简单来说，关於民主化後的地方派系研究，不指量少，而且质也不佳，并没有什麽新论点的出现。
王金寿有相当的野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博士论文继承自吴乃德1987年的句点，将研究的时间一口气推进到2001年，并且大胆的指出吴乃德当年指出国民党为了维系政权所建立的侍从体系已经崩溃（Wang 2004）。2004年他的另一篇论文更点出了不只是侍从体制在崩解，依赖侍从体制而生的地方派系，也因为民主化的脚步而逐步崩溃。为了证明他的说法成立，他比较了1993年和2003年两次屏东县长选举，指出在1993年，国民党的买票机器还可以顺利运作，但到了2003年，不只买票机器失灵，地方派系也变的不听指挥，可以说国民党的地方派系与侍从体制通通崩解了（王金寿1997、2004b）。
王金寿的研究做到2001年，他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观察民主化的重要指标政党轮替，对於地方派系究竟发生了什麽样的影响。他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指出了民进党尝试想建立的侍从主义已经宣告失败，但他也没有告诉读者为何失败。此外，有关於民进党是否曾经想要建立新的侍从体制，我认为尚有争议。毕竟地方派系与侍从体制仍然是两个不同的层次，要重新建构「我的」地方派系（我的人马），是每个选举中的人都会尝试建立的，但在朱云汉和陈明通所说的区域性联合独占经济不存在的条件下（陈明通、朱云汉1992），要建立「我的」侍从体制，光用想的就显得不太可能，民进党不见得有想要尝试。
此外，2001年至今，经历多次的选举，政党对决的气氛因为认同政治而显得超过地方派系的政治。因此派系如何与政党相互融入，也应该要成为研究的新焦点。如果再加上修宪後的新选制是否造成派系卷土重来这个议题，政党轮替後台湾的派系政治，可供研究的地方还很多，不会如王金寿自己说的，派系都崩溃了，没什麽好研究了[1]。而这些因为政党轮替
四、 研究方法与限制
有关於方法的部分，因为过去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些方式有效，所以我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什麽特殊之处。主要以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的方式进行，文献主要针对过去研究的矛盾、不足之处再一次作出我的诠释，田野则针对文献不够的地方补强，并提供新的第一手资料给後续有兴趣再进入该领域的研究者。
1. 文献分析
文献的主要来源有，第一，已发表的学术研究作品。我将针对上节所提的已发表文献作更详尽的整理，并且厘清一些过往研究没有解决或分析清楚的问题。第二，王金寿（2004a）和徐永明、陈鸿章（2004）都已经针对SNTV有深刻的探讨，可以证明选举制度对於地方派系有一定的影响。但在2005年修宪後的小选区制度，目前并没有足够的学术研究可以证明其对地方派系造成什麽样的冲击或影响，因此我除了将选取媒体资讯针对该事件作出分析外，也会采取中选会的选举文献资料来辅助了解。除此之外，也应该注意到日本和南韩也是从SNTV转型小选区制度的案例，因此有关日本派系政治的相关资料，也应该加以参照比较。
2. 田野调查
过去关於派系研究的部分，田野的难以进入一直都是研究者最感困难的地方。这包含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找不到key man，因此没有人可以带研究者进入田野。第二是派系研究可能会接触到很多赤裸裸的权力交换问题，研究者技术上本来就不可能知晓其中「楣角」，当然在田野上会有一些困难。第三则是有关早年派系研究几乎都有提到国民党和派系以买票作为选举动员手段的说法（Wu 1987、Wang 2004），但这是台面上不可能被田野工作者看见的。这些都是地方派系研究田野的困难之处。
由於我本身工作上的关系，我正参与一个逐步扩大的新地方势力建筑过程，并且扮演其中的客卿角色。因此我的田野门槛比其他研究者要低的多，以key man的问题来说，若以高雄县为案例，什麽问题应该要找谁，对於我来说并不是很大的难题，因为我并不是被丢进田野中，而是本就在田野中工作。要在田野与书房之间来去自如、游刃有余，对我来讲并不是难事。同样的，在「楣角」的问题上，也因为我可能就是参与这些权力交换或利益分配讨论的一员，因此对我而言，比较困难的反而是研究伦理的自我检视，而不是如何进入田野。至於买票的部分，过去的研究大多以媒体资料或者街谈巷议如对手的批评去处理，但我认为这也是key man的问题，即使你没有真正看见买票，但透过对於较为熟悉的检调系统访谈、对於某些关键桩脚的匿名访谈，都可以克服没有亲身看见的问题，毕竟人不是上帝，本来就不可能永远都出现在现场。
3. 单一案例是否可以全国化
有关地方派系的研究，经常得处理的难题就在於，单一县市的各案能不能当作全国的案例？无论是家博的「妈祖乡」（Bruce Jacobs 1980）、吴乃德的「龙镇」（1987）或者王金寿的「风芒县」（Wang 2004）都可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我本身对王金寿三篇以屏东为例的论文（王金寿 1997、2004a、2004b）也兴起过这样的疑问，但王金寿所提到的五个地方派系崩解因素，都是全国性普遍发生的现象，因此阅读完他的系列文章，确实会对这个问题有所厘清。因此我也必须面对针对高雄县所作的各项研究，是不是能够具有全国性的扩散可能作一些厘清，可以扩散的和不能扩大解释的东西部能混为一谈。但至少我所提出的两个主要制度变迁break points：政党轮替和修宪，都是全国性的现象，因此高雄作为一个案例，有可以说明全国整体因为制度变迁而造成主体反应现象的空间。[2]
4. 研究伦理
研究伦理的部分要处理两项自我质疑，第一，匿名性的问题。第二，我自己的身分认同问题。有关匿名性的部分，在家博（1980）和吴乃德（1987）研究的时代，连县市名称都必须使用化名，但在王金寿研究的时代里，风芒县就是屏东县已经呼之欲出（1997、2004b），王金寿本身到2004年甚至连县市化名都不使用了（2004a）[3]，可见因民主化之故，派系既已失去其神秘性与法律边缘性，就不再需要隐匿。
但在田野访谈的部分，因为要顾及一般访谈本身都应具有匿名性，才能够比较畅所欲言，所以访谈都会采取匿名。但访谈者所提到的人物，会视情况来决定是否匿名。例如公众人物的部分，如中央民代、县市议员，我不会采取匿名处理，如果要访谈他们的时候，也会先询问受访者的意愿来决定是否匿名。
而有关研究者我本身身分认同的问题，以及是否会因为身处於其中而不能够畅所欲言的写。我目前为止的想法是，大多数的研究者根本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的可能，所以他们不需要烦恼要不要把所看见的权力交换或者利益分配写出来，也没有人会质疑他们没有看见这些权力或利益是否会影响研究的真实性。而我既然可以看见，当然就多一层可能，去选择如何去描述，要不要描述，如果不说，会不会影响研究的可信度这样的思考。如果没有看见的人不会被质疑研究的可信度，为什麽看见却没有写出来的人会被质疑研究的可信度？更何况作为学术中人，已经看见，又如何可以让自己用不写的方式，去让研究变的没有可信度？
事实上，地方派系已经因为民主化的关系而逐步透明公开，或者瓦解，像以前那样必须面对威权体制结合地方派系反向压迫研究者的可能性已经大幅降低，几乎已经没有不能写的东西，甚至也有像赵玉柱这样的地方桩脚公开承认曾经帮国民党买票的事实（东森新闻2003），也没有人会因为他公开讲了这些话而去暗杀他或起诉他，这显示台湾地方派系的研究已经没有什麽不能说的界线，实在不需要多担心这些问题。
政治本来就应该更透明，赋予公民更多的知情权。无论是媒体、政治人物或者学术工作者都应该抱着这样的心情来看待政治。研究就是要让过去不清楚的东西，藉着深入的探讨得以厘清，而像我这样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挣扎的人，更应该扮演好学术和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沟通桥梁角色。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也是做研究时念兹在兹的目标[4]。
五、 预期结果与贡献
1. 补强社会学界对政治研究的长期疏离
近几年来因为社会多元化速度加剧以及西方社会学研究典范的转移，政治社会学已经不再如1980、90年代那样担当社会学主流的角色。这个转移并不代表政治不再重要，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反而代表社会正不断的前进，过往不成为议题的新现象正不断出现，吸引青年研究者的投入。
但由於台湾社会学界领域不大，这个风潮也确实造成了社会学的政治领域研究的真空。尤其有关於台湾民主化的研究，大多做到政党轮替就停止。直到2008年，民进党执政的第二个任期即将届满，相关研究却付之阙如，这八年以来社会的成长与政治现象的关联，明明有丰富的变化，却没有足够的研究，相当可惜。我希望以自己政治学出身的背景，投入相关领域的研究，就像当年学政治的吴乃德一头栽进社会学领域三十年那样，有能够有杰出的表现。
2. 加强民主化後地方派系变迁的研究
王金寿在「瓦解中的地方派系」一文讨论段落中，提及台湾派系研究多着重在国民党如何控制与动员的机制上，对於民主化对地方派系的影响研究反而相对缺乏（2004a）。王金寿的批说对了一半，民主化後的派系研究，有王振寰的「谁统治台湾」使用国家机器的概念谈民主化之後台湾权力结构的移转过程（1996）。赵永茂讨论高雄县内门乡的个案研究，谈的也是内门乡几十年来选举动员的结盟与变化（2004）。甚至更年轻的陈晋煦所谈的派系的日常生活，则观察了派系除了选举的动员外，平日是不是也有动员机制，用什麽样的方式维持动员能量（2004）。这些都是出色的研究，但或者是因为研究时间较早而只能解释现象（王振寰），或者仅仅留下政党政治可能冲击员有派系结构的伏笔（赵永茂），却没有人感大胆像王金寿这样判断地方派系正在崩溃，并且大胆推翻派系研究喜欢采用的金字塔结构。
不过王金寿的研究在2001年暂时告了段落，他并没有处理政党轮替後的地方派系变迁。赵永茂和王金寿都认为政党对决会冲击或者取代既有的地方派系结构，从徐永明的研究看来，派系介入国民党日深，在大选中的影响力却日减的现象（2004），确实证明了政党对决正取代派系对决，成为台湾政治的新剧码。但他的资料也一样用到2001年，没有再往前一步。2004年，台湾经历总统大选与认同政治发酵的一场混战，政党对决的气氛更浓厚，派系在其中是如何与政党对决气氛相互融入以利於选举动员？而2007年，因为2005年修宪所变更的选举制度，又如何影响了地方派系的动员机制？接续着认同政治升高的气氛，究竟是促使派系加速与政党结盟，还是因为小选区而使派系容易卷土重来？这些都是我在研究中希望解答的问题。
3. 派系中人如何将派系故事系统化、学术化的表达
吴乃德和王金寿的论文第一句都是This is a story about…（Wu 1987、Wang 2004），他们都有学术野心要去说有关台湾地方派系的故事。而我身处在地方派系的竞逐之中，我想做的，也是说故事。故事不只是我的故事、台湾的故事，我也希望那些经常在学术研究中没有发言权的桩脚阿伯所说的故事，能够在我的润饰下登上学术的殿堂。他们都有精采的派系故事，但或者因为没有key man或是没有机会让人们有机会参与他们的日常或者选举生活。而当他们扮演着我进入派系的key man角色，我其实也要自许扮演他们的话语进入学术研究的key man角色，帮助人们了解这个岛屿、岛屿上生活的人们、他们的故事更多。
政治本来就应该要更清明，而派系如果扮演着台湾地方政治的重要角色，研究者就有义务让派系也跟着民主化的脚步更透明。派系的神秘面纱应该由派系中人藉着学术研究的方式轻轻掀开，公诸世人，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
4. 连结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
同样的，现今台湾学界所面对的困境，也正在於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缺乏互动。以政治研究为例，学者就是会说老师在讲你都没有在听的人，而政治工作者却会反过来认为学者都是乱讲，实际发生的事情跟学者讲的落差明明就很大。我也是投入实际政治的工作後，才对学术界不食人间烟火的普遍情况感触很深。既然我有幸能跨足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就要立志让自己做的研究可以成为理论与实践间的桥梁，把真实政治的面貌加以润饰，以学术的包装呈现并加以研究，也才算是对台湾有一点小小的贡献。
桩脚结婚记
桩脚结婚记
「桩脚」N结婚，喜帖已经炸来，遂不辞辛劳南下送红包，顺便来体验一下黑松大饭店的滋味。因为是周末期间，又逢选举刚结束，这次出差遂没有过往那麽疲惫，星期六办完正事，便和个桩脚吃了晚饭，星期天早上写了些报告，下午还到了网友推荐的高雄哈维卡坐了坐。
高雄哈维卡气氛不错，音乐有点弱，但咖啡确实有水准以上。窗外有一株绿树，从二楼的窗户看出去，绿油油一片，有点像在上海法国区的梧桐树街上，或是台大後门那家Starbucks的辛亥路街景。好整以暇喝了咖啡，慢慢回到旅馆，换上西装，才开是参加这次出差的婚礼重头戏。
N在开幼稚园，他们姊妹分任园长副园长职务，在林内村算是小有名气。选举的时候N跟我说他们前面土地公庙的故事，说当初家里买那块地盖房子，也不知道会不会赚钱，就去土地公庙拜拜，说如果这次事业投资有成功，再来帮土地公盖大房子。看现在土地公庙大的吓人，应该就知道N他们的投资很成功。
他们姊妹都是很爽朗、阿杀力的女生，说到就会做到。这次选举，N出了很多力，甚至背着老板的彩带挨家挨户帮着拜票。有时候我看着他，觉得他比我们领钱的还认真，我问他怎麽会为了小陈这麽拼，他却也很单纯的笑笑说，觉得小陈人不错啊。小陈四十好几岁了，民调显示他因为扮相太老，对於青少女的魅力大不如前，只能当师奶杀手，现在难得有个小姐这麽支持他，我们当然都把N当作宝来看待。
婚礼在N他们幼稚园的广场举行，究竟开了几桌我也不知道，只是我停车的地方离吃饭处走路也要十分钟，就可以想像盛况如何空前。老板也算是有情有义，跟选票一样数字的大红包不说，还兼当主婚人，很难得看到他有一摊可以从头坐到尾，也算是对於N选举时付出的努力有所回报。
黑松大饭店的菜色其实不错，不过这些亲朋好友们打包菜的功力真是太吓人。两次我到中南部参加婚礼，都被吓好大一跳，常常菜一上桌就不见了，只看到一包塑胶袋放在旁边。不过无论如何，菜那麽多，没有吃不饱的问题就好，就算是黑松大饭店，也把菜肴弄得有声有色。
星期一早上去了服务处弄了几件案，顺便跟其他助理开了个会，讨论几件事情，算是为出差画了一个句点。要是出差都这麽轻松，那多出几次差也无所谓，可惜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高雄大多数会需要我出现的时候，常常都是火烧屁股时。
「桩脚」N结婚，喜帖已经炸来，遂不辞辛劳南下送红包，顺便来体验一下黑松大饭店的滋味。因为是周末期间，又逢选举刚结束，这次出差遂没有过往那麽疲惫，星期六办完正事，便和个桩脚吃了晚饭，星期天早上写了些报告，下午还到了网友推荐的高雄哈维卡坐了坐。
高雄哈维卡气氛不错，音乐有点弱，但咖啡确实有水准以上。窗外有一株绿树，从二楼的窗户看出去，绿油油一片，有点像在上海法国区的梧桐树街上，或是台大後门那家Starbucks的辛亥路街景。好整以暇喝了咖啡，慢慢回到旅馆，换上西装，才开是参加这次出差的婚礼重头戏。
N在开幼稚园，他们姊妹分任园长副园长职务，在林内村算是小有名气。选举的时候N跟我说他们前面土地公庙的故事，说当初家里买那块地盖房子，也不知道会不会赚钱，就去土地公庙拜拜，说如果这次事业投资有成功，再来帮土地公盖大房子。看现在土地公庙大的吓人，应该就知道N他们的投资很成功。
他们姊妹都是很爽朗、阿杀力的女生，说到就会做到。这次选举，N出了很多力，甚至背着老板的彩带挨家挨户帮着拜票。有时候我看着他，觉得他比我们领钱的还认真，我问他怎麽会为了小陈这麽拼，他却也很单纯的笑笑说，觉得小陈人不错啊。小陈四十好几岁了，民调显示他因为扮相太老，对於青少女的魅力大不如前，只能当师奶杀手，现在难得有个小姐这麽支持他，我们当然都把N当作宝来看待。
婚礼在N他们幼稚园的广场举行，究竟开了几桌我也不知道，只是我停车的地方离吃饭处走路也要十分钟，就可以想像盛况如何空前。老板也算是有情有义，跟选票一样数字的大红包不说，还兼当主婚人，很难得看到他有一摊可以从头坐到尾，也算是对於N选举时付出的努力有所回报。
黑松大饭店的菜色其实不错，不过这些亲朋好友们打包菜的功力真是太吓人。两次我到中南部参加婚礼，都被吓好大一跳，常常菜一上桌就不见了，只看到一包塑胶袋放在旁边。不过无论如何，菜那麽多，没有吃不饱的问题就好，就算是黑松大饭店，也把菜肴弄得有声有色。
星期一早上去了服务处弄了几件案，顺便跟其他助理开了个会，讨论几件事情，算是为出差画了一个句点。要是出差都这麽轻松，那多出几次差也无所谓，可惜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高雄大多数会需要我出现的时候，常常都是火烧屁股时。
市场的真相
市场的真相
电灯是艾迪生发明的，汽车不可能跟福特没有牵扯，冤有头、债有主，只是要问现在掌握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制度「市场」，一下子似乎大家都答不出来这是谁发明的。有关市场的形成，我最着迷的还是布劳岱对欧洲菜场的写实描述，还有交易市场旁咖啡厅文化的简述，这些确实都不是「发明」，而是自然而然逐渐在文明上建构出来的。
而读John Kay的《市场的真相》这本书，也可以看见市场来自自然的建构这种观点，但是Kay很坚持这种建构必须是「镶嵌型市场」（embedded market），依照不同国家的习惯、生活和风俗而逐步建立、调整的。Kay特别指出了几个不当的国家干涉案例，比如毛泽东在「大跃进」时代干预市场的错误决策，来证明计画性经济对於市场的自然形成过程只是一场徒劳，甚至可能是悲剧。
听说Kay是和Krugman齐名的经济专栏作家，为文以深入浅出为名。读这本书，从Kay出神入化的例子，可以看见不同国家、不同市场间如何形成、发展的案例，比起总体经济学教科书枯燥却永远讲不清楚的「市场失灵」、各种市场像风险市场、货币市场等概念作清楚的描述，让这些可怕的经济学名词不再拒人於千里之外。我有时候真的觉得经济学应该多一些这样的「科普」着作，才不会老是一堆数字放着吓人。
回到这本书想问的问题，为什麽市场经济横行多年，富国依旧富裕，贫国依旧贫穷？Kay认为这肇因在制度。也就是说，贫富不均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经济出了大差错，而是因为部份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或者是没有配合好民众的生活习惯、或者是陷入了一团混乱之中，当全球市场经济把这些国家卷进圈内，这些国家自然因为还没准备好而陷入越来越穷的窘境。
这里涉及了吴惠林和我很喜欢的一位经济学家Joseph Stiglitz不同的理解，吴惠林觉得Kay想指出的问题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市场没有建立在对的基架（法治、惯习）上这件事。而他又认为Stiglitz动辄指责世银专家是「市场基本教义派」简直莫名其妙，所以很可能误读了Kay这本书。但实在讲，我并不认为Stiglitz在《全球化的许诺与失落》里面有说错什麽，Stiglitz本身也不是不相信市场经济者，只是他觉得後共产主义国家不应该完全在G7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里面摸索市场。这和Kay讲的，市场应该要自然行程，并且具有镶嵌性似乎差异也不大。
吴惠林是市场经济的忠诚信仰者，但从他对於中俄经济发展的案例比较，却让我觉得他有时候有点心口不一。在後共产主义经济改革的各项研究里，都显示中国、越南两个渐进改革国家在经济上的表现要超过东欧和俄国，但吴惠林却好像不这样认为，反而说俄国是「浴火重生」。当然这一两年来所谓「新兴市场」确实在股票圈里面有亮丽表现，但最近的空头风暴好像又把新兴市场横扫一圈，彰显了他们因为制度上的不成熟而表现不稳定的现象。这就是Kay讲的，这些国家并没有建立足够的规则可以支撑自由市场，因此反而因为全球化而被迫变得高风险（当然也如股票基金市场的高报酬）。
Kay讲的「镶嵌型市场」在台湾又是怎麽样的现象呢？台湾在市场的制度上已有初具雏型的成熟度，市场也算是经得起考验。虽然这几年总是因为政治因素而短暂的高高低低，但在全球市场眼里的总体评价其实还不错。不过在谈台湾的开放时，也总因为政治选择而必须有所限制。事实上，台湾对中国市场投资的程度，已经比许多邻近国家还要高，我并不认为开放三通会使这个数据更高。问题却在於，中国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这使得台湾的开放政策对於经济成长的促进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关於这点，我倒是蛮想看看不喜欢中国却又支持往市场趋进的吴惠林会有什麽样的论述方式。
电灯是艾迪生发明的，汽车不可能跟福特没有牵扯，冤有头、债有主，只是要问现在掌握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制度「市场」，一下子似乎大家都答不出来这是谁发明的。有关市场的形成，我最着迷的还是布劳岱对欧洲菜场的写实描述，还有交易市场旁咖啡厅文化的简述，这些确实都不是「发明」，而是自然而然逐渐在文明上建构出来的。
而读John Kay的《市场的真相》这本书，也可以看见市场来自自然的建构这种观点，但是Kay很坚持这种建构必须是「镶嵌型市场」（embedded market），依照不同国家的习惯、生活和风俗而逐步建立、调整的。Kay特别指出了几个不当的国家干涉案例，比如毛泽东在「大跃进」时代干预市场的错误决策，来证明计画性经济对於市场的自然形成过程只是一场徒劳，甚至可能是悲剧。
听说Kay是和Krugman齐名的经济专栏作家，为文以深入浅出为名。读这本书，从Kay出神入化的例子，可以看见不同国家、不同市场间如何形成、发展的案例，比起总体经济学教科书枯燥却永远讲不清楚的「市场失灵」、各种市场像风险市场、货币市场等概念作清楚的描述，让这些可怕的经济学名词不再拒人於千里之外。我有时候真的觉得经济学应该多一些这样的「科普」着作，才不会老是一堆数字放着吓人。
回到这本书想问的问题，为什麽市场经济横行多年，富国依旧富裕，贫国依旧贫穷？Kay认为这肇因在制度。也就是说，贫富不均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经济出了大差错，而是因为部份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或者是没有配合好民众的生活习惯、或者是陷入了一团混乱之中，当全球市场经济把这些国家卷进圈内，这些国家自然因为还没准备好而陷入越来越穷的窘境。
这里涉及了吴惠林和我很喜欢的一位经济学家Joseph Stiglitz不同的理解，吴惠林觉得Kay想指出的问题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市场没有建立在对的基架（法治、惯习）上这件事。而他又认为Stiglitz动辄指责世银专家是「市场基本教义派」简直莫名其妙，所以很可能误读了Kay这本书。但实在讲，我并不认为Stiglitz在《全球化的许诺与失落》里面有说错什麽，Stiglitz本身也不是不相信市场经济者，只是他觉得後共产主义国家不应该完全在G7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里面摸索市场。这和Kay讲的，市场应该要自然行程，并且具有镶嵌性似乎差异也不大。
吴惠林是市场经济的忠诚信仰者，但从他对於中俄经济发展的案例比较，却让我觉得他有时候有点心口不一。在後共产主义经济改革的各项研究里，都显示中国、越南两个渐进改革国家在经济上的表现要超过东欧和俄国，但吴惠林却好像不这样认为，反而说俄国是「浴火重生」。当然这一两年来所谓「新兴市场」确实在股票圈里面有亮丽表现，但最近的空头风暴好像又把新兴市场横扫一圈，彰显了他们因为制度上的不成熟而表现不稳定的现象。这就是Kay讲的，这些国家并没有建立足够的规则可以支撑自由市场，因此反而因为全球化而被迫变得高风险（当然也如股票基金市场的高报酬）。
Kay讲的「镶嵌型市场」在台湾又是怎麽样的现象呢？台湾在市场的制度上已有初具雏型的成熟度，市场也算是经得起考验。虽然这几年总是因为政治因素而短暂的高高低低，但在全球市场眼里的总体评价其实还不错。不过在谈台湾的开放时，也总因为政治选择而必须有所限制。事实上，台湾对中国市场投资的程度，已经比许多邻近国家还要高，我并不认为开放三通会使这个数据更高。问题却在於，中国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这使得台湾的开放政策对於经济成长的促进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关於这点，我倒是蛮想看看不喜欢中国却又支持往市场趋进的吴惠林会有什麽样的论述方式。
台股一场梦
台股一场梦
去年七八月台股很热，所有杂报纸都建议大家赶快投资，选完卖掉，一路喊涨说要冲到一万点，结果最後不了了之，要是那时候进场，应该赔惨了。台湾的股市好像一直都这样，涨跌看起来没有什麽道理，短期政治因素影响要超过长期经济基本面，散户又多，容易跟着大户或是媒体疯魔一场。
这样子的股票市场，是怎麽行形成的呢？彭光治的《股戏》这本书有详细的说明。其实整个台湾股票交易市场的形成，应该是一连串的解禁动作所成。而主要原因，就在於国民党对於金融交易的又爱又恨，一方面深怕开放太急金融市场会失序，一方面有担心不开放筹资不易。
从以四大公司股票强制换取地主土地开始，台湾股市就成为少数有钱人和政府的禁脔；而後因为逐步开放与交易工具、技术的更新，而渐渐开始普及化。一个非完全自由的交易市场，又没有外资投入，自然给了部分「大户」呼风唤雨的机会。有名的像是翁大铭、游淮银都是例子，还有很妙的是我们这次选举的主要对手吴光训，也是一位股票大户，人称「丰银吴」。
股市大户最呼风唤雨的年代大概是一九九零年左右，那时候还没有电视上的「老师」，不过因为法令开放，散户增加，我印象里面就多了许多同学爸妈看电视股市的画面。那时候几乎每个爸妈嘴巴上都在讲股票的事情，台股一冲万点，可能就是有些人老是讲着的「黄金经济」时期。不过那时候基本面并不好，疯狂乱炒作的结果就是股市崩盘，那时候同学的爸妈们通通鸡嘴变鸭嘴，股市成了很多人的伤心往事。
台股开放外资是很晚的事情，也因此幸运闪避了亚洲金融风暴。彭光治在这个部分交代的比较少，反而花了许多时间在谈股市的制度怎麽形成，如何开放，其中发生过哪些「大户弊案」。彭光治这本书蛮技术面的，虽然已经把许多注解都拿掉，但仍然是本不太好读的书，看起来很像立法院公报，直想打瞌睡。但其中收录了许多影响台股制度的重要事件，听他细细道来，虽然有点枯燥，不过都是珍贵的纪录。但读完倒是很希望有人可以写一本比较平民化的「股戏」，让不是专业出身的人不用烦恼看不懂什麽是「全额交割」或者「权证」。
去年七八月台股很热，所有杂报纸都建议大家赶快投资，选完卖掉，一路喊涨说要冲到一万点，结果最後不了了之，要是那时候进场，应该赔惨了。台湾的股市好像一直都这样，涨跌看起来没有什麽道理，短期政治因素影响要超过长期经济基本面，散户又多，容易跟着大户或是媒体疯魔一场。
这样子的股票市场，是怎麽行形成的呢？彭光治的《股戏》这本书有详细的说明。其实整个台湾股票交易市场的形成，应该是一连串的解禁动作所成。而主要原因，就在於国民党对於金融交易的又爱又恨，一方面深怕开放太急金融市场会失序，一方面有担心不开放筹资不易。
从以四大公司股票强制换取地主土地开始，台湾股市就成为少数有钱人和政府的禁脔；而後因为逐步开放与交易工具、技术的更新，而渐渐开始普及化。一个非完全自由的交易市场，又没有外资投入，自然给了部分「大户」呼风唤雨的机会。有名的像是翁大铭、游淮银都是例子，还有很妙的是我们这次选举的主要对手吴光训，也是一位股票大户，人称「丰银吴」。
股市大户最呼风唤雨的年代大概是一九九零年左右，那时候还没有电视上的「老师」，不过因为法令开放，散户增加，我印象里面就多了许多同学爸妈看电视股市的画面。那时候几乎每个爸妈嘴巴上都在讲股票的事情，台股一冲万点，可能就是有些人老是讲着的「黄金经济」时期。不过那时候基本面并不好，疯狂乱炒作的结果就是股市崩盘，那时候同学的爸妈们通通鸡嘴变鸭嘴，股市成了很多人的伤心往事。
台股开放外资是很晚的事情，也因此幸运闪避了亚洲金融风暴。彭光治在这个部分交代的比较少，反而花了许多时间在谈股市的制度怎麽形成，如何开放，其中发生过哪些「大户弊案」。彭光治这本书蛮技术面的，虽然已经把许多注解都拿掉，但仍然是本不太好读的书，看起来很像立法院公报，直想打瞌睡。但其中收录了许多影响台股制度的重要事件，听他细细道来，虽然有点枯燥，不过都是珍贵的纪录。但读完倒是很希望有人可以写一本比较平民化的「股戏」，让不是专业出身的人不用烦恼看不懂什麽是「全额交割」或者「权证」。
我的别人当选感言
我的别人当选感言
算一算我已经连续在高雄住十天了，再住下去我应该会忘记北京话怎麽讲。这场选战是我介入最深的一场选战，从初选开始做民调和参与文宣，一直到大选管高宾接待，最後甚至连车辆调度这类事情都变成我在处理，虽然吃力又不讨好，但充分体会了「乱中有序、乱中有趣」的选战滋味。
讲真的这次选战能嬴，我只觉得是因为对手太弱。选战中大家确实都很努力没错，但一场没有总干事和财务长的选战，打起来真的是很辛苦。不过选举就是如此，只要选赢了，什麽都是对的。我想到选後那些人邀功的嘴脸，想到选後我又得处理各式各样因为邀功而靠过来小奸小恶小便宜者的服务案件，心里其实也很无奈。但总是这样，身边就是得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人，才是真正社会的长相；不能期待每个人走这条路，都是为了理想。
这也是我第一次没有去投票，推民进党落深渊，人也是我杀的。二十岁有投票权以来，不管什麽情形我都会去投票，去年选市议员，我投给台联，第一次没有投给民进党，今年我甚至连票都没有去投。确实很讽刺，每天在拜托大家要去投票的人，自己却没有去投票，我觉得自己也有点人格分裂的状况。但是我确实对政治蛮失望，也充满无力感。
这一战里面也体会了人情的冷暖，被媒体归类成谢系的我们，从头到尾都盼无正副总统候选人的协助，还被暗中捅了好几刀。未来党内的整合，应该会有很大的问题。在中评会上因为没有明确派系，也造成我们一度遭到其他派系夹杀，打的很苦战。要不是阿扁回到党中央，亲身下来六次，带副总统下来四次，给我们足够的支持，其实我们能不能够胜出，可能都在未定之天。有些初选没有支持我们的人，大选时仍然以大局为重，给我们一些支持，像是老板的大冤家杨秋兴最後两天陪我们扫徐庆煌家门口的上寮村和大寮村，这都是特别值得一提的。
打的很乱的一场选战，比我所能够想像的要混乱许多，文宣脱序、组织紊乱、财务透支，但因为结果是好的，所以也只能说是乱中有序、福气相随。南部的天气很炎热，太阳每天都很大，我晒黑了不少，也看透了许多事情。有许多朋友在这场选战里拉了我们一把，我都记在心里，不一一罗列。此外我做了个决定，要在这个民进党最艰困的时候申请入党，未来只剩下27席民进党的国会，虽然我仍无法想像该如何是好，但我会更努力更努力，让这个陪着我从幼稚到成熟的党更好，让台湾仍然能够保有监督制衡的力量，有清流。
胜选败选
昨晚开票一路都以一千票左右领先，结果开到两万票的时候电脑系统出了问题，又跳回五千票，里面报票人员又一直送重复票箱的资料回来，我越报越尴尬，跟其他同事说，不要开了啦，去问吴光训什麽时後宣布败选好了，结果很快就传回来，说吴宣布败选了，那时候我们还有七十二个票箱还没开出来。
因为开票的状况勉强能看，我就没有特别去注意民进党开的怎样，直到人家在说凤山林岱桦没上，我才发现大势不妙，全县说要「坐二（余政宪、林岱桦）望三（陈启昱）抢四（颜文章）」，结果只有我们当选，选前说我们要「团结拼一席」，结果全县真的只拼到一席，我急忙跑去老板旁边叮嘱党内选的很难看，要低调。
晚上忙着整理票箱资料，了解全国选情，发现党内只上了二十七席，泛蓝差两席就四分之三，心中挫了一下，想着新会期不会好过，要有些心理准备。也因为这样，我丝毫没有胜选的喜悦，只觉得未来压力更大，也有点忧心这样的败选对党内会有什麽样的冲击。
稍晚看到阿扁辞掉党主席，心里有点不舍；我觉得他尽力了，败选的关键不是他。但这是我个人的感情，临危做党主席，我觉得他很称职，但整个执政团队的失败，阿扁确实该负责任。他很努力，但初选种下的一些坏因坏果，排蓝民调、在党内炒作认同议题、排除异己，都造成民进党形象大伤。在这个面向上，我认为绿连和游龙集团才是最该秋後算帐的对象。
算一算，阿扁一共来我们选区六次，我们请阿扁帮什麽忙，要拔桩要扫街要拜票要协调，他都一口答应。要是没有他这样支持，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要怎麽选下去，我们在党内也没什麽明显派系，其实很缺乏资源的奥援，能够被这样重视，其实我很感谢他。
选举结束，没有预期的高兴，反而是充满了失落。我见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我入政治这行以来，我们一直是执政党，现在又要变成在野党了，需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但民进党的落败，我会很乐观的想，那个充满理想的民进党，又快要回来了。
算一算我已经连续在高雄住十天了，再住下去我应该会忘记北京话怎麽讲。这场选战是我介入最深的一场选战，从初选开始做民调和参与文宣，一直到大选管高宾接待，最後甚至连车辆调度这类事情都变成我在处理，虽然吃力又不讨好，但充分体会了「乱中有序、乱中有趣」的选战滋味。
讲真的这次选战能嬴，我只觉得是因为对手太弱。选战中大家确实都很努力没错，但一场没有总干事和财务长的选战，打起来真的是很辛苦。不过选举就是如此，只要选赢了，什麽都是对的。我想到选後那些人邀功的嘴脸，想到选後我又得处理各式各样因为邀功而靠过来小奸小恶小便宜者的服务案件，心里其实也很无奈。但总是这样，身边就是得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人，才是真正社会的长相；不能期待每个人走这条路，都是为了理想。
这也是我第一次没有去投票，推民进党落深渊，人也是我杀的。二十岁有投票权以来，不管什麽情形我都会去投票，去年选市议员，我投给台联，第一次没有投给民进党，今年我甚至连票都没有去投。确实很讽刺，每天在拜托大家要去投票的人，自己却没有去投票，我觉得自己也有点人格分裂的状况。但是我确实对政治蛮失望，也充满无力感。
这一战里面也体会了人情的冷暖，被媒体归类成谢系的我们，从头到尾都盼无正副总统候选人的协助，还被暗中捅了好几刀。未来党内的整合，应该会有很大的问题。在中评会上因为没有明确派系，也造成我们一度遭到其他派系夹杀，打的很苦战。要不是阿扁回到党中央，亲身下来六次，带副总统下来四次，给我们足够的支持，其实我们能不能够胜出，可能都在未定之天。有些初选没有支持我们的人，大选时仍然以大局为重，给我们一些支持，像是老板的大冤家杨秋兴最後两天陪我们扫徐庆煌家门口的上寮村和大寮村，这都是特别值得一提的。
打的很乱的一场选战，比我所能够想像的要混乱许多，文宣脱序、组织紊乱、财务透支，但因为结果是好的，所以也只能说是乱中有序、福气相随。南部的天气很炎热，太阳每天都很大，我晒黑了不少，也看透了许多事情。有许多朋友在这场选战里拉了我们一把，我都记在心里，不一一罗列。此外我做了个决定，要在这个民进党最艰困的时候申请入党，未来只剩下27席民进党的国会，虽然我仍无法想像该如何是好，但我会更努力更努力，让这个陪着我从幼稚到成熟的党更好，让台湾仍然能够保有监督制衡的力量，有清流。
胜选败选
昨晚开票一路都以一千票左右领先，结果开到两万票的时候电脑系统出了问题，又跳回五千票，里面报票人员又一直送重复票箱的资料回来，我越报越尴尬，跟其他同事说，不要开了啦，去问吴光训什麽时後宣布败选好了，结果很快就传回来，说吴宣布败选了，那时候我们还有七十二个票箱还没开出来。
因为开票的状况勉强能看，我就没有特别去注意民进党开的怎样，直到人家在说凤山林岱桦没上，我才发现大势不妙，全县说要「坐二（余政宪、林岱桦）望三（陈启昱）抢四（颜文章）」，结果只有我们当选，选前说我们要「团结拼一席」，结果全县真的只拼到一席，我急忙跑去老板旁边叮嘱党内选的很难看，要低调。
晚上忙着整理票箱资料，了解全国选情，发现党内只上了二十七席，泛蓝差两席就四分之三，心中挫了一下，想着新会期不会好过，要有些心理准备。也因为这样，我丝毫没有胜选的喜悦，只觉得未来压力更大，也有点忧心这样的败选对党内会有什麽样的冲击。
稍晚看到阿扁辞掉党主席，心里有点不舍；我觉得他尽力了，败选的关键不是他。但这是我个人的感情，临危做党主席，我觉得他很称职，但整个执政团队的失败，阿扁确实该负责任。他很努力，但初选种下的一些坏因坏果，排蓝民调、在党内炒作认同议题、排除异己，都造成民进党形象大伤。在这个面向上，我认为绿连和游龙集团才是最该秋後算帐的对象。
算一算，阿扁一共来我们选区六次，我们请阿扁帮什麽忙，要拔桩要扫街要拜票要协调，他都一口答应。要是没有他这样支持，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要怎麽选下去，我们在党内也没什麽明显派系，其实很缺乏资源的奥援，能够被这样重视，其实我很感谢他。
选举结束，没有预期的高兴，反而是充满了失落。我见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我入政治这行以来，我们一直是执政党，现在又要变成在野党了，需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但民进党的落败，我会很乐观的想，那个充满理想的民进党，又快要回来了。
高老头
高老头
巴尔札克的《高老头》所显现的资本主义带来的文化冲击，被William M. Reddy在Need and honor in Balzac’s Pere Goriot：reflects on a vision of laissez-faire society一文里面看作「社会批判」而不只是「社会写实」，但我倒是认为，社会写实的意义本就在於对社会现象的批判，不需要特别去提个新归类法归类它。
每个人读《高老头》的时候，都觉得高老头是个李尔王再世，他把一切都奉献给子女，但子女却只想从他手上得到钱，而甚至连高老头往生了，女儿都还吝於与他见一面。这本书描述了十八世纪法国两个社会的风景，上流社会以金钱累积的虚假排场，晚宴、情夫、钻戒，背後其实是以负债的积累来垫付。也就是说，美好华丽的排场都只是表面，贵族挥霍的同时其实经常一贫如洗。 高老头的二女儿和高老头本身则颇有「中产阶级想上提升」的意味，在资本主义初期，银行家和商人都被传统贵族列为爆发户，难以打进贵族圈中。在《高老头》里面，他的二女儿需要藉着大学生哈斯提叶以远亲的关系得到上流社会五会的邀请函才能够参加贵族的晚宴。而其实一贫如洗的大学生，则用着远亲的贵族姓氏在招摇撞骗。 《高老头》故事里的贵族经常都排场大却很贫穷，中产阶级比较有钱却没办法打入上流社会。而最有趣的是，整个故事里面若要我选最有钱的人，我会选那个放高利贷的犹太商人，但他却根本不曾在这本书里有任何描述，只是屡被带过。
Reddy用荣誉（honor）和需要（need）的妥协与折冲（trade off）来看待整个高老头的故事。在《高老头》中，资本主义冲击了巴黎贵族的传统文化，贵族需要以更大的排场证明他们的身分，新兴中产阶级以爆发户的心态想要打进上流社会，但他们却还不懂得贵族所要求的品味生活。而年轻人，则怀抱着飞上枝头当凤凰的梦想，即使窝居在贫穷的拂盖公寓，也要穿着整齐漂亮去和贵族约会，并怨叹自己因为走路时皮靴沾上了泥而被贵族的门房看不起。
贵族的荣誉必须以财富维系，但其所必须维持荣誉所付出的钱财，其实远超过了真正的需要，导致便宜了放高利贷的犹太老头。而中产阶级为了打进上流社会的虚荣，又必须要透过攀龙附凤和财富象徵来表现，不揞贵族文化的中产阶级一不小心就会表现超过而显得像爆发户。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充满着这种矛盾，使资本主义的面貌显得丑陋不堪。
在《高老头》这本小说里所提到的，还有两个上层阶级以外的无产者，从拂盖公寓的处境，可以看见无产者面对中产阶级和贵族在争夺上流社会发言权的同时是如何充满无奈，他们以一百法郎以内的价格在困顿的拂盖公寓住一年，而伯爵夫人一晚的赌资可能是六千法郎。看看大学生哈斯提叶，想想即便你看到这种朱门酒肉臭的场景，但过惯了天堂的生活，谁想活在地狱？阶级有了往上提升的动力，但动力却自踩着底层阶级爬高而来。
《高老头》的故事让我想起股市万点时期的台湾，一个买空卖空就有数万以上获利，升斗小民也可以一日致富，闭着眼睛买的股票都会赚钱。那是台湾消费性经济成长最快速的年代，路上随便都有人会戴劳力士，穿着写着大大Prada的衣服晃荡，下午茶日日客满。这其实也很类似巴尔札克笔下资本主义前期的巴黎，爆发户还没适应贵族文化，需要用招摇的「荣誉」显示自己的贵气。前些天我看到郭台铭不知道又干了什麽有钱人才会做的事，心里就想，好几代的有钱人像是新光吴家、裕隆汽车的严家，通常表现都很低调，他们看到郭台铭，一定会觉得这人颇无品味。这麽一想，就让我想起《高老头》里面，哈斯提叶的表姊批评高老头的二女儿看歌剧时笑的太大声一样，异曲同工呢!
巴尔札克的《高老头》所显现的资本主义带来的文化冲击，被William M. Reddy在Need and honor in Balzac’s Pere Goriot：reflects on a vision of laissez-faire society一文里面看作「社会批判」而不只是「社会写实」，但我倒是认为，社会写实的意义本就在於对社会现象的批判，不需要特别去提个新归类法归类它。
每个人读《高老头》的时候，都觉得高老头是个李尔王再世，他把一切都奉献给子女，但子女却只想从他手上得到钱，而甚至连高老头往生了，女儿都还吝於与他见一面。这本书描述了十八世纪法国两个社会的风景，上流社会以金钱累积的虚假排场，晚宴、情夫、钻戒，背後其实是以负债的积累来垫付。也就是说，美好华丽的排场都只是表面，贵族挥霍的同时其实经常一贫如洗。 高老头的二女儿和高老头本身则颇有「中产阶级想上提升」的意味，在资本主义初期，银行家和商人都被传统贵族列为爆发户，难以打进贵族圈中。在《高老头》里面，他的二女儿需要藉着大学生哈斯提叶以远亲的关系得到上流社会五会的邀请函才能够参加贵族的晚宴。而其实一贫如洗的大学生，则用着远亲的贵族姓氏在招摇撞骗。 《高老头》故事里的贵族经常都排场大却很贫穷，中产阶级比较有钱却没办法打入上流社会。而最有趣的是，整个故事里面若要我选最有钱的人，我会选那个放高利贷的犹太商人，但他却根本不曾在这本书里有任何描述，只是屡被带过。
Reddy用荣誉（honor）和需要（need）的妥协与折冲（trade off）来看待整个高老头的故事。在《高老头》中，资本主义冲击了巴黎贵族的传统文化，贵族需要以更大的排场证明他们的身分，新兴中产阶级以爆发户的心态想要打进上流社会，但他们却还不懂得贵族所要求的品味生活。而年轻人，则怀抱着飞上枝头当凤凰的梦想，即使窝居在贫穷的拂盖公寓，也要穿着整齐漂亮去和贵族约会，并怨叹自己因为走路时皮靴沾上了泥而被贵族的门房看不起。
贵族的荣誉必须以财富维系，但其所必须维持荣誉所付出的钱财，其实远超过了真正的需要，导致便宜了放高利贷的犹太老头。而中产阶级为了打进上流社会的虚荣，又必须要透过攀龙附凤和财富象徵来表现，不揞贵族文化的中产阶级一不小心就会表现超过而显得像爆发户。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充满着这种矛盾，使资本主义的面貌显得丑陋不堪。
在《高老头》这本小说里所提到的，还有两个上层阶级以外的无产者，从拂盖公寓的处境，可以看见无产者面对中产阶级和贵族在争夺上流社会发言权的同时是如何充满无奈，他们以一百法郎以内的价格在困顿的拂盖公寓住一年，而伯爵夫人一晚的赌资可能是六千法郎。看看大学生哈斯提叶，想想即便你看到这种朱门酒肉臭的场景，但过惯了天堂的生活，谁想活在地狱？阶级有了往上提升的动力，但动力却自踩着底层阶级爬高而来。
《高老头》的故事让我想起股市万点时期的台湾，一个买空卖空就有数万以上获利，升斗小民也可以一日致富，闭着眼睛买的股票都会赚钱。那是台湾消费性经济成长最快速的年代，路上随便都有人会戴劳力士，穿着写着大大Prada的衣服晃荡，下午茶日日客满。这其实也很类似巴尔札克笔下资本主义前期的巴黎，爆发户还没适应贵族文化，需要用招摇的「荣誉」显示自己的贵气。前些天我看到郭台铭不知道又干了什麽有钱人才会做的事，心里就想，好几代的有钱人像是新光吴家、裕隆汽车的严家，通常表现都很低调，他们看到郭台铭，一定会觉得这人颇无品味。这麽一想，就让我想起《高老头》里面，哈斯提叶的表姊批评高老头的二女儿看歌剧时笑的太大声一样，异曲同工呢!
忽然一周
忽然一周
香港有本八卦杂志叫做「忽然一周」，每次听到这名字，总觉得和我每周的生活挺像，都是忽然间，一周就过去了。本想今天去高雄，但办公室许多事情都无法处理妥当，身边公文堆积如山，想我去那边还是得处理这些东西，便作罢。而下班前许多行程run down还没排出来，想来是必须星期六一早再去高雄。
忽然，就是一周过去了，的确如此。
所幸有背後绫，就在她快下班的时候又多了一件事要处理，义不容辞帮助分身乏术的我，很是感谢。办公室多个帮手，其实温暖许多，无论是数落一下某同事或临时需要帮忙，都有人可以配合，阿弥陀佛。
快下班的时候偶然看到别人的部落格，有个影片叫大家要「返乡投票」。我看着48秒的片子怔住，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少了这个？我身在政治漩涡中，看见敌人，奋勇砍杀，但是我们这些圈内人，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抱怨投票率那麽低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凭什麽要人民出来投票？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有没有感动过人民？
这让我回想起大约十年前，我们怎麽样被陈水扁落选台北市长发表的演说感动，他说，对进步团队的无情是伟大城市的象徵；又想起我们怎麽样对无意间打倒了国民党感动，觉得自己在创造历史。当然不能排除的，四年前我们一起出来手牵手护台湾，又是多麽让人感动的一个故事。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在这场选战里，没有让任何人感动。甚至我觉得，我们根本没有试着让人民感动。
昨天我们的对手贿选被检察官抄了，竞选团队士气大振。我们那对手，有选必贿，国民党养成这个派系，打选仗时就是除了贿选什麽也不会，其实他贿选根本不是新闻。我看着他们急着撇清，我则忙着找他过去贿选的新闻时，刚好看到一则1994年4月29日的新闻写到我老板。那时候他刚选上县议员，二十九岁，和我现在一样还残存着理想但正被现实磨难着的年纪。
另杨章明复派知情的刘火至当选的民进党籍县议员陈启昱服务处，告知党部有共识支持陈义明与杨章明，而交付二百万元的现金与面额各五十万元的支票两张，但为陈启昱所拒，而在议长选举投票的前夕，陈义明的支持者在海首都聚餐，杨章明又涉嫌交付一百万元给陈启昱，但仍被拒绝。（中国时报1994/4/29 版4）
那时候老板在想什麽呢？我觉得在人家行贿给他的那一霎那，他对政治最後的一点期望应该也已彻底破灭。我记得半年前他有跟我提起过这件事，他只是淡淡的说，选议员本来就不是为了要拿这种黑心钱，不义之财不取，本就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
十几年过去了，他在政治上磨得圆了，但我每次看他，觉得他傻傻的，除了地方上的经营，也没看过他做过什麽攀龙附凤的事情。中常会中评会开会，他因为平常没什麽经营，连我都觉得他被欺负的很委屈。
我们那麽努力的再打这场选战，希望选赢，但我们有没有真正问过自己，我们为什麽要选赢？只是为了不要让贪污家族和贿选家族在高雄县继续猖獗下去吗？我觉得这个理由不够强，就像老板自己说过的，不取不义之财本来就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没什麽好特别拿来声张。
我们要阻止黑金，其实需要更多的努力，去说服人民投给我们，做到让人民感动。可是我觉得我们这点没做好，不要说只有我们，我觉得我们全党都没做好。民进党在再感动人民一次这目标上，做不好，感动不了人，让大家甚至连出来投票的动力都没有。
但老实讲，熊熊要问我，怎麽样感动人民，恕我其实我真的想不到；而且我也不觉得这次选举里，有谁做到这点。不管两个我不太想花力气批评的大党、或是小里小气争夺第三中的第一的诸小党（有关於这个，等选後再说），所有政党都欠缺这种让人感动的目标。
但其实那也是一种整体性的感觉吧，如果每一个候选人都真正能够好好静下来想一想，他为什麽要参选？他当年第一次参选的时候是为了什麽？而这麽多年来，做到了多少？是还有理想在坚持，还是只剩下不贪污不舞弊这项？我身在政治中，我知道政治是现实的，我也知道政治有许多算计，但我总要一直重复着，跟爱情一样，里面总有些算计，但如果让算计成为爱情的本质而非点缀，那爱情的存在就疏无必要。政治也是这样，那些本质的理想，难免会被现实逼着做些妥协，但如果你让那些算计利益完全覆盖了理想，那政治自然就无法感动人民。
如果有一天我一不小心从政了，要时时提醒自己(也请你提醒我)，我说过这些话。
香港有本八卦杂志叫做「忽然一周」，每次听到这名字，总觉得和我每周的生活挺像，都是忽然间，一周就过去了。本想今天去高雄，但办公室许多事情都无法处理妥当，身边公文堆积如山，想我去那边还是得处理这些东西，便作罢。而下班前许多行程run down还没排出来，想来是必须星期六一早再去高雄。
忽然，就是一周过去了，的确如此。
所幸有背後绫，就在她快下班的时候又多了一件事要处理，义不容辞帮助分身乏术的我，很是感谢。办公室多个帮手，其实温暖许多，无论是数落一下某同事或临时需要帮忙，都有人可以配合，阿弥陀佛。
快下班的时候偶然看到别人的部落格，有个影片叫大家要「返乡投票」。我看着48秒的片子怔住，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少了这个？我身在政治漩涡中，看见敌人，奋勇砍杀，但是我们这些圈内人，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抱怨投票率那麽低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凭什麽要人民出来投票？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有没有感动过人民？
这让我回想起大约十年前，我们怎麽样被陈水扁落选台北市长发表的演说感动，他说，对进步团队的无情是伟大城市的象徵；又想起我们怎麽样对无意间打倒了国民党感动，觉得自己在创造历史。当然不能排除的，四年前我们一起出来手牵手护台湾，又是多麽让人感动的一个故事。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在这场选战里，没有让任何人感动。甚至我觉得，我们根本没有试着让人民感动。
昨天我们的对手贿选被检察官抄了，竞选团队士气大振。我们那对手，有选必贿，国民党养成这个派系，打选仗时就是除了贿选什麽也不会，其实他贿选根本不是新闻。我看着他们急着撇清，我则忙着找他过去贿选的新闻时，刚好看到一则1994年4月29日的新闻写到我老板。那时候他刚选上县议员，二十九岁，和我现在一样还残存着理想但正被现实磨难着的年纪。
另杨章明复派知情的刘火至当选的民进党籍县议员陈启昱服务处，告知党部有共识支持陈义明与杨章明，而交付二百万元的现金与面额各五十万元的支票两张，但为陈启昱所拒，而在议长选举投票的前夕，陈义明的支持者在海首都聚餐，杨章明又涉嫌交付一百万元给陈启昱，但仍被拒绝。（中国时报1994/4/29 版4）
那时候老板在想什麽呢？我觉得在人家行贿给他的那一霎那，他对政治最後的一点期望应该也已彻底破灭。我记得半年前他有跟我提起过这件事，他只是淡淡的说，选议员本来就不是为了要拿这种黑心钱，不义之财不取，本就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
十几年过去了，他在政治上磨得圆了，但我每次看他，觉得他傻傻的，除了地方上的经营，也没看过他做过什麽攀龙附凤的事情。中常会中评会开会，他因为平常没什麽经营，连我都觉得他被欺负的很委屈。
我们那麽努力的再打这场选战，希望选赢，但我们有没有真正问过自己，我们为什麽要选赢？只是为了不要让贪污家族和贿选家族在高雄县继续猖獗下去吗？我觉得这个理由不够强，就像老板自己说过的，不取不义之财本来就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没什麽好特别拿来声张。
我们要阻止黑金，其实需要更多的努力，去说服人民投给我们，做到让人民感动。可是我觉得我们这点没做好，不要说只有我们，我觉得我们全党都没做好。民进党在再感动人民一次这目标上，做不好，感动不了人，让大家甚至连出来投票的动力都没有。
但老实讲，熊熊要问我，怎麽样感动人民，恕我其实我真的想不到；而且我也不觉得这次选举里，有谁做到这点。不管两个我不太想花力气批评的大党、或是小里小气争夺第三中的第一的诸小党（有关於这个，等选後再说），所有政党都欠缺这种让人感动的目标。
但其实那也是一种整体性的感觉吧，如果每一个候选人都真正能够好好静下来想一想，他为什麽要参选？他当年第一次参选的时候是为了什麽？而这麽多年来，做到了多少？是还有理想在坚持，还是只剩下不贪污不舞弊这项？我身在政治中，我知道政治是现实的，我也知道政治有许多算计，但我总要一直重复着，跟爱情一样，里面总有些算计，但如果让算计成为爱情的本质而非点缀，那爱情的存在就疏无必要。政治也是这样，那些本质的理想，难免会被现实逼着做些妥协，但如果你让那些算计利益完全覆盖了理想，那政治自然就无法感动人民。
如果有一天我一不小心从政了，要时时提醒自己(也请你提醒我)，我说过这些话。
政治现实的现实面
政治现实的现实面
政治的现实通常都用在比较大的问题上，谁和谁翻脸，谁出尔反尔；但若用在很细微的人与人问题，我觉得也很适用。
一场选举总是可以看清楚每个围绕着候选人身边人的真面目，谁贪婪、谁无能、谁优柔寡断、谁没有担当、谁有责任、谁无所求。围着候选人的人，大多数不是为了理想或情义，而是为了从他身上得到什麽；围着候选人的人，经常不是想为了候选人好，而都只想到自己 功诿过的人有、敷衍塞责的人有、官威十足的也有、头壳坏去的更是少不了。
老板娘有次和我说，有些人心眼坏，便罢，至少能做事；有些人头壳坏，那大不妙，可能整场选举失败的关键，就在这些头壳坏的人可以作关键决策。这几天看钱花起来像水流一样，无底洞般的增加，却又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其实我心很痛。虽然不是我的钱，但看到这样没节制的花，其实我很难过。这几天看到那些小人在那里跳梁，其实我心也很痛，看他们尽出一些自以为是的馊主意，蛮上欺下，我其实都看的一清二楚。
这也是幕僚的无奈，能够建议的、决定的、和候选人说的，我至少都尽力去作。人家的烂摊子，最後也经常是我捡起来。做到让他信任我，让他不能没有我，这是我的目标，也是我所能做到的范围。他的无奈我也有看到，但关於人的言行和能力之类的事，其实我并不想去烦他。我只说真话，不说奉承的话；我对他无所求，就对他最诚恳。
其实我想谢谢老板，很无奈地说是他在花钱让我学习。一场完整的选举让我看见这种人生的现实，那些伪装成为候选人其实都是为自己的算计、那些因为事前毫无规划所造成的慌乱和胡搞，以及事後的推委和争功。选举少不了这种事我知道，但明知可以防范却仍犯的错，其实应该要有人负起责任。我的学习在看破人、看见问题、亲身感受到某些时刻的无力感。因为我亲身经历，让我知道教训在哪里，对我未来的路是宝贵的资产，不会再犯一样的错。
真心是为了某些对政治的热情而投入这场战争的人并不多，大多数的人都别有所求，有些人可能还视我这空降的外来者为绊脚石。但我总是想，凯撒说我来，我看见，我征服，选举对我来说就是这麽一回事。来到这个圈子、看见这个圈子的现实面、以及想办法让候选人在乱军之中还能胜出。这种对於细微人生现实的体验和观察，只有在这样密集频繁的近距离接触中能看见，哪些人能用，哪些人少碰，什麽问题会出来，什麽方法可以防范。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人生最宝贵的经验，容或中间总是许多不愉快，但我热爱政治这志业与我能够看见的一切。
政治的现实通常都用在比较大的问题上，谁和谁翻脸，谁出尔反尔；但若用在很细微的人与人问题，我觉得也很适用。
一场选举总是可以看清楚每个围绕着候选人身边人的真面目，谁贪婪、谁无能、谁优柔寡断、谁没有担当、谁有责任、谁无所求。围着候选人的人，大多数不是为了理想或情义，而是为了从他身上得到什麽；围着候选人的人，经常不是想为了候选人好，而都只想到自己 功诿过的人有、敷衍塞责的人有、官威十足的也有、头壳坏去的更是少不了。
老板娘有次和我说，有些人心眼坏，便罢，至少能做事；有些人头壳坏，那大不妙，可能整场选举失败的关键，就在这些头壳坏的人可以作关键决策。这几天看钱花起来像水流一样，无底洞般的增加，却又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其实我心很痛。虽然不是我的钱，但看到这样没节制的花，其实我很难过。这几天看到那些小人在那里跳梁，其实我心也很痛，看他们尽出一些自以为是的馊主意，蛮上欺下，我其实都看的一清二楚。
这也是幕僚的无奈，能够建议的、决定的、和候选人说的，我至少都尽力去作。人家的烂摊子，最後也经常是我捡起来。做到让他信任我，让他不能没有我，这是我的目标，也是我所能做到的范围。他的无奈我也有看到，但关於人的言行和能力之类的事，其实我并不想去烦他。我只说真话，不说奉承的话；我对他无所求，就对他最诚恳。
其实我想谢谢老板，很无奈地说是他在花钱让我学习。一场完整的选举让我看见这种人生的现实，那些伪装成为候选人其实都是为自己的算计、那些因为事前毫无规划所造成的慌乱和胡搞，以及事後的推委和争功。选举少不了这种事我知道，但明知可以防范却仍犯的错，其实应该要有人负起责任。我的学习在看破人、看见问题、亲身感受到某些时刻的无力感。因为我亲身经历，让我知道教训在哪里，对我未来的路是宝贵的资产，不会再犯一样的错。
真心是为了某些对政治的热情而投入这场战争的人并不多，大多数的人都别有所求，有些人可能还视我这空降的外来者为绊脚石。但我总是想，凯撒说我来，我看见，我征服，选举对我来说就是这麽一回事。来到这个圈子、看见这个圈子的现实面、以及想办法让候选人在乱军之中还能胜出。这种对於细微人生现实的体验和观察，只有在这样密集频繁的近距离接触中能看见，哪些人能用，哪些人少碰，什麽问题会出来，什麽方法可以防范。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人生最宝贵的经验，容或中间总是许多不愉快，但我热爱政治这志业与我能够看见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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