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大事
“终身大事”是我国着名作家萧乾为他的长篇小说《梦之谷》写的代序。全文分为九节：1．宿命；2．浪漫；3．实际；4．变迁；5．标准；6．灵与肉；7．异与同；8．基础；9．跋。本刊分两期选载其中的3、5、6、7、8节。——编者
3．实际
朋友讲过一个只有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才会发生的事：据说（因为我并不认识她）有位臭名昭着的伪满大汉奸的外孙女，长得如花似玉，然而苦于身上背了个某某人的外孙女这么个无形的沉重包袱。由于貌美，追逐她的大有人在。她决心要利用自己的外形这笔资本，甩掉那个使她成天坐立不安的包袱。在追逐者中间，她挑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之子。她提的条件是：给我党籍军籍。她一切都如愿以偿了，只是婚后不久，她就发现自己原来嫁了个难以容忍的浪荡子。她抱怨，她抗议，因为她的自尊心受到了创伤。终于闹翻了。她提出离婚，对方说，离就离。军党二籍也随着婚姻关系一道消失，她作了场不折不扣的黄粱梦。
另一个同样属于“人生小讽刺”的真实故事：一位刚满六旬的男人，有一次他的老伴儿患了重病。他琢磨：万一老伴儿病故，自己成为鳏夫，晚年既孤寂又无人照顾，岂不苦矣哉！于是，他就托中人为他物色一名候补夫人。恰巧有位待嫁的寡妇，觉得条件合适，就欣然允诺。不料患病的太太还未去世，那位未雨绸缪的男人却因暴病先进了火化场。
有位英国文艺界的朋友，一个傍晚坐在壁炉前同我谈起一桩伤心事。他是个戏剧家，曾爱过一位女演员，并且同居了。他对女演员是一往情深。一天，女演员在枕畔对他说，以我适宜演的角色为主角，你给我写一出戏，我给你5年幸福。这位戏剧家并没接受这笔交易，他们分居了。
1966年8月，有位朋友像许多人一样，由于忍受不住凌辱和虐待，自尽了。他的爱人咬着牙活了下来。“四人帮”倒台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温暖又回来了，其中包括解决牛郎织女问题。这时，一个调到甘肃边远地区的科技人员就托人同那位孀居的女同志搞对象。她生活很空虚，所以马到成功。登完记，甘肃那位立刻就积极着手解决“两地”问题。新婚燕尔，领导特别关心。于是，他真的调回来了。可是调京手续刚办完，另外一种手续就开始了：他正式提出离婚。
男女结合确实有实际的一面，然而实际的性质各有不同。
1944年比利时刚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时，我就由伦敦赶去采访。在布鲁塞尔街头，我遇到一位华侨——青田商人。他殷勤地要我去他家度复活节。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飘流在外的华侨生活多么艰苦，也认识到中国人民超凡的生存本领。除了青田石头，他们没有任何资本；语言又不通，竟然徒步由浙江而山东……经过西伯利亚，来到了西欧。他们那幢小楼住了三户青田人。从那位萍水相逢的主人的邻舍那里得知，他本来是个单身汉。一道从青田出来的另一对夫妇，男的前两年死了。没有二话，他就把大嫂接了过来，成为患难夫妻。
最近住医院听到一个美谈：一位患癌症的妇女临终前嘱咐她丈夫说，两个孩子还很小，我死之后，你可向这里某某护士求婚。他马上制止她，不许胡言乱语。不久，她离开人世，而且他也察觉由于自己不擅料理家务，孩子果然大吃苦头。他记起已故妻子那段“胡言”，就冒昧地写信向那位护士求婚。回信说：“您夫人在病榻上早已一再向我恳求过了，她又对我保证您是位好脾气的丈夫。既承您不嫌弃，那么我就答应了。”
5．标准
我这个人向来不替人作媒。几年前我还住在一个门洞里时，有一天闯进一名青年，手持一张类似履历表的单子，要我帮他介绍对象。我一看，单子上除了姓名、籍贯、年龄之外，还有身高体重以及工资工种。说要个身量比他略矮的。紧接着他作了一个郑重声明：要全民制的，可不要集体制的，特别不要学徒工。他要对方也给他照样开这么个履历表。然后考虑“成熟”再见面，因为他工作实在忙，不愿意浪费时间。
我对这位具有科学工作方法的青年说，你那履历表开的项目虽然不少，可还缺两个无形的而又很重要的项目。他赶紧问我是什么，我告诉他：性格和品质，而要把这两项考虑成熟，可非得浪费点时间不可。
我顺手给他举了个例子。我有个学化学的同学，他找到一位同课目、同籍贯、身高体重什么的都中意的对象。见面后，双方彬彬有礼，在恋爱过程中，自然是甜甜蜜蜜。婚后他才发现夫人原来是火爆性子，一天他回到家中进午餐，饭是夫人做的。他坐下来尝了口汤，咂了咂舌头说：“今儿这汤咸了点儿吧？”哎呀，转瞬之间，那碗汤垮喳就扣在他头上了。
在男女感情上，“品质”首先指的应是真诚。一对打得火热的情侣，只因为男方所预定的住房出了变故，女方立刻就变了卦，固然可以说是缺乏真诚；但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大风大浪中，而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岁月里，这种不测风云是随时可以光临的。我的熟人中间，至少有4位女同志在丈夫遇到风浪时，立刻就丢下亲生的娃娃，离了婚，另外找了响当当的人物。“立场鲜明”是幌子，“自我保存”是实质，这里不仅包含安危，也包含荣辱得失。当然，那时下去劳动锻炼倘若能像判徒刑那样说个期限，不少婚姻还是可以保全下来的。
《暴风雨》一剧里，普洛士皮罗就先让那不勒斯王子弗丁南干了一堆苦活儿，来考验他的爱情是否真实。《威尼斯商人》中的女律师鲍细霞在胜讼之后，也用戒指考验了一下丈夫。看来莎翁在男女结合这个问题上，也是很重视坚贞的。有句西谚说：“甲板上的爱情以下一个港口为终点。”这是告诫人们说，在特定的孤寂生活中产生的“感情”很不可靠。我在一条法国邮船上确实就看到一个前往魁北克举行婚礼的新娘子，在航程中还玩弄着感情游戏。我真替她那位新郎捏把汗。另一方面，美满婚姻往往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拿着履历表有意识地去寻找，不一定会逢上知己；偶然遇上的，倒也有可能情投意合。
30年代在一篇书评里，我曾不揣冒昧地为男女结合开过一个公式：
主观的爱慕（感情的）60％
客观的适合性（理智的）40％
文中还有这么一段：“没有那不可言说的爱情，两颗心根本无法亲近；但若缺乏客观的适合，亲近后，爱情仍无从滋长。”接着，我讥笑了西洋过去盛行过的求婚制。“在一个明媚的春天，男的咕咚跪了下来，死命哀求，直到那位本来心软的女方点了头。然后，趁势把有预定意义的亮晃晃的戒指套在女方明文规定的手指上。讨来的爱情不比讨来的残汤剩饭可靠，因为爱情会飞——如果你管不住。”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我们谁都知道自己难免一死。但是这一天的到来，似乎遥遥无期。当然人们要是健康无恙，谁又会想到它，谁又会整日惦记着它。于是便饱食终日，无所事事。
有时我想，要是人们把活着的每一天都看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该有多好啊！这就能更显出生命的价值。如果认为岁月还相当漫长，我们的每一天就不会过得那样有意义，有朝气，我们对生活就不会总是充满热情。
我们对待生命如此怠倦，在对待自己的各种天赋及使用自己的器官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有那些聋了的人才更加珍惜光明。那些成年后失明、失聪的人就更是如此。然而，那些耳聪目明的正常人却从来不好好地去利用他们的这些天赋。他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无任何鉴赏之心。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旦失去了的东西，人们才会留恋它，人得了病才想到健康的幸福。
我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让每一个人在他成年后的某个阶段瞎上几天，聋上几天该有多好。黑暗将使他们更加珍惜光明；寂静将教会他们真正领略喧哗的欢乐。
最近一位朋友来看我，他刚从林中散步回来。我问他看到些什么，他说没什么特别的东西。要不是我早习惯了这样的回答，我真会大吃一惊。我终于领会到了这样一个道理，明眼人往往熟视无睹。
我多么渴望看看这世上的一切，如果说我凭我的触觉能得到如此大的乐趣，那么能让我亲眼目赌一下该有多好。奇怪的是明眼人对这一切却如此淡漠！那点缀世界的五彩缤纷和千姿百态在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平庸。也许人就是这样，有了的东西不知道欣赏，没有的东西又一味追求。在明眼人的世上，视力这种天赋不过增添一点方便罢了，并没有赋予他们的生活更多的意义。
假如我是一位大学校长，我要设一门必修课程，“如何使用你的眼睛”。教授应该让他的学生知道，看清他们面前一闪而过的东西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乐趣，从而唤醒人们那麻木、呆滞的心灵。
请你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假如你只有三天的光明，你将如何使用你的眼睛？想到三天以后，太阳再也不会在你的眼前升起，你又将如何度过那宝贵的三日？你又会让你的眼睛停留在何处？
我们谁都知道自己难免一死。但是这一天的到来，似乎遥遥无期。当然人们要是健康无恙，谁又会想到它，谁又会整日惦记着它。于是便饱食终日，无所事事。
有时我想，要是人们把活着的每一天都看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该有多好啊！这就能更显出生命的价值。如果认为岁月还相当漫长，我们的每一天就不会过得那样有意义，有朝气，我们对生活就不会总是充满热情。
我们对待生命如此怠倦，在对待自己的各种天赋及使用自己的器官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有那些聋了的人才更加珍惜光明。那些成年后失明、失聪的人就更是如此。然而，那些耳聪目明的正常人却从来不好好地去利用他们的这些天赋。他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无任何鉴赏之心。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旦失去了的东西，人们才会留恋它，人得了病才想到健康的幸福。
我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让每一个人在他成年后的某个阶段瞎上几天，聋上几天该有多好。黑暗将使他们更加珍惜光明；寂静将教会他们真正领略喧哗的欢乐。
最近一位朋友来看我，他刚从林中散步回来。我问他看到些什么，他说没什么特别的东西。要不是我早习惯了这样的回答，我真会大吃一惊。我终于领会到了这样一个道理，明眼人往往熟视无睹。
我多么渴望看看这世上的一切，如果说我凭我的触觉能得到如此大的乐趣，那么能让我亲眼目赌一下该有多好。奇怪的是明眼人对这一切却如此淡漠！那点缀世界的五彩缤纷和千姿百态在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平庸。也许人就是这样，有了的东西不知道欣赏，没有的东西又一味追求。在明眼人的世上，视力这种天赋不过增添一点方便罢了，并没有赋予他们的生活更多的意义。
假如我是一位大学校长，我要设一门必修课程，“如何使用你的眼睛”。教授应该让他的学生知道，看清他们面前一闪而过的东西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乐趣，从而唤醒人们那麻木、呆滞的心灵。
请你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假如你只有三天的光明，你将如何使用你的眼睛？想到三天以后，太阳再也不会在你的眼前升起，你又将如何度过那宝贵的三日？你又会让你的眼睛停留在何处？
“心灵残废者”的忏悔
“心灵残废者”的忏悔
“是我炸毁了广岛。”——这是伊瑟莱少校内心痛苦的忏悔，终生的不安。
1945年8月的一天，在日本上空有3架气象飞机直向那些精确得出奇的目标——小仓、长崎和广岛飞去，了解气象情况“行”或“不行”。飞向广岛的是一架叫“同花顺”的飞机。
“同花顺”侦察机的机长是鲍勃·伊瑟莱少校。那天早晨7时30分，伊瑟莱少校从9,800米的高空发现了这头号目标——广岛。他看到脚下的云圈不断地扩大，广岛市的轮廓快速显示出来，伊瑟莱让飞机转了个小半圈，他决定把它作为理想的目标，于是就掉过头返航，并通过无线电传送如下报告：“一切正常，可以飞往。”
报告传到另一架也正在飞往广岛的名为“伊诺拉·盖依”的Ｂ—29型轰炸机。指挥官看了电文后叫道——“是广岛！”谁能知道，这架轰炸机仅仅带了一枚炸弹，却蕴藏了无比巨大的摧毁力。这就是原子弹。
当时广岛市有240万5000居民，大街上行人和骑车的人正赶着上早班。当地时间7时09分，警报响了，人们发现城市上空有飞机。但当人们认清是一架气象飞机的时候，认为不用担心。居民夜里总被好几次警报所惊醒，已成了常事。广岛时间8时，警报又吼起来了。报警员指出，高空飞行飞机后面一定距离，有第3架飞机正在飞来。这第3架也就是Ｂ—29，“伊诺拉·盖依”。
9时14分17秒，广岛大桥的中心在飞机的平行瞄准镜中出现，这就是指定的投掷目标。45秒钟后，一个响亮的讯号——表示炸弹将在15秒钟内投掷——从无线电传来，“伊诺拉·盖依”的全部人员，还有两架Ｂ－29的人，一听到这个讯号，立即推下了厚厚的黑色镜片，罩上面部。
9时15分17秒，“伊诺拉·盖依”机舱的门启开了，原子弹在空中摇晃了一下，飞机来了一个150(的回转，直冲下落了300米，以避开45秒内就会爆炸的火焰……炸弹一爆炸，就放出一亿度强烈的热量，一堆蘑菇状的云朵已经开始升起，——广岛就像张火床。
最初是一片强烈的光芒，接着而来的是使一切燃烧的可怕的热气；然后是巨风席卷，毁掉了一切，继而又一阵狂雨。广岛不复存在了，爆炸中心再也没有什么人和物的痕迹了，离此远一点的地方，是烧焦的尸体，再远一些的地方，还有几个幸存下来的人，已被烧得惨不忍睹。那里有一小队士兵，正摇晃地前进着，他们的眉弓凹处已成了一个窟窿：眼睛已被烧掉。放射性的狂雨使一些人在20年中受尽折磨，慢慢死亡。——这就是广岛惨绝人寰的浩劫。
在“伊诺拉·盖依”机里的12人，没有丝毫表示过不安和内疚。他们并不感到有罪。作为一个士兵，职责就是要服从来自上级的命令。美国总统哈利·杜鲁门也没有在意决定投放原子弹的后果。当记者问杜鲁门，他有生以来最感后悔的是哪件事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深悔未能早些结婚。
然而，当伊瑟莱少校知道广岛的惨状后，他沉默了好多天，拒绝与任何人交谈。虽然他没有去投放原子弹，但他认为这可怕的劫难的罪责应由他来负。他实在无法忍受下去。
起初，当伊瑟莱少校与这种精神痛苦消极斗争后，又重新飞行，甚至又在长崎上空飞行。但晚间，广岛死者经常在他面前出没。
复员后，他回到一位叫康莎塔·玛若蒂的年轻演员身旁。他俩是在1943年结婚的。他又在休斯敦石油公司找到了工作。他由于工作认真而得到好评，不久就成为售货部主任。虽然表面上他竭力“像他人一样”生活，但晚上，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夜复一夜，总使他看到广岛的地狱。他喝酒，不断加重催眠药剂量。不行，广岛还是出现。
他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取出一叠钞票寄到广岛去，信封上写明“给受难者”。他写信给广岛当局认错，并且请求他们原谅他。
使他终生最难以忍受的一件事，无过于他因参加广岛这一次行动而被授予勋章。他努力要毁掉自己的“英雄”形象。
1950年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要造氢弹。伊瑟莱到新奥尔良旅馆开了一个房间，锁上门，喝了好多瓶催眠剂。他情愿死，这比受恶梦无休止的折磨好得多了。
1953年初，他伪造了一张金额不大的支票，寄到广岛“受难者孤儿院”，因此被判监禁九个月。他在达拉斯持械攻击商店，然而并不拿东西。律师为他辩护说，他精神失常，不需要负任何法律责任，并宣布他就要回华可——专门治疗精神病的士兵的精神病医院。他已几进华可，人们确认他是一个“心灵残废者”。
一天早晨，妻子发现他倒在血泊之中；他用刀子割断了腕部的静脉，又一次被救活，回到华可。6个月后，他痊愈了，被送回家。妻子康莎塔同他离婚了。
1954年至1959年5年间，伊瑟莱到广岛生活过。他常常上法院，并且不断地重返精神病收容所。他进攻银行却不抢劫；他侵入邮局，却不带走东西。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永远毁掉这个可恶的“英雄形象”。
伊瑟莱并没有疯。他呼吁放弃最高级武器，疾呼要废除这个作为毁灭手段的原子弹，他发表了一些文章。事后他再次回到广岛，日本人犹如见到一个失而复得的兄弟一样来欢迎他。
1978年，伊瑟莱因患癌症在休斯敦逝世，时年58岁。他要求火化他的躯体，要像33年前广岛许多躯体一样用火烧掉。
“是我炸毁了广岛。”——这是伊瑟莱少校内心痛苦的忏悔，终生的不安。
1945年8月的一天，在日本上空有3架气象飞机直向那些精确得出奇的目标——小仓、长崎和广岛飞去，了解气象情况“行”或“不行”。飞向广岛的是一架叫“同花顺”的飞机。
“同花顺”侦察机的机长是鲍勃·伊瑟莱少校。那天早晨7时30分，伊瑟莱少校从9,800米的高空发现了这头号目标——广岛。他看到脚下的云圈不断地扩大，广岛市的轮廓快速显示出来，伊瑟莱让飞机转了个小半圈，他决定把它作为理想的目标，于是就掉过头返航，并通过无线电传送如下报告：“一切正常，可以飞往。”
报告传到另一架也正在飞往广岛的名为“伊诺拉·盖依”的Ｂ—29型轰炸机。指挥官看了电文后叫道——“是广岛！”谁能知道，这架轰炸机仅仅带了一枚炸弹，却蕴藏了无比巨大的摧毁力。这就是原子弹。
当时广岛市有240万5000居民，大街上行人和骑车的人正赶着上早班。当地时间7时09分，警报响了，人们发现城市上空有飞机。但当人们认清是一架气象飞机的时候，认为不用担心。居民夜里总被好几次警报所惊醒，已成了常事。广岛时间8时，警报又吼起来了。报警员指出，高空飞行飞机后面一定距离，有第3架飞机正在飞来。这第3架也就是Ｂ—29，“伊诺拉·盖依”。
9时14分17秒，广岛大桥的中心在飞机的平行瞄准镜中出现，这就是指定的投掷目标。45秒钟后，一个响亮的讯号——表示炸弹将在15秒钟内投掷——从无线电传来，“伊诺拉·盖依”的全部人员，还有两架Ｂ－29的人，一听到这个讯号，立即推下了厚厚的黑色镜片，罩上面部。
9时15分17秒，“伊诺拉·盖依”机舱的门启开了，原子弹在空中摇晃了一下，飞机来了一个150(的回转，直冲下落了300米，以避开45秒内就会爆炸的火焰……炸弹一爆炸，就放出一亿度强烈的热量，一堆蘑菇状的云朵已经开始升起，——广岛就像张火床。
最初是一片强烈的光芒，接着而来的是使一切燃烧的可怕的热气；然后是巨风席卷，毁掉了一切，继而又一阵狂雨。广岛不复存在了，爆炸中心再也没有什么人和物的痕迹了，离此远一点的地方，是烧焦的尸体，再远一些的地方，还有几个幸存下来的人，已被烧得惨不忍睹。那里有一小队士兵，正摇晃地前进着，他们的眉弓凹处已成了一个窟窿：眼睛已被烧掉。放射性的狂雨使一些人在20年中受尽折磨，慢慢死亡。——这就是广岛惨绝人寰的浩劫。
在“伊诺拉·盖依”机里的12人，没有丝毫表示过不安和内疚。他们并不感到有罪。作为一个士兵，职责就是要服从来自上级的命令。美国总统哈利·杜鲁门也没有在意决定投放原子弹的后果。当记者问杜鲁门，他有生以来最感后悔的是哪件事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深悔未能早些结婚。
然而，当伊瑟莱少校知道广岛的惨状后，他沉默了好多天，拒绝与任何人交谈。虽然他没有去投放原子弹，但他认为这可怕的劫难的罪责应由他来负。他实在无法忍受下去。
起初，当伊瑟莱少校与这种精神痛苦消极斗争后，又重新飞行，甚至又在长崎上空飞行。但晚间，广岛死者经常在他面前出没。
复员后，他回到一位叫康莎塔·玛若蒂的年轻演员身旁。他俩是在1943年结婚的。他又在休斯敦石油公司找到了工作。他由于工作认真而得到好评，不久就成为售货部主任。虽然表面上他竭力“像他人一样”生活，但晚上，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夜复一夜，总使他看到广岛的地狱。他喝酒，不断加重催眠药剂量。不行，广岛还是出现。
他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取出一叠钞票寄到广岛去，信封上写明“给受难者”。他写信给广岛当局认错，并且请求他们原谅他。
使他终生最难以忍受的一件事，无过于他因参加广岛这一次行动而被授予勋章。他努力要毁掉自己的“英雄”形象。
1950年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要造氢弹。伊瑟莱到新奥尔良旅馆开了一个房间，锁上门，喝了好多瓶催眠剂。他情愿死，这比受恶梦无休止的折磨好得多了。
1953年初，他伪造了一张金额不大的支票，寄到广岛“受难者孤儿院”，因此被判监禁九个月。他在达拉斯持械攻击商店，然而并不拿东西。律师为他辩护说，他精神失常，不需要负任何法律责任，并宣布他就要回华可——专门治疗精神病的士兵的精神病医院。他已几进华可，人们确认他是一个“心灵残废者”。
一天早晨，妻子发现他倒在血泊之中；他用刀子割断了腕部的静脉，又一次被救活，回到华可。6个月后，他痊愈了，被送回家。妻子康莎塔同他离婚了。
1954年至1959年5年间，伊瑟莱到广岛生活过。他常常上法院，并且不断地重返精神病收容所。他进攻银行却不抢劫；他侵入邮局，却不带走东西。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永远毁掉这个可恶的“英雄形象”。
伊瑟莱并没有疯。他呼吁放弃最高级武器，疾呼要废除这个作为毁灭手段的原子弹，他发表了一些文章。事后他再次回到广岛，日本人犹如见到一个失而复得的兄弟一样来欢迎他。
1978年，伊瑟莱因患癌症在休斯敦逝世，时年58岁。他要求火化他的躯体，要像33年前广岛许多躯体一样用火烧掉。
巧擒巨盗比格斯
巧擒巨盗比格斯
捕而复逃 全国通缉
在巴西故都里约热内卢市附近，有一座面临大西洋的小镇，名叫塞佩蒂巴。这里有11名着名的足球健儿，成立了一个足球俱乐部。俱乐部的老板罗纳德·比格斯，是一位52岁、头发斑白的传奇式人物，当地的小孩一听这个名字，都会吓得不敢哭闹，宛如古代的人们听到凯撒和拿破仑的威名一般。比格斯的名气，并非是他曾经立下赫赫战功，而是因为他曾犯下抢劫罪，是一个超级大盗。
1963年8月8日，比格斯和他的同伙们曾经成功地抢劫了一列来往于英国格拉斯哥至伦敦之间的火车，劫走了车上250万英镑巨款，成了一起轰动一时的抢劫案。事后，英国当局马上出动60000名警察，在各地穷追搜索，终于把比格斯缉捕归案，判了他30年徒刑。
然而，比格斯身在狱中，贼心不死，差不多两年后，他越狱逃跑了，并且一时不知去向。为了重新抓获他，英国当局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在英国、欧洲以及世界各地加紧追捕。在所有通用英语的国家和地区的报纸上，都刊登着他的照片和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出现的英国警方通缉令，数以千计的电台和电视台，以100多种语言不停地广播着有关比格斯出逃以及英国警方追捕的新闻。可是，比格斯却像希腊神话中的巨神泰坦那样，神出鬼没，四处流窜。就在发自四面八方的捉拿声中，比格斯来到了一个安全的角落，选择了巴西的塞佩蒂巴镇作为自己的避难所，庆幸自己潜逃的成功。巴西当局根据巴西法律第941条而保护着比格斯，同时还拒绝了英国提出的一切有关引渡的要求，这更使比格斯及其同队深感安全和满足。在塞佩蒂巴镇，比格斯不仅用不着隐居，而且还经常接待一些访问足球俱乐部的游客。
远渡重洋 孤身寻匪
在比格斯逃亡巴西，得到巴西当局的保护而心安理得之际，英国有关方面就已经着手制订缉捕他的计划了。这项计划绝密而周全，它将派遣特工人员到巴西去，伺机混进比格斯的朋友圈之中，逐步摸清比格斯的活动情况，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将他秘密绑架。
苏格兰警察队中士约翰·米勒，被指定为具体执行这份计划的负责人。约翰·米勒身材魁梧，容貌英俊，浑身充满力气，他在警察同行中，以少有的精明能干而出类拔萃，深得上司的赏识。
约翰·米勒来到巴西，化名为约翰·麦克·基洛普，混迹于里约热内卢市的大街小巷，出没于嘈杂的咖啡馆和酒巴间。他本来性格好动，加上有意装成放荡不羁的样子，因此就更加容易和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浪荡汉们交上朋友，以至成功地打进了比格斯的朋友圈中，不久就成了比格斯的密友，经常与他一块吃喝玩乐。比格斯还亲昵地称呼他为“约翰尼”。
夜总会里
缉捕的时机成熟了。约翰·米勒被英国当局任命为5人特工小组的负责人，他的手下有3名英国人和1名美国人，都是20来岁的精壮青年。这个小组将担负着飞越大西洋擒获大盗比格斯的重大任务。
1981年1月15日，约翰·米勒和他的小组成员们来到了伦敦西区的一个夜总会，他们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坐下来，开始低声谈论着他们的绝密计划。
突然，夜总会里乱作一团，一张张餐桌被掀翻在地，酒瓶、餐具的破碎声和人们的惊叫声此起彼落，原来这是一个叫安德森的年轻富翁在和一个叫康特赫的拳击手在大打出手。这场殴斗是由一个名叫斯蒂芬尼的女人引起的，因为她先与康特赫鬼混，后来又成了安德森的情妇。今天晚上，正是冤家路窄，为了一点小事，两个情夫便在大庭广众之中打将起来。殴斗越打越烈，一些看热闹的人也乘机加入阵中，整个夜总会更加乱得不可收拾。
约翰·米勒本是一个好斗的人，一个多月前，他也曾在此地和一个人大打出手，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可是今天，他却好像变了另一个性格。就在这一片殴斗声中，一份周密的行动计划制订出来了。特工小组的成员们分头准备，皆同有关部门联系好所需的飞机和船只，然后秘密地乘飞机奔赴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对大盗比格斯布下了天罗地网。
闪电式的绑架
1981年年初的某一天晚上，里约热内卢市的街头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接踵。突然，比格斯出现了，他在一家经常出入的大酒店门前稍停片刻，警觉地向四周扫视了一下，然后信步走进餐厅。入座后，他轻轻地呷了几口酒，抬起头来东顾西盼，像是在找人。
就在这时，大门“砰”的一声被踢开了，几条大汉冲了进来，蜂拥而上，直向比格斯扑过去。比格斯粹不及防，愣住了。当他发现领头的是自己的朋友“约翰尼”时，不禁惊愕地喊道：”啊！不，约翰尼，不，怎么会是你？！”可是，被他称作“约翰尼”的约翰·米勒没有丧失良机，他没有停下手来倾听比格斯倾诉苦衷，毫不犹豫地扔出了一颗毒气麻醉弹。
麻醉弹直落在比格斯的身边，猛地炸开了，它的威力足可使一头正在狂奔乱窜的公牛安静下来。于是，强壮剽悍的比格斯瘫软在地上，尽管他嘴里喃喃自语，呼唤着他的好朋友“约翰尼”，但是“约翰尼”和他的伙伴们却以雨点般的拳头来回答他的呼唤，其中一拳正打中他的左耳根，打得他昏头转向，摇摇欲坠。这时，“约翰尼”又抡起巨臂，把他摔向了桌子的另一边，另一名特工人员趁机一个箭步扑了过去，一把揪住比格斯的头发，对准他的鼻孔灌进了满满的一杯烈酒。比格斯狼狈不堪，双手和双脚也随即被扣上了镣铐。
这一次闪电般的袭击，所花的时间与打一个喷嚏不相上下，当旁边的酒客们从惊愕中猛醒过来时。特工人员们早已架着比格斯冲出门外去了。
紧接着，比格斯被扔进一部早已准备好的小型有篷货车里，货车像一枝离弦之箭，直向里约热内卢市郊驰去。
在车上，特工人员们用布袋把比格斯装起来，嘴里塞上了毛巾。尽管比格斯奋力挣扎，但被5双铁钳般的手死死钳住。
飞驰的货车终于在海边停了下来，特工人员们马上又扛着比格斯奔向一架早已准备好的小型海上旅游飞机。转瞬间，飞机朝北凌空飞去，经过相当一段夜间飞行之后，降落在巴西北部的贝伦地面。在这里，比格斯又被扛到一艘名叫“诺卡尼亚号”的机帆船上，随着这几名特工人员离开了巴西。
海上风光
“诺卡尼亚号”航行在贝伦和巴巴多斯之间的海面上。巴巴多斯是属于英联邦的国度，换句话说，这里与伦敦大同小异。
“诺卡尼亚号”是一条长约20米的机帆船，是特工小组以每周3000英镑的租金从安提瓜岛租来的。它的船长名叫艾佛，是一位英格兰人。
比格斯被押到船上后，先被关在船仓之中。几小时以后，特工人员们便给他松开手脚，让他在船上自由活动。人们常迫令他口述、评论和摹拟自己以往的经历，摄影机和录音机不停地工作着，耗用了大量的胶片和磁带。因为通用英语的国家和地区里的出版商们，将以巨款来争夺比格斯回忆录的出版权。
就这样，比格斯每天上午都对着摄影机和录音机讲述他的往事，下午则到甲板上去散步，淋浴，或躺在沙发椅上享受海风和阳光。
有一天，海上起了大风，“诺卡尼亚号”船在浪中颠簸，它的马达失灵了，一会儿达达开动，一会儿又死火无声。艾佛船长只得通过无线电通讯装置向巴巴多斯请求援助。不一会，一艘巴巴多斯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艇出现了，它靠近“诺卡尼亚号”船，并把它拖回了首都布里奇敦。靠岸后，人们立即把比格斯关进了单人牢房之中。
监禁比格斯的单人牢房漆着柔和的浅蓝色，里面的摆设也十分舒适。只是英国女皇的肖像挂满了周围显眼的地方，画面上的女皇仿佛在对囚徒微笑；劝他改邪归正。这使比格斯非常恼火，但警卫们却从不和他争辩，反而将他待如上宾。比格斯只好呆在这里注视着自己的命运。
轰动西方世界的头号新闻
比格斯被绑架的消息，像一阵强大的旋风，吹遍了通用英语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人们关注着比格斯的命运，报纸上每天都连篇累牍地报道着他的情况。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件继波兰事件和伊朗局势变化之后的一件大事，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这个消息给巴西的震动特别大，甚至有人提出抗议。塞佩蒂巴足球俱乐部的足球健儿们，立即为自己的头头下半旗致哀。他们认为，比格斯被擒，无疑是一场奇耻大辱。
消息传到英国，比格斯原先的同伙、现在业已释放的同案犯们首先表示不满。已经退休在家的英国原特工部侦探头目杰克·斯莱珀（曾负责捉拿比格斯行动）发表谈话说：“我希望人们从法律上来慎重考虑一下重新逮捕比格斯的行动。但我对这种绑架方式甚为不满。我曾试图让比格斯本人回国投案自首，或者采用不损害国际法尊严的某些方法去实现这个目的。”
有关绑架比格斯的世界性的反应，使事态进一步发展，结局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由于巴西当局出面交涉，认为在一个主权国家里绑架一名已经加入巴西国籍的公民，是不妥的。因此，英国当局只得又把花费了重金才擒捕回来的大盗比格斯送回了巴西。
捕而复逃 全国通缉
在巴西故都里约热内卢市附近，有一座面临大西洋的小镇，名叫塞佩蒂巴。这里有11名着名的足球健儿，成立了一个足球俱乐部。俱乐部的老板罗纳德·比格斯，是一位52岁、头发斑白的传奇式人物，当地的小孩一听这个名字，都会吓得不敢哭闹，宛如古代的人们听到凯撒和拿破仑的威名一般。比格斯的名气，并非是他曾经立下赫赫战功，而是因为他曾犯下抢劫罪，是一个超级大盗。
1963年8月8日，比格斯和他的同伙们曾经成功地抢劫了一列来往于英国格拉斯哥至伦敦之间的火车，劫走了车上250万英镑巨款，成了一起轰动一时的抢劫案。事后，英国当局马上出动60000名警察，在各地穷追搜索，终于把比格斯缉捕归案，判了他30年徒刑。
然而，比格斯身在狱中，贼心不死，差不多两年后，他越狱逃跑了，并且一时不知去向。为了重新抓获他，英国当局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在英国、欧洲以及世界各地加紧追捕。在所有通用英语的国家和地区的报纸上，都刊登着他的照片和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出现的英国警方通缉令，数以千计的电台和电视台，以100多种语言不停地广播着有关比格斯出逃以及英国警方追捕的新闻。可是，比格斯却像希腊神话中的巨神泰坦那样，神出鬼没，四处流窜。就在发自四面八方的捉拿声中，比格斯来到了一个安全的角落，选择了巴西的塞佩蒂巴镇作为自己的避难所，庆幸自己潜逃的成功。巴西当局根据巴西法律第941条而保护着比格斯，同时还拒绝了英国提出的一切有关引渡的要求，这更使比格斯及其同队深感安全和满足。在塞佩蒂巴镇，比格斯不仅用不着隐居，而且还经常接待一些访问足球俱乐部的游客。
远渡重洋 孤身寻匪
在比格斯逃亡巴西，得到巴西当局的保护而心安理得之际，英国有关方面就已经着手制订缉捕他的计划了。这项计划绝密而周全，它将派遣特工人员到巴西去，伺机混进比格斯的朋友圈之中，逐步摸清比格斯的活动情况，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将他秘密绑架。
苏格兰警察队中士约翰·米勒，被指定为具体执行这份计划的负责人。约翰·米勒身材魁梧，容貌英俊，浑身充满力气，他在警察同行中，以少有的精明能干而出类拔萃，深得上司的赏识。
约翰·米勒来到巴西，化名为约翰·麦克·基洛普，混迹于里约热内卢市的大街小巷，出没于嘈杂的咖啡馆和酒巴间。他本来性格好动，加上有意装成放荡不羁的样子，因此就更加容易和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浪荡汉们交上朋友，以至成功地打进了比格斯的朋友圈中，不久就成了比格斯的密友，经常与他一块吃喝玩乐。比格斯还亲昵地称呼他为“约翰尼”。
夜总会里
缉捕的时机成熟了。约翰·米勒被英国当局任命为5人特工小组的负责人，他的手下有3名英国人和1名美国人，都是20来岁的精壮青年。这个小组将担负着飞越大西洋擒获大盗比格斯的重大任务。
1981年1月15日，约翰·米勒和他的小组成员们来到了伦敦西区的一个夜总会，他们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坐下来，开始低声谈论着他们的绝密计划。
突然，夜总会里乱作一团，一张张餐桌被掀翻在地，酒瓶、餐具的破碎声和人们的惊叫声此起彼落，原来这是一个叫安德森的年轻富翁在和一个叫康特赫的拳击手在大打出手。这场殴斗是由一个名叫斯蒂芬尼的女人引起的，因为她先与康特赫鬼混，后来又成了安德森的情妇。今天晚上，正是冤家路窄，为了一点小事，两个情夫便在大庭广众之中打将起来。殴斗越打越烈，一些看热闹的人也乘机加入阵中，整个夜总会更加乱得不可收拾。
约翰·米勒本是一个好斗的人，一个多月前，他也曾在此地和一个人大打出手，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可是今天，他却好像变了另一个性格。就在这一片殴斗声中，一份周密的行动计划制订出来了。特工小组的成员们分头准备，皆同有关部门联系好所需的飞机和船只，然后秘密地乘飞机奔赴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对大盗比格斯布下了天罗地网。
闪电式的绑架
1981年年初的某一天晚上，里约热内卢市的街头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接踵。突然，比格斯出现了，他在一家经常出入的大酒店门前稍停片刻，警觉地向四周扫视了一下，然后信步走进餐厅。入座后，他轻轻地呷了几口酒，抬起头来东顾西盼，像是在找人。
就在这时，大门“砰”的一声被踢开了，几条大汉冲了进来，蜂拥而上，直向比格斯扑过去。比格斯粹不及防，愣住了。当他发现领头的是自己的朋友“约翰尼”时，不禁惊愕地喊道：”啊！不，约翰尼，不，怎么会是你？！”可是，被他称作“约翰尼”的约翰·米勒没有丧失良机，他没有停下手来倾听比格斯倾诉苦衷，毫不犹豫地扔出了一颗毒气麻醉弹。
麻醉弹直落在比格斯的身边，猛地炸开了，它的威力足可使一头正在狂奔乱窜的公牛安静下来。于是，强壮剽悍的比格斯瘫软在地上，尽管他嘴里喃喃自语，呼唤着他的好朋友“约翰尼”，但是“约翰尼”和他的伙伴们却以雨点般的拳头来回答他的呼唤，其中一拳正打中他的左耳根，打得他昏头转向，摇摇欲坠。这时，“约翰尼”又抡起巨臂，把他摔向了桌子的另一边，另一名特工人员趁机一个箭步扑了过去，一把揪住比格斯的头发，对准他的鼻孔灌进了满满的一杯烈酒。比格斯狼狈不堪，双手和双脚也随即被扣上了镣铐。
这一次闪电般的袭击，所花的时间与打一个喷嚏不相上下，当旁边的酒客们从惊愕中猛醒过来时。特工人员们早已架着比格斯冲出门外去了。
紧接着，比格斯被扔进一部早已准备好的小型有篷货车里，货车像一枝离弦之箭，直向里约热内卢市郊驰去。
在车上，特工人员们用布袋把比格斯装起来，嘴里塞上了毛巾。尽管比格斯奋力挣扎，但被5双铁钳般的手死死钳住。
飞驰的货车终于在海边停了下来，特工人员们马上又扛着比格斯奔向一架早已准备好的小型海上旅游飞机。转瞬间，飞机朝北凌空飞去，经过相当一段夜间飞行之后，降落在巴西北部的贝伦地面。在这里，比格斯又被扛到一艘名叫“诺卡尼亚号”的机帆船上，随着这几名特工人员离开了巴西。
海上风光
“诺卡尼亚号”航行在贝伦和巴巴多斯之间的海面上。巴巴多斯是属于英联邦的国度，换句话说，这里与伦敦大同小异。
“诺卡尼亚号”是一条长约20米的机帆船，是特工小组以每周3000英镑的租金从安提瓜岛租来的。它的船长名叫艾佛，是一位英格兰人。
比格斯被押到船上后，先被关在船仓之中。几小时以后，特工人员们便给他松开手脚，让他在船上自由活动。人们常迫令他口述、评论和摹拟自己以往的经历，摄影机和录音机不停地工作着，耗用了大量的胶片和磁带。因为通用英语的国家和地区里的出版商们，将以巨款来争夺比格斯回忆录的出版权。
就这样，比格斯每天上午都对着摄影机和录音机讲述他的往事，下午则到甲板上去散步，淋浴，或躺在沙发椅上享受海风和阳光。
有一天，海上起了大风，“诺卡尼亚号”船在浪中颠簸，它的马达失灵了，一会儿达达开动，一会儿又死火无声。艾佛船长只得通过无线电通讯装置向巴巴多斯请求援助。不一会，一艘巴巴多斯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艇出现了，它靠近“诺卡尼亚号”船，并把它拖回了首都布里奇敦。靠岸后，人们立即把比格斯关进了单人牢房之中。
监禁比格斯的单人牢房漆着柔和的浅蓝色，里面的摆设也十分舒适。只是英国女皇的肖像挂满了周围显眼的地方，画面上的女皇仿佛在对囚徒微笑；劝他改邪归正。这使比格斯非常恼火，但警卫们却从不和他争辩，反而将他待如上宾。比格斯只好呆在这里注视着自己的命运。
轰动西方世界的头号新闻
比格斯被绑架的消息，像一阵强大的旋风，吹遍了通用英语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人们关注着比格斯的命运，报纸上每天都连篇累牍地报道着他的情况。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件继波兰事件和伊朗局势变化之后的一件大事，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这个消息给巴西的震动特别大，甚至有人提出抗议。塞佩蒂巴足球俱乐部的足球健儿们，立即为自己的头头下半旗致哀。他们认为，比格斯被擒，无疑是一场奇耻大辱。
消息传到英国，比格斯原先的同伙、现在业已释放的同案犯们首先表示不满。已经退休在家的英国原特工部侦探头目杰克·斯莱珀（曾负责捉拿比格斯行动）发表谈话说：“我希望人们从法律上来慎重考虑一下重新逮捕比格斯的行动。但我对这种绑架方式甚为不满。我曾试图让比格斯本人回国投案自首，或者采用不损害国际法尊严的某些方法去实现这个目的。”
有关绑架比格斯的世界性的反应，使事态进一步发展，结局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由于巴西当局出面交涉，认为在一个主权国家里绑架一名已经加入巴西国籍的公民，是不妥的。因此，英国当局只得又把花费了重金才擒捕回来的大盗比格斯送回了巴西。
一个伟大的女性
一个伟大的女性
以下所要讲的是一个平凡人的极不平凡的故事。她从很小的时候就集聋、哑、盲于一身，但她却奇迹般地学会了英语、法语和拉丁语、希腊语，她的着作被译成50余种文字，风靡了五大洲的各个角落；她没有做过任何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却受到全世界亿万人民的敬仰和爱戴，她不但给聋哑盲人以鼓舞，而且给正常人以力量。她，就是享誉全球的美国盲人作家海伦·凯勒。
海伦·凯勒1880年诞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特斯开姆比亚。生下来19个月后，海伦突然发起了高烧。高烧退后，妈妈给她洗澡时惊讶地发现，她的小眼睛一眨也不眨。眼科医生的检查表明小海伦双目失明。紧接着妈妈又发现海伦失去了听力。3岁时，海伦连话都不会说了。
海伦长得很快，身体也很结实。但由于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脾气很古怪，动辄大发雷霆。她经常扑倒在地上，发出阵阵尖叫；起床后拒不洗脸；吃饭时调皮捣蛋。关于这般经历，海伦后来写道：“那时，我仿佛感到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抓着。于是，拼命想挣脱这种束缚。”但是海伦并不像大多数聋哑盲童那样落落寡合，她身上似乎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大概就是她日后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1887年，经人介绍，一个受过教育的爱尔兰姑娘安妮·莎莉雯做了海伦的家庭教师。从那以后整整半个世纪，安妮一直是海伦朝夕相守的良师益友。
安妮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爸爸是个酒鬼，每逢酒醉经常对她拳脚相加。1880年安妮因患沙眼双目失明，被送进了珀金斯盲人学校。经过两次手术，双眼恢复了视力。但她毕生却受到眼病的折磨，晚年再一次双目失明。
安妮一到亚拉巴马，就被海伦吸引住了。她刚下车，海伦就向她扑来，用手摸着她的衣服和脸。安妮拿出了珀金斯盲人学校的小朋友送的洋娃娃。海伦立刻爱不释手地玩了起来。趁此机会，安妮在她手上写下“d-o-l-l”（洋娃娃）几个字母，海伦的注意力马上被这一陌生的举动吸引住，模仿起来。这是海伦第一次学习写字。
为了便于教育，安妮把海伦从双亲身旁领到附近的一所农庄。她发现海伦已经能够用许多方法表达自己的意图。想要冰棍，她就摇动一个想象中的致冷器的摇柄；想要面包加奶油，她就做出切面包和涂奶油的动作。她还假装戴上眼镜模仿她爸爸的样子。安妮又用手语教给了她一些新字：针、帽子、杯子和坐、站、走等动词。
两个星期后，安妮带着海伦到水房去汲水，当清凉的水流过海伦的手时，她在海伦的手上拼下了“w-a-t-e-r”（水）这一单词。海伦后来回忆说：“不知怎地，语言的迷突然被揭开了，我终于知道水就是流过我手心的一种物质。这个活的字唤醒了我的灵魂，给我以光明、希望、快乐。”
一个星期过后，海伦已经认识了400多个单词和许多短语。花丛旁、大树下成了她们的教室；蜜蜂、蝴蝶、小鸟、鲜花成了她们的教具。安妮用泥土给海伦做了个地图，用线绳、树枝做成赤道、子午线、南北两极。她还用串起的珠子教海伦数数，用幼儿园小朋友使的棍棍教加、减法。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海伦进步很快，可以一字不误地写信了。海伦写的字是方形的艺术字，一笔一划非常清楚。
海伦8岁时，安妮·莎莉雯把她带到了珀金斯盲人学校。一个新的世界向她打开了。她可以看许多盲文书籍，可以用手语和其它儿童交谈。她学习的课程有算术、地理、动物、植物和语文。学校的学习和家里不拘形式的学习完全不同，但海伦对每门课都非常认真，作业做不完，决不罢休。这种不知疲倦、勤勤恳恳的作风一直坚持到她的晚年。
1890年春天，海伦听说一个挪威聋哑盲姑娘学会了说话，胸中燃起了希望。她在安妮的手上写道：“我要说话。”
安妮领着她去找波士顿霍勒斯·曼聋哑学校的校长萨拉·富勒小姐。富勒小姐立即开始教海伦说话。她把海伦的手指放进自己的嘴里，让海伦感觉她舌头、牙齿的位置和下颌的运动。
然后富勒小姐把舌头顶住下牙床，做好发“Ｉ”音的准备。接着把海伦的食指放在她牙齿旁，另一个指头放在咽喉处，再反复地发“Ｉ”音。富勒刚一停止，海伦就用手把自己的牙齿和舌位摆正，发出的音几乎和富勒的一模一样。
接着她们又开始练习“a”、“o”两个元音。这两个音海伦发得很清楚。学完“a”、“o”后，又开始学“ＰａＰａ”和“ＭａＭａ”，富勒一边念，一边在海伦的手上划出两个音节间的相对长度。模仿几遍后，海伦就可以正确地发这两个字的音了。
海伦跟着富勒小姐上了11节课，但这只是长期奋斗的开端。为了改进发音，她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苦练着。安妮说话时，她用手指去感觉安妮喉咙的振动，舌头和嘴唇的运动。
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怪里怪气，语调平平的，不分轻重音。每当需要加强语气时，就用攥成拳头的右手在左手手心上一击。尽管如此，她的声音代表了她为之奋斗的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她对语言的掌握被称为“教育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以后不久，海伦通过用手摸别人的嘴唇的方法解决了“听”的问题。她把食指放在说话人的嘴唇上，中指放在鼻子上，大拇指放在喉咙上，就可以清楚地“听”到对方的声音。
通过这种办法，她“听”到了马克·吐温妙趣横生的笑话和着名歌唱家恩赖克、卡鲁索的歌喉。更有趣的是：把手轻轻放在小提琴上，她竟能“听”到小提琴的演奏！
几年后，海伦听说的能力都有很大提高，接着她进了吉尔曼女子中学。上课时安妮总是坐在海伦身旁，把老师讲的内容写在她的手上。1900年，海伦考进了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入高等学府的聋哑盲人。
但是大学生活使海伦感到有些失望。她觉得没有独立思考的时间。上课时无法记笔记，因为她的手在忙着“听讲”。回到宿舍后再匆匆地把脑子里记下的东西写下来。她们从德国等地搞了一些盲文书籍，海伦贪婪地读着，直到手上磨起了血泡。
海伦毕业于1904年，在英语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刚一毕业，欧美各主要报刊的约稿信就像雪片般涌来。是年，海伦应邀至圣路易斯博览会，呼吁全世界关心聋盲人的教育问题。
1914年海伦和安妮开始了第一次演讲旅行，同行的有她的秘书兼管家波莉·汤姆森，一个活泼能干的苏格兰姑娘。
20世纪30年代海伦不断访问欧洲和亚洲各国。她非常关心聋哑盲人的状况，为他们呼吁，为他们募捐。为此，许多国家授与海伦荣誉学位和奖章。
与此同时，安妮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坏，几乎双目失明，再也不能陪伴精力充沛的海伦了。她逝世于1930年。同年，美国政府授与海伦·凯勒和安妮·莎莉雯“罗斯福勋章”。
1950年，海伦和汤姆森小姐住在康涅狄格州的韦斯特波特附近。每天吃早饭时，汤姆森小姐都把当天的要闻念给她“听”。如果天气好，就在花园里干点活。剩下的时间几乎都在书房里的打字机前度过。
海伦·凯勒逝世于1968年6月，终年87岁。
以下所要讲的是一个平凡人的极不平凡的故事。她从很小的时候就集聋、哑、盲于一身，但她却奇迹般地学会了英语、法语和拉丁语、希腊语，她的着作被译成50余种文字，风靡了五大洲的各个角落；她没有做过任何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却受到全世界亿万人民的敬仰和爱戴，她不但给聋哑盲人以鼓舞，而且给正常人以力量。她，就是享誉全球的美国盲人作家海伦·凯勒。
海伦·凯勒1880年诞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特斯开姆比亚。生下来19个月后，海伦突然发起了高烧。高烧退后，妈妈给她洗澡时惊讶地发现，她的小眼睛一眨也不眨。眼科医生的检查表明小海伦双目失明。紧接着妈妈又发现海伦失去了听力。3岁时，海伦连话都不会说了。
海伦长得很快，身体也很结实。但由于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脾气很古怪，动辄大发雷霆。她经常扑倒在地上，发出阵阵尖叫；起床后拒不洗脸；吃饭时调皮捣蛋。关于这般经历，海伦后来写道：“那时，我仿佛感到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抓着。于是，拼命想挣脱这种束缚。”但是海伦并不像大多数聋哑盲童那样落落寡合，她身上似乎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大概就是她日后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1887年，经人介绍，一个受过教育的爱尔兰姑娘安妮·莎莉雯做了海伦的家庭教师。从那以后整整半个世纪，安妮一直是海伦朝夕相守的良师益友。
安妮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爸爸是个酒鬼，每逢酒醉经常对她拳脚相加。1880年安妮因患沙眼双目失明，被送进了珀金斯盲人学校。经过两次手术，双眼恢复了视力。但她毕生却受到眼病的折磨，晚年再一次双目失明。
安妮一到亚拉巴马，就被海伦吸引住了。她刚下车，海伦就向她扑来，用手摸着她的衣服和脸。安妮拿出了珀金斯盲人学校的小朋友送的洋娃娃。海伦立刻爱不释手地玩了起来。趁此机会，安妮在她手上写下“d-o-l-l”（洋娃娃）几个字母，海伦的注意力马上被这一陌生的举动吸引住，模仿起来。这是海伦第一次学习写字。
为了便于教育，安妮把海伦从双亲身旁领到附近的一所农庄。她发现海伦已经能够用许多方法表达自己的意图。想要冰棍，她就摇动一个想象中的致冷器的摇柄；想要面包加奶油，她就做出切面包和涂奶油的动作。她还假装戴上眼镜模仿她爸爸的样子。安妮又用手语教给了她一些新字：针、帽子、杯子和坐、站、走等动词。
两个星期后，安妮带着海伦到水房去汲水，当清凉的水流过海伦的手时，她在海伦的手上拼下了“w-a-t-e-r”（水）这一单词。海伦后来回忆说：“不知怎地，语言的迷突然被揭开了，我终于知道水就是流过我手心的一种物质。这个活的字唤醒了我的灵魂，给我以光明、希望、快乐。”
一个星期过后，海伦已经认识了400多个单词和许多短语。花丛旁、大树下成了她们的教室；蜜蜂、蝴蝶、小鸟、鲜花成了她们的教具。安妮用泥土给海伦做了个地图，用线绳、树枝做成赤道、子午线、南北两极。她还用串起的珠子教海伦数数，用幼儿园小朋友使的棍棍教加、减法。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海伦进步很快，可以一字不误地写信了。海伦写的字是方形的艺术字，一笔一划非常清楚。
海伦8岁时，安妮·莎莉雯把她带到了珀金斯盲人学校。一个新的世界向她打开了。她可以看许多盲文书籍，可以用手语和其它儿童交谈。她学习的课程有算术、地理、动物、植物和语文。学校的学习和家里不拘形式的学习完全不同，但海伦对每门课都非常认真，作业做不完，决不罢休。这种不知疲倦、勤勤恳恳的作风一直坚持到她的晚年。
1890年春天，海伦听说一个挪威聋哑盲姑娘学会了说话，胸中燃起了希望。她在安妮的手上写道：“我要说话。”
安妮领着她去找波士顿霍勒斯·曼聋哑学校的校长萨拉·富勒小姐。富勒小姐立即开始教海伦说话。她把海伦的手指放进自己的嘴里，让海伦感觉她舌头、牙齿的位置和下颌的运动。
然后富勒小姐把舌头顶住下牙床，做好发“Ｉ”音的准备。接着把海伦的食指放在她牙齿旁，另一个指头放在咽喉处，再反复地发“Ｉ”音。富勒刚一停止，海伦就用手把自己的牙齿和舌位摆正，发出的音几乎和富勒的一模一样。
接着她们又开始练习“a”、“o”两个元音。这两个音海伦发得很清楚。学完“a”、“o”后，又开始学“ＰａＰａ”和“ＭａＭａ”，富勒一边念，一边在海伦的手上划出两个音节间的相对长度。模仿几遍后，海伦就可以正确地发这两个字的音了。
海伦跟着富勒小姐上了11节课，但这只是长期奋斗的开端。为了改进发音，她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苦练着。安妮说话时，她用手指去感觉安妮喉咙的振动，舌头和嘴唇的运动。
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怪里怪气，语调平平的，不分轻重音。每当需要加强语气时，就用攥成拳头的右手在左手手心上一击。尽管如此，她的声音代表了她为之奋斗的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她对语言的掌握被称为“教育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以后不久，海伦通过用手摸别人的嘴唇的方法解决了“听”的问题。她把食指放在说话人的嘴唇上，中指放在鼻子上，大拇指放在喉咙上，就可以清楚地“听”到对方的声音。
通过这种办法，她“听”到了马克·吐温妙趣横生的笑话和着名歌唱家恩赖克、卡鲁索的歌喉。更有趣的是：把手轻轻放在小提琴上，她竟能“听”到小提琴的演奏！
几年后，海伦听说的能力都有很大提高，接着她进了吉尔曼女子中学。上课时安妮总是坐在海伦身旁，把老师讲的内容写在她的手上。1900年，海伦考进了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入高等学府的聋哑盲人。
但是大学生活使海伦感到有些失望。她觉得没有独立思考的时间。上课时无法记笔记，因为她的手在忙着“听讲”。回到宿舍后再匆匆地把脑子里记下的东西写下来。她们从德国等地搞了一些盲文书籍，海伦贪婪地读着，直到手上磨起了血泡。
海伦毕业于1904年，在英语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刚一毕业，欧美各主要报刊的约稿信就像雪片般涌来。是年，海伦应邀至圣路易斯博览会，呼吁全世界关心聋盲人的教育问题。
1914年海伦和安妮开始了第一次演讲旅行，同行的有她的秘书兼管家波莉·汤姆森，一个活泼能干的苏格兰姑娘。
20世纪30年代海伦不断访问欧洲和亚洲各国。她非常关心聋哑盲人的状况，为他们呼吁，为他们募捐。为此，许多国家授与海伦荣誉学位和奖章。
与此同时，安妮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坏，几乎双目失明，再也不能陪伴精力充沛的海伦了。她逝世于1930年。同年，美国政府授与海伦·凯勒和安妮·莎莉雯“罗斯福勋章”。
1950年，海伦和汤姆森小姐住在康涅狄格州的韦斯特波特附近。每天吃早饭时，汤姆森小姐都把当天的要闻念给她“听”。如果天气好，就在花园里干点活。剩下的时间几乎都在书房里的打字机前度过。
海伦·凯勒逝世于1968年6月，终年87岁。
他演列宁
他演列宁
完全不像
我接受拍摄《列宁在十月》的任务是很突然的。5月底给了我电影剧本，到11月7日影片就要上银幕。
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由谁演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我还是剧作者都没有犹豫动摇。我们都知道有过一次最权威的提示，即高尔基在一次排练中向史楚金说的众所周知的话：“您能演列宁。”
当我来找史楚金进行初次谈话时，我被领进他的办公室。桌子上放着一本列宁全集，书页上涂满了符号。在椅子上放着列宁录音唱片，满屋子是安德烈耶夫画的画像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照片。当时史楚金正为准备《带枪的人》一剧中列宁的形象而工作，该剧也应在11月初上演。
过了几分钟，办公室的主人走了进来，我立即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失望的、过于敏感的情绪。站在我面前的人完全不像列宁。
当我一边嗫嚅地道着歉并说明来意，一边怀着忧郁的不信任感看着史楚金时。史楚金已预先知道我的来意，他也怀着同样的不信任感看着我，因为在他看来，我们的全部打算是大可怀疑的。他认为，在两三个月内拍一部影片是不可能的，不经排练就演列宁是一种鲁莽行为。
可是，当我叙述剧本内容并且谈到列宁盖着捷尔任斯基的大衣在瓦西里家的地板上睡觉那场戏时，史楚金突然来了兴趣。
他反复问我这场戏，看来他是喜欢这场戏的。他双眼闪耀着光芒，谈话也随之活跃起来。很快我就明白了，高尔基为什么说史楚金能演列宁。我在史楚金的眼睛里看到了令人吃惊的、少有的、天才的火焰，智慧和幽默的火焰。这火焰一下子把他的脸照得通明。史楚金魅力的实质就是“列宁式”的，因为这正是那种卓越和鲜明的智慧的魅力。
在交谈中，我回忆起高尔基的一次谈话：“我无论写谁，即使他是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我一定要在他身上找到不一般的、那怕乍看起来是奇怪的特征，当读者窥见这些特征时，我会迫使他们内心发出微笑。”
当我着手考虑列宁形象的时候，立即想起高尔基这段话。我决定查对一下，高尔基在自己创作中是如何实践这一原则时，他指的是谁？会不会是列宁呢？他说的是“时代最伟大的人物”；看来，指的是列宁。我再次阅读高尔基写的列宁回忆录。高尔 基第一次是这样描写列宁的：“我感到，他身上少了点儿什么。说话不会发卷舌音，两臂交叉，把手塞在腋下，满不在乎地站着。”还有：“他往往摆出一副奇怪的、有点儿滑稽的姿态：头向后扬而且稍微偏向一侧，把手指伸进坎肩，塞在腋下。在这一姿态里有一种令人奇怪的、可爱又可笑的东西， 有一种好斗公鸡似的东西……”
这些话以及在卡普里岛钓鱼的描写既使我兴奋，又使我担忧。我突然感到，可以把列宁当做人来描写，而不要当做神。看来，高尔基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并贯彻始终，但轻率地跟在他的后面却是有点儿可怕。要知道，这拍的是电影啊！
请想一想，“满不在乎地站着”，“滑稽的姿态”，“好斗公鸡似的”……这是些什么话！可这形容的是列宁！
我开始回忆，活着的列宁是什么样子？我见过他两次而且听过他的演说。遗憾的是，我听他演说时根本没有想到，20年后我会拍摄描写他的影片。
史楚金可从未见过列宁。他的工作只是从研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录音唱片、照片、画像以及有关列宁的回忆录开始的。
就这样，当我把高尔基的见解传达给史楚金时，他非常高兴。他要我允许他在某些情节里，包括列宁第一次出场，能演得让观众脸上有微笑，甚至笑出声来。
在这一天，我们好像对演员任务的理解入了门。我完全信赖史楚金了。
列宁怎样笑
开拍时间越是临近，史楚金越是不安并且发起脾气来。他认为他还没准备好。
在一次争论中史楚金突然提出一条拖延开拍的新理由：他不知道，列宁是怎样笑的。史楚金说：“笑是人性格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您既然是导演，就应当表演给我看，列宁是怎样笑的，把这个笑找到了，我就开拍。”
我从来没有听过列宁的笑声。当然，我不能表演给他看。我立刻打听到，有个(·(·曼努尔斯基，他曾是列宁身边的人，他有时学列宁能学到维妙维肖的程度，列宁甚至常对他说：“把我演给我看看！”
曼努尔斯基高兴地来到制片厂。史楚金化了妆，穿上列宁的服装。人们兴奋异常。房间里只剩下三个人：史楚金、曼努尔斯基和我。于是曼努尔斯基开始表演列宁是怎样笑的。他告诉我们列宁的笑有数十种，有他站在讲坛，把一支手伸向前方，愤怒讽刺某个由于无可奈何的仇恨而颤抖起来的孟什维克时发出的讥讽的大笑，有孩提般善良的、尖声的笑，当伊里奇这样笑时是止不住的，他会一边擦眼泪一次又一次地笑个不止。
曼努尔斯基试着笑了一下，立即又停住了，说：“不行，我笑不出来。”
史楚金突然提出：“让我试试……”
他走到房间的一角，背对着我们，站在那儿默不作声，大概过了一分钟，他突然转向我们。我“啊呀”一声：他变成另一个人了！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史楚金突然变得瘦削了，显得更结实、更挺拔了。他头和脚的位置都有一种难以捉摸的列宁式的东西显现出来。脸也变了：眼睛和面颊变成了另一种眼睛和面颊。现在的史楚金无可比拟地更像列宁。
他迈着急促的列宁式的步子向曼努尔斯基走来，把手向前一伸，说：“您不能笑吗？可我能！”
他笑得非常像列宁。
曼努尔斯基的脸抽搐了一下：他一定是想起了列宁。他看着史楚金，沉吟片刻，说道：“您明白，我没有什么可教您的。”接着便告辞了。
“史楚金日”
每次排练，史楚金一离开化妆室就已进入角色。
他化好妆，检查一遍。喝一杯在拍摄之前一定要喝的茶。他站起身，对着镜子看一眼，穿上上衣，一切准备就绪。他从化妆室走出，来到走廊则已进入角色，他迈着急促的步子，头高高扬起，精力集中，精神饱满。他沿着制片厂长长的走廊一直到摄影棚都是这样走着。对面遇见的人都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目送他过去，或跟在他的后边。他这样走进摄影棚，这样来到道具中间，这样跟别人打招呼，这样投入工作。
史楚金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长廊里每走一次对制片厂来说都是重大事件。全厂都知道了：史楚金走过去了。无须要大家安静，大家自然而然就安静下来。史楚金拍片的日子被称为“史楚金日”。这是由史楚金在长廊里走而形成的。
每次拍摄工作未结束之前，史楚金从不允许自己脱离角色。即使在两个镜头间歇时，他也是有着一种特殊的尊严，郑重其事地怀有伟大人物的亲切感，穿着列宁的服饰，带着列宁的装束。
史楚金创造起角色来是没明没黑的，有时间真是受罪。如果晚上我得以回家，明天又有史楚金拍片的任务，我就得把电话机放在床边，因为我早就知道，这一夜你甭想安静。果然，半夜12点第一次电话铃响了。夜里两点电话铃又响了。夜里3点电话铃再一次响了起来。而3次电话中商讨的只不过是一句台词的3种表达方法。我央求道：“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睡觉吧！明天再说！”
我听到的回答是：
“我不能在明天！我要的是今天！现在忍耐一下吧：请给我确定一种说法！”
觉是不能睡了，在电话上把几种说法挑来挑去，终于肯定了一种。这句台词是：“不，不，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这是不可能的！”
可这样一来，第二天史楚金来的时候确是准备停当的。每句话早就掂量过了，所有的潜台词早就确定下来。他的动作极为精确，使人叹为观止。
激情的爆发
当拍列宁第一次出现在斯莫尔尼宫讲坛上那场戏时，我们请来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群众演员。他们常常今天扮演贵族，明天扮演苏维埃代表。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持有一种习以为常的冷漠态度。
就这样，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群众场面组成了，有1000人，也可能还多，坐在装饰成斯莫尔尼宫会议大厅的摄影棚里。我简单地讲了几句话，向同志们说明，他们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扮演列宁的演员就从那扇门进来，走过人行通道，看到他时要起立，鼓掌，喊：“乌拉！列宁万岁！”
我以为，第一次“乌拉！”一定是没劲儿的，会乱成一团，我将不得不一再校正镜头，不断给大家“打气”。
可是发生了预想不到的事，当史楚金刚进门，迈着轻快的列宁式的步子走上人行通道时，整个大厅像刮起了一阵风似的站了起来，响起了宏大的“乌拉！”声，整个摄影棚被激动的呼喊震得抖动起来。
我们的灯光还没有准备好，摄影机还没有装上胶片，可大厅已在一片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欢呼声中沸腾了。我看见，很多人眼里流出泪水。这是激情的真正的爆发，是无法排演出来的。
史楚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感情迸发吓了一跳。他停住了脚步，但立即又以其卓越的演员的机智表明自己停下来是正当的。他之所以停下脚步似乎是由于这种过分的欢呼而感到窘迫所致，他为自己的窘态也发笑了。他挥了一下手，似乎说：“你们这是怎么了，同志们？难道可以这样喊吗？”他一边笑，一边又眉头紧蹙，被人民的欢呼弄得有点儿心神不安地沿着人行通道走了过去。
我打算把排练停下来，但我的叫喊和手势既没有人听见，也没有人看见：谁也没注意我。我明白，再重复这样的欢呼是不可能了，史楚金给人们的第一次印象是不可逾越的。
天才的特征
如果什么时候有一位演员，他能借助史楚金的经验，在理解这一伟大性格方面能更进一步，把握得更完整，那么，他就可能有能力把列宁的全部性格特征把握住。那时，我们原以为太奇特的某些动作就会成为自然的，明确的，来源于性格本身的了。
有个性、活跃、爽直等等是不会丝毫贬低无产阶级领袖的，只会表现出他非凡的机智，他的纯朴，他的谦逊。
有谁在开会时会坐在通向讲台的阶梯上写字呢？你能否设想，会有哪一位部长或者甚至一般的某单位的主任能在开会的大厅里坐在通向舞台的阶梯上呢？可列宁在共产国际代表会上就曾这样坐着！这不是无稽之谈。这已由电影摄影机拍下来，记录在电影胶片上了！
那应该怎样演列宁呢？应当考虑到，他正是这样行动的，他正是能这样坐着的！
这是一种无任何顾忌的性格，是与一切清规戒律格格不入的性格。是一种独特的性格。这正是天才的特征。任何一个活动家，包括，请原谅，任何一个傻瓜，都能带着一副自命不凡的面孔，而只有伟大的人才会丝毫不关心个人的威严！
史楚金正是从蜷曲着身躯坐在共产国际代表会议的阶梯上的列宁身上，从无比生动的，有时怒容满面，有时和颜悦色，既有铁一般的毅力，又有感人肺腑的温情，既有远见卓识，又有点儿孩提般天真的、从不考虑个人、把全部身心倾注于事业、倾注于人、倾注于生活、倾注于欢笑、倾注于悲哀、倾注于快乐的列宁的身上，成功地获取了某些东西……而且比其他的表演者获取的更多，其他表演者会谅解我说了真话。他从列宁身上取得的多些，因而他给我们大家的就多些。
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唯独喜爱饰演列宁的史楚金的缘故。人民喜爱的是他表演的鲜明的和大胆的人性。
完全不像
我接受拍摄《列宁在十月》的任务是很突然的。5月底给了我电影剧本，到11月7日影片就要上银幕。
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由谁演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我还是剧作者都没有犹豫动摇。我们都知道有过一次最权威的提示，即高尔基在一次排练中向史楚金说的众所周知的话：“您能演列宁。”
当我来找史楚金进行初次谈话时，我被领进他的办公室。桌子上放着一本列宁全集，书页上涂满了符号。在椅子上放着列宁录音唱片，满屋子是安德烈耶夫画的画像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照片。当时史楚金正为准备《带枪的人》一剧中列宁的形象而工作，该剧也应在11月初上演。
过了几分钟，办公室的主人走了进来，我立即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失望的、过于敏感的情绪。站在我面前的人完全不像列宁。
当我一边嗫嚅地道着歉并说明来意，一边怀着忧郁的不信任感看着史楚金时。史楚金已预先知道我的来意，他也怀着同样的不信任感看着我，因为在他看来，我们的全部打算是大可怀疑的。他认为，在两三个月内拍一部影片是不可能的，不经排练就演列宁是一种鲁莽行为。
可是，当我叙述剧本内容并且谈到列宁盖着捷尔任斯基的大衣在瓦西里家的地板上睡觉那场戏时，史楚金突然来了兴趣。
他反复问我这场戏，看来他是喜欢这场戏的。他双眼闪耀着光芒，谈话也随之活跃起来。很快我就明白了，高尔基为什么说史楚金能演列宁。我在史楚金的眼睛里看到了令人吃惊的、少有的、天才的火焰，智慧和幽默的火焰。这火焰一下子把他的脸照得通明。史楚金魅力的实质就是“列宁式”的，因为这正是那种卓越和鲜明的智慧的魅力。
在交谈中，我回忆起高尔基的一次谈话：“我无论写谁，即使他是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我一定要在他身上找到不一般的、那怕乍看起来是奇怪的特征，当读者窥见这些特征时，我会迫使他们内心发出微笑。”
当我着手考虑列宁形象的时候，立即想起高尔基这段话。我决定查对一下，高尔基在自己创作中是如何实践这一原则时，他指的是谁？会不会是列宁呢？他说的是“时代最伟大的人物”；看来，指的是列宁。我再次阅读高尔基写的列宁回忆录。高尔 基第一次是这样描写列宁的：“我感到，他身上少了点儿什么。说话不会发卷舌音，两臂交叉，把手塞在腋下，满不在乎地站着。”还有：“他往往摆出一副奇怪的、有点儿滑稽的姿态：头向后扬而且稍微偏向一侧，把手指伸进坎肩，塞在腋下。在这一姿态里有一种令人奇怪的、可爱又可笑的东西， 有一种好斗公鸡似的东西……”
这些话以及在卡普里岛钓鱼的描写既使我兴奋，又使我担忧。我突然感到，可以把列宁当做人来描写，而不要当做神。看来，高尔基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并贯彻始终，但轻率地跟在他的后面却是有点儿可怕。要知道，这拍的是电影啊！
请想一想，“满不在乎地站着”，“滑稽的姿态”，“好斗公鸡似的”……这是些什么话！可这形容的是列宁！
我开始回忆，活着的列宁是什么样子？我见过他两次而且听过他的演说。遗憾的是，我听他演说时根本没有想到，20年后我会拍摄描写他的影片。
史楚金可从未见过列宁。他的工作只是从研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录音唱片、照片、画像以及有关列宁的回忆录开始的。
就这样，当我把高尔基的见解传达给史楚金时，他非常高兴。他要我允许他在某些情节里，包括列宁第一次出场，能演得让观众脸上有微笑，甚至笑出声来。
在这一天，我们好像对演员任务的理解入了门。我完全信赖史楚金了。
列宁怎样笑
开拍时间越是临近，史楚金越是不安并且发起脾气来。他认为他还没准备好。
在一次争论中史楚金突然提出一条拖延开拍的新理由：他不知道，列宁是怎样笑的。史楚金说：“笑是人性格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您既然是导演，就应当表演给我看，列宁是怎样笑的，把这个笑找到了，我就开拍。”
我从来没有听过列宁的笑声。当然，我不能表演给他看。我立刻打听到，有个(·(·曼努尔斯基，他曾是列宁身边的人，他有时学列宁能学到维妙维肖的程度，列宁甚至常对他说：“把我演给我看看！”
曼努尔斯基高兴地来到制片厂。史楚金化了妆，穿上列宁的服装。人们兴奋异常。房间里只剩下三个人：史楚金、曼努尔斯基和我。于是曼努尔斯基开始表演列宁是怎样笑的。他告诉我们列宁的笑有数十种，有他站在讲坛，把一支手伸向前方，愤怒讽刺某个由于无可奈何的仇恨而颤抖起来的孟什维克时发出的讥讽的大笑，有孩提般善良的、尖声的笑，当伊里奇这样笑时是止不住的，他会一边擦眼泪一次又一次地笑个不止。
曼努尔斯基试着笑了一下，立即又停住了，说：“不行，我笑不出来。”
史楚金突然提出：“让我试试……”
他走到房间的一角，背对着我们，站在那儿默不作声，大概过了一分钟，他突然转向我们。我“啊呀”一声：他变成另一个人了！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史楚金突然变得瘦削了，显得更结实、更挺拔了。他头和脚的位置都有一种难以捉摸的列宁式的东西显现出来。脸也变了：眼睛和面颊变成了另一种眼睛和面颊。现在的史楚金无可比拟地更像列宁。
他迈着急促的列宁式的步子向曼努尔斯基走来，把手向前一伸，说：“您不能笑吗？可我能！”
他笑得非常像列宁。
曼努尔斯基的脸抽搐了一下：他一定是想起了列宁。他看着史楚金，沉吟片刻，说道：“您明白，我没有什么可教您的。”接着便告辞了。
“史楚金日”
每次排练，史楚金一离开化妆室就已进入角色。
他化好妆，检查一遍。喝一杯在拍摄之前一定要喝的茶。他站起身，对着镜子看一眼，穿上上衣，一切准备就绪。他从化妆室走出，来到走廊则已进入角色，他迈着急促的步子，头高高扬起，精力集中，精神饱满。他沿着制片厂长长的走廊一直到摄影棚都是这样走着。对面遇见的人都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目送他过去，或跟在他的后边。他这样走进摄影棚，这样来到道具中间，这样跟别人打招呼，这样投入工作。
史楚金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长廊里每走一次对制片厂来说都是重大事件。全厂都知道了：史楚金走过去了。无须要大家安静，大家自然而然就安静下来。史楚金拍片的日子被称为“史楚金日”。这是由史楚金在长廊里走而形成的。
每次拍摄工作未结束之前，史楚金从不允许自己脱离角色。即使在两个镜头间歇时，他也是有着一种特殊的尊严，郑重其事地怀有伟大人物的亲切感，穿着列宁的服饰，带着列宁的装束。
史楚金创造起角色来是没明没黑的，有时间真是受罪。如果晚上我得以回家，明天又有史楚金拍片的任务，我就得把电话机放在床边，因为我早就知道，这一夜你甭想安静。果然，半夜12点第一次电话铃响了。夜里两点电话铃又响了。夜里3点电话铃再一次响了起来。而3次电话中商讨的只不过是一句台词的3种表达方法。我央求道：“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睡觉吧！明天再说！”
我听到的回答是：
“我不能在明天！我要的是今天！现在忍耐一下吧：请给我确定一种说法！”
觉是不能睡了，在电话上把几种说法挑来挑去，终于肯定了一种。这句台词是：“不，不，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这是不可能的！”
可这样一来，第二天史楚金来的时候确是准备停当的。每句话早就掂量过了，所有的潜台词早就确定下来。他的动作极为精确，使人叹为观止。
激情的爆发
当拍列宁第一次出现在斯莫尔尼宫讲坛上那场戏时，我们请来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群众演员。他们常常今天扮演贵族，明天扮演苏维埃代表。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持有一种习以为常的冷漠态度。
就这样，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群众场面组成了，有1000人，也可能还多，坐在装饰成斯莫尔尼宫会议大厅的摄影棚里。我简单地讲了几句话，向同志们说明，他们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扮演列宁的演员就从那扇门进来，走过人行通道，看到他时要起立，鼓掌，喊：“乌拉！列宁万岁！”
我以为，第一次“乌拉！”一定是没劲儿的，会乱成一团，我将不得不一再校正镜头，不断给大家“打气”。
可是发生了预想不到的事，当史楚金刚进门，迈着轻快的列宁式的步子走上人行通道时，整个大厅像刮起了一阵风似的站了起来，响起了宏大的“乌拉！”声，整个摄影棚被激动的呼喊震得抖动起来。
我们的灯光还没有准备好，摄影机还没有装上胶片，可大厅已在一片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欢呼声中沸腾了。我看见，很多人眼里流出泪水。这是激情的真正的爆发，是无法排演出来的。
史楚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感情迸发吓了一跳。他停住了脚步，但立即又以其卓越的演员的机智表明自己停下来是正当的。他之所以停下脚步似乎是由于这种过分的欢呼而感到窘迫所致，他为自己的窘态也发笑了。他挥了一下手，似乎说：“你们这是怎么了，同志们？难道可以这样喊吗？”他一边笑，一边又眉头紧蹙，被人民的欢呼弄得有点儿心神不安地沿着人行通道走了过去。
我打算把排练停下来，但我的叫喊和手势既没有人听见，也没有人看见：谁也没注意我。我明白，再重复这样的欢呼是不可能了，史楚金给人们的第一次印象是不可逾越的。
天才的特征
如果什么时候有一位演员，他能借助史楚金的经验，在理解这一伟大性格方面能更进一步，把握得更完整，那么，他就可能有能力把列宁的全部性格特征把握住。那时，我们原以为太奇特的某些动作就会成为自然的，明确的，来源于性格本身的了。
有个性、活跃、爽直等等是不会丝毫贬低无产阶级领袖的，只会表现出他非凡的机智，他的纯朴，他的谦逊。
有谁在开会时会坐在通向讲台的阶梯上写字呢？你能否设想，会有哪一位部长或者甚至一般的某单位的主任能在开会的大厅里坐在通向舞台的阶梯上呢？可列宁在共产国际代表会上就曾这样坐着！这不是无稽之谈。这已由电影摄影机拍下来，记录在电影胶片上了！
那应该怎样演列宁呢？应当考虑到，他正是这样行动的，他正是能这样坐着的！
这是一种无任何顾忌的性格，是与一切清规戒律格格不入的性格。是一种独特的性格。这正是天才的特征。任何一个活动家，包括，请原谅，任何一个傻瓜，都能带着一副自命不凡的面孔，而只有伟大的人才会丝毫不关心个人的威严！
史楚金正是从蜷曲着身躯坐在共产国际代表会议的阶梯上的列宁身上，从无比生动的，有时怒容满面，有时和颜悦色，既有铁一般的毅力，又有感人肺腑的温情，既有远见卓识，又有点儿孩提般天真的、从不考虑个人、把全部身心倾注于事业、倾注于人、倾注于生活、倾注于欢笑、倾注于悲哀、倾注于快乐的列宁的身上，成功地获取了某些东西……而且比其他的表演者获取的更多，其他表演者会谅解我说了真话。他从列宁身上取得的多些，因而他给我们大家的就多些。
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唯独喜爱饰演列宁的史楚金的缘故。人民喜爱的是他表演的鲜明的和大胆的人性。
底子
底子
“那女人讲起艺术来尽是莫名其妙的行话，我真感到腻味，”克罗维斯对他的记者朋友说，“她老是喜欢讲某些画‘长在人身上’，仿佛这些画是种真菌似的。”
“这倒使我想起了，”记者说道，“亨利·戴普里斯的故事。我以前给你讲过这个故事吗？”
克罗维斯摇了摇头。
“亨利·戴普里斯是卢森堡大公国人氏。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当了旅行推销员。由于职业关系，经常出国。有次在意大利北部一座小城镇暂住时，从家信里得知，他可以分享一位已故远房亲戚的遗产。
“这笔遗产的数目不大，就是从亨利·戴普里斯不抱非分之想的观点来看也是如此，但却驱使他考虑享受某些似乎无害的奢侈。这尤其使他想赞助以安德烈斯·宾奇尼先生的文身刺针为代表的当地艺术。宾奇尼先生可算得上意大利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文身技艺大师，可那时他一贫如洗，因此便欣然同意以600法郎的金额，在他顾主的脊背上，上自锁肩胛骨下至腰部，用斑斓的色彩刺上《伊卡洛斯之坠亡》这幅画。这画的轮廓逐渐显现时，戴普里斯先生感到有点失望，因为他原以为伊卡洛斯是个要塞，在三十年战争期间被华伦斯坦将军所攻陷。可这幅作品最后完成时他感到极其满意，因为所有那些有幸目睹这画的人都交口称誉，认为这是宾奇尼的绝妙之作。
“这是宾奇尼一生中付出的最大心血，然而也是他付出的最后心血。这位杰出的艺人尚未拿到报酬，就溘然与世长辞了，埋在刻有华丽辞藻铭文的墓碑之下；不过，还有宾奇尼的未亡人，这600法郎得付给她。这么一来，亨利·戴普里斯，就是那位旅行推销员，从此也就厄运当头了。因为要支付这样那样的小笔开支，那遗产最后也就所剩无几；而且，当一笔急需偿还的酒帐及其他日常杂项帐款付清之后，给那位孤孀仅剩430法郎。这位夫人异常愤怒，但并不完全是因为——正像她喋喋不休地解释的那样——戴普里斯打算少给170法郎，更重要的是，戴普里斯有意贬低她已故丈夫这幅已有定评的杰作的价值。又过了一个星期，戴普里斯把他的出价减到405法郎。这件事如火上浇油，那寡妇气得火冒三丈。她勾销了这件艺术品的买卖。几天后，戴普里斯惊愕地获悉，宾奇尼夫人已把画捐赠给贝加摩市，当然贝加摩市深表谢意地接受了。戴普里斯极其小心翼翼地离开住地，当他因公务抵达罗马时，才真的感到如释重负。因为他希望，在罗马人们不会注意他和那幅名画有什么联系。
“但是，他背上还背着表现那位已逝去的人的天才的重负。有天他去洗蒸汽浴，刚步入水汽的走廊，浴室老板就立即匆匆忙忙地又给他穿上了衣服。这老板是意大利北方人，说未经贝加摩市许可，他断然拒绝公开展出名画《伊卡洛斯之坠亡》。知道这事的人越来越多，因此公众的兴趣及官方的警惕也有增无已，而戴普里斯呢，即使在最酷热难熬的下午，也不能在海水或河水里泡上片刻，除非穿上裹得严严实实的游泳衣，上面一直包到锁骨处。后来，贝加摩当局感到盐水可能会对这幅杰作有害，所以就下了个永久性的禁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这个已被折磨得够呛的旅行推销员下海洗浴。长话短叙吧，他商号的雇主在波尔多给他找到新的工作地区时，他感激得涕零之至。然而，他的欣慰在法意边界刹那间化为乌有。威风凛凛、戒备森严的官方武装部队排在那里，不准他出境；这使他记起了禁止意大利艺术品外流的严苛法律，一想到这他就感到不寒而栗。
“接着，卢森堡政府和意大利政府举行了外交谈判。有段时间，欧洲上空阴云密布，麻烦随时可能发生。但是意大利政府态度坚决；说它对旅行推销员亨利·戴普里斯的命运或者甚至这人的生死存亡丝毫不感兴趣，可《伊卡洛斯之坠亡》——眼下是贝加摩市的财产——不能离开这个国家，在这点上意大利政府寸土不让。
“最后，这件事所引起的风波渐渐平息了，但可怜的戴普里斯这时已给折腾得疲惫不堪，性情变得孤独怪僻。可是几个月之后，他发现自己再次成为激烈争论风暴的中心。德国某艺术专家曾获贝加摩市允许，检查这幅名作。他断言这是赝品，很可能出自宾奇尼垂暮之年雇的一名弟子之手。意大利一家美术杂志的主编反驳了德国专家的论点，还愿证明这位德国专家的私生活根本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道德准则。整个意大利、整个德国都参加了辩论，不久，欧洲其他国家也卷入了这场争吵。西班牙国会群情激愤，哥本哈根大学给那位德国专家授赠了金质奖章（后来还派了个委员会实地调查他的证据），还有两名在巴黎的波兰中学生自杀，以表示他们对此事件的态度。
“在此期间，这个倒霉的人日子过得每况愈下，他堕入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行列，也就不足为奇了。至少有4次他作为危险的、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被押送到边境，但每次都作为《伊卡洛斯之坠亡》又被带回。后来有一天，在热那亚举行的一次无政府主义者会议上，他的一位同党在辩论最激烈的时候，在他的脊背上洒了一小瓶腐蚀性液体。当时他穿了件红衬衫，这幸而减轻了药的腐蚀力，但伊卡洛斯却给毁了，这时已难以辨认。洒药的人受到严厉斥责，因为他袭击了一位无政府主义同事；他还被判处7年监禁，因为他毁了一件国家艺术珍品的外观。一迄亨利·戴普里斯能够出院，他就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被逐出了边境。
“在巴黎比较僻静的街道上，特别在美术部附近，有时你会碰到一位精神抑郁、忧容满面的人。如果你跟他打招呼，他会用稍带卢森堡口音的法语向你答活。他怀有一种幻觉，‘米罗的维纳斯’失落的两只胳膊，他就是其中的一只；他还希望能说服法国政府把他给买下来。关于其他问题，我相信这个人还算是神志正常的。”
“那女人讲起艺术来尽是莫名其妙的行话，我真感到腻味，”克罗维斯对他的记者朋友说，“她老是喜欢讲某些画‘长在人身上’，仿佛这些画是种真菌似的。”
“这倒使我想起了，”记者说道，“亨利·戴普里斯的故事。我以前给你讲过这个故事吗？”
克罗维斯摇了摇头。
“亨利·戴普里斯是卢森堡大公国人氏。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当了旅行推销员。由于职业关系，经常出国。有次在意大利北部一座小城镇暂住时，从家信里得知，他可以分享一位已故远房亲戚的遗产。
“这笔遗产的数目不大，就是从亨利·戴普里斯不抱非分之想的观点来看也是如此，但却驱使他考虑享受某些似乎无害的奢侈。这尤其使他想赞助以安德烈斯·宾奇尼先生的文身刺针为代表的当地艺术。宾奇尼先生可算得上意大利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文身技艺大师，可那时他一贫如洗，因此便欣然同意以600法郎的金额，在他顾主的脊背上，上自锁肩胛骨下至腰部，用斑斓的色彩刺上《伊卡洛斯之坠亡》这幅画。这画的轮廓逐渐显现时，戴普里斯先生感到有点失望，因为他原以为伊卡洛斯是个要塞，在三十年战争期间被华伦斯坦将军所攻陷。可这幅作品最后完成时他感到极其满意，因为所有那些有幸目睹这画的人都交口称誉，认为这是宾奇尼的绝妙之作。
“这是宾奇尼一生中付出的最大心血，然而也是他付出的最后心血。这位杰出的艺人尚未拿到报酬，就溘然与世长辞了，埋在刻有华丽辞藻铭文的墓碑之下；不过，还有宾奇尼的未亡人，这600法郎得付给她。这么一来，亨利·戴普里斯，就是那位旅行推销员，从此也就厄运当头了。因为要支付这样那样的小笔开支，那遗产最后也就所剩无几；而且，当一笔急需偿还的酒帐及其他日常杂项帐款付清之后，给那位孤孀仅剩430法郎。这位夫人异常愤怒，但并不完全是因为——正像她喋喋不休地解释的那样——戴普里斯打算少给170法郎，更重要的是，戴普里斯有意贬低她已故丈夫这幅已有定评的杰作的价值。又过了一个星期，戴普里斯把他的出价减到405法郎。这件事如火上浇油，那寡妇气得火冒三丈。她勾销了这件艺术品的买卖。几天后，戴普里斯惊愕地获悉，宾奇尼夫人已把画捐赠给贝加摩市，当然贝加摩市深表谢意地接受了。戴普里斯极其小心翼翼地离开住地，当他因公务抵达罗马时，才真的感到如释重负。因为他希望，在罗马人们不会注意他和那幅名画有什么联系。
“但是，他背上还背着表现那位已逝去的人的天才的重负。有天他去洗蒸汽浴，刚步入水汽的走廊，浴室老板就立即匆匆忙忙地又给他穿上了衣服。这老板是意大利北方人，说未经贝加摩市许可，他断然拒绝公开展出名画《伊卡洛斯之坠亡》。知道这事的人越来越多，因此公众的兴趣及官方的警惕也有增无已，而戴普里斯呢，即使在最酷热难熬的下午，也不能在海水或河水里泡上片刻，除非穿上裹得严严实实的游泳衣，上面一直包到锁骨处。后来，贝加摩当局感到盐水可能会对这幅杰作有害，所以就下了个永久性的禁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这个已被折磨得够呛的旅行推销员下海洗浴。长话短叙吧，他商号的雇主在波尔多给他找到新的工作地区时，他感激得涕零之至。然而，他的欣慰在法意边界刹那间化为乌有。威风凛凛、戒备森严的官方武装部队排在那里，不准他出境；这使他记起了禁止意大利艺术品外流的严苛法律，一想到这他就感到不寒而栗。
“接着，卢森堡政府和意大利政府举行了外交谈判。有段时间，欧洲上空阴云密布，麻烦随时可能发生。但是意大利政府态度坚决；说它对旅行推销员亨利·戴普里斯的命运或者甚至这人的生死存亡丝毫不感兴趣，可《伊卡洛斯之坠亡》——眼下是贝加摩市的财产——不能离开这个国家，在这点上意大利政府寸土不让。
“最后，这件事所引起的风波渐渐平息了，但可怜的戴普里斯这时已给折腾得疲惫不堪，性情变得孤独怪僻。可是几个月之后，他发现自己再次成为激烈争论风暴的中心。德国某艺术专家曾获贝加摩市允许，检查这幅名作。他断言这是赝品，很可能出自宾奇尼垂暮之年雇的一名弟子之手。意大利一家美术杂志的主编反驳了德国专家的论点，还愿证明这位德国专家的私生活根本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道德准则。整个意大利、整个德国都参加了辩论，不久，欧洲其他国家也卷入了这场争吵。西班牙国会群情激愤，哥本哈根大学给那位德国专家授赠了金质奖章（后来还派了个委员会实地调查他的证据），还有两名在巴黎的波兰中学生自杀，以表示他们对此事件的态度。
“在此期间，这个倒霉的人日子过得每况愈下，他堕入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行列，也就不足为奇了。至少有4次他作为危险的、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被押送到边境，但每次都作为《伊卡洛斯之坠亡》又被带回。后来有一天，在热那亚举行的一次无政府主义者会议上，他的一位同党在辩论最激烈的时候，在他的脊背上洒了一小瓶腐蚀性液体。当时他穿了件红衬衫，这幸而减轻了药的腐蚀力，但伊卡洛斯却给毁了，这时已难以辨认。洒药的人受到严厉斥责，因为他袭击了一位无政府主义同事；他还被判处7年监禁，因为他毁了一件国家艺术珍品的外观。一迄亨利·戴普里斯能够出院，他就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被逐出了边境。
“在巴黎比较僻静的街道上，特别在美术部附近，有时你会碰到一位精神抑郁、忧容满面的人。如果你跟他打招呼，他会用稍带卢森堡口音的法语向你答活。他怀有一种幻觉，‘米罗的维纳斯’失落的两只胳膊，他就是其中的一只；他还希望能说服法国政府把他给买下来。关于其他问题，我相信这个人还算是神志正常的。”
五块面包
五块面包
有一个人，每天都在同一个时间上市场去，而且每次都是买五块面包。
一位朋友问道：
“我每天都碰到你，老见你拿着五块面包，你怎么不买四块或者六块呢?”
“我老婆和我吃一块，”这个人回答道，“拿的两块去放债，剩下的两块用来还债。”
“对不起，我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还不明白!换句话说，就是：我老婆和我吃一块，我给我的女儿们两块，还有两块是给我那两个老而不死的父母亲吃的。”
有一个人，每天都在同一个时间上市场去，而且每次都是买五块面包。
一位朋友问道：
“我每天都碰到你，老见你拿着五块面包，你怎么不买四块或者六块呢?”
“我老婆和我吃一块，”这个人回答道，“拿的两块去放债，剩下的两块用来还债。”
“对不起，我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还不明白!换句话说，就是：我老婆和我吃一块，我给我的女儿们两块，还有两块是给我那两个老而不死的父母亲吃的。”
不必摘下
不必摘下
国外某影院常有戴帽的女观众，坐其后者，极为反对，请经理通告禁止。经理说：“禁止欠妥，只有提倡戴帽尚可。”大家很失望。
这一天，在影院开演前，银幕上果然出现一则通告：“本院为了照顾衰老高龄的女客，允许她们照常戴帽，不必摘了。”
通告一出，所有女帽全部摘下，无一存者。
国外某影院常有戴帽的女观众，坐其后者，极为反对，请经理通告禁止。经理说：“禁止欠妥，只有提倡戴帽尚可。”大家很失望。
这一天，在影院开演前，银幕上果然出现一则通告：“本院为了照顾衰老高龄的女客，允许她们照常戴帽，不必摘了。”
通告一出，所有女帽全部摘下，无一存者。
酒桶里的第欧根尼
酒桶里的第欧根尼
一个时候，哲学家第欧根尼(?——公元前323年)常常在大白天也点着灯走路。每当人们诧异地问他时，便回答说：“我正在找人。”这是在讽刺当时社会上没有一个真正配得上“人”这一称呼的有德行的人。
亚历山大帝来到科林特市时拜记了这位哲学家，并且对他说：“你有什么希望都请讲，我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爬进了自己所住的酒桶、正在晒太阳的第欧根尼说：“只希望请你向那边让开，因为你遮住了我身上的阳光。”
亚历山大帝听了后说：“我若不是亚历山大的话，就想做第欧根尼。”
一个时候，哲学家第欧根尼(?——公元前323年)常常在大白天也点着灯走路。每当人们诧异地问他时，便回答说：“我正在找人。”这是在讽刺当时社会上没有一个真正配得上“人”这一称呼的有德行的人。
亚历山大帝来到科林特市时拜记了这位哲学家，并且对他说：“你有什么希望都请讲，我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爬进了自己所住的酒桶、正在晒太阳的第欧根尼说：“只希望请你向那边让开，因为你遮住了我身上的阳光。”
亚历山大帝听了后说：“我若不是亚历山大的话，就想做第欧根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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